问题

古代不是都城的大臣上朝带翻译不?

回答
关于古代不是都城的大臣上朝是否带翻译的问题,这需要分情况来看,并且古代社会的情况也相当复杂,并非一概而论。总体来说,如果大臣本身不具备相应的语言能力,或者需要交流的对象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那么“翻译”的形式是存在的,但其表现形式和意义可能与我们现代语境下的“翻译”有所不同。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详细分析:

1. 语言的普及和交流的普遍性:

同一种语言为主导: 在古代,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国家,官方语言通常是朝廷通行的语言。首都的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基本上都是熟练掌握这种官方语言的。他们从小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都是以官方语言为基础的。
地方官僚体系: 地方上的官员,如果他们是来自本地,或者在本地任职多年,并且与当地士绅阶层有密切联系,那么他们很可能也会熟练使用当地的方言。然而,在重要的朝廷事务上,必须使用官方语言进行沟通。
不同民族或地区: 如果大臣本身来自与都城语言体系不同的民族地区,或者朝廷需要处理涉及这些地区的事物,那么就可能出现语言不通的情况。

2. “翻译”的实际表现形式:

非正式的帮助:
同僚或下属的协助: 最常见的情况是,如果一位地方官员因不熟悉都城官话(例如,来自南方,而北方官话是朝廷主流),可能会有与他关系较好的、或者更有语言能力的上级、同僚、或者他的随从(幕僚)在私下里或在非正式场合为他提供语言上的帮助。这种帮助可能是临时的,例如在讨论具体问题时,旁边的人会解释或转达。
随身携带的“通事”或“译官”: 有些地方官员,特别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对外交流频繁的地区,可能会随身携带一些能够处理语言事务的人。这些人可能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更像是“通事官”、“译人”等,他们的职责是帮助官员处理不同语言的交流。他们可能更熟悉官话和地方方言的转换。

正式的翻译机制(相对较少,且不直接出现在“上朝”的正式场合):
专门的翻译机构: 在一些朝代,特别是汉唐宋明等时期,对于涉及少数民族、外国(如朝贡、使节往来)的事务,会有专门的“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管理典礼等)或者“四夷馆”等机构,里面有专门的译官。这些译官会参与到官方的文书翻译和口头翻译中。
朝堂上的特殊情况: 如果朝堂上需要接见来自不同语言区域的使节或宾客,那么专门的译官会在场,并在特定环节进行翻译。但这不是指普通大臣上朝时带“翻译”来听整个朝会。

3. 为什么普通大臣上朝不带“翻译”?

门槛和身份: 能够进入朝堂的大臣,其身份和能力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筛选。他们被认为是有能力、有资格参与国家治理的。如果一个大臣连朝廷通行的语言都不熟悉,他也很难进入到这个核心圈层。
效率和仪式感: 朝堂议事讲究效率和庄重。如果每个人都带着随从进行翻译,整个朝会会变得非常冗长和混乱,也失去了应有的威严。
信息传递的层级: 重要的信息和指令都是通过官方渠道层层下达的。地方官员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通常会通过更熟悉官话的官员(如主管的部院官员)来解释,而不是直接在朝堂上寻求翻译。

4. 具体朝代的例子和细节:

汉朝: 如果是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觐见皇帝,通常会由鸿胪寺的译官陪同并翻译。但汉朝本身也有“统一官话”的概念,地方官员进入中央为官,需要学习和适应。
唐朝: 唐朝对外交流频繁,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和人口。对于来自不同语言区域的官员,如果他们能进入中央任职,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朝廷的语言。但唐朝的长安是国际化大都市,也存在不同语言的使用者。
宋朝: 宋朝的官方语言(官话)发展相对成熟,考试制度也更加规范。大部分宋朝官员都能够流利使用官话。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随着官话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清朝,满汉语言交流是一个重要课题。但朝廷重臣、汉族官员通常都掌握官话。一些满族官员也需要学习汉语。在处理涉及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的事务时,会设立专门的翻译官或机构。例如,大学士在处理涉及民族事务的奏折时,可能会借助翻译。

总结来说:

古代不是都城的大臣上朝,如果该大臣本人不具备都城官方语言的能力,那么“翻译”的存在是可能的,但其形式更多是非正式的协助、随身携带的“通事”或“译人”。他们可能不是在朝堂上公开进行一对一的逐句翻译,而是在会前、会后进行解释,或者在会议间隙帮助理解。

而对于核心的中央官员,他们基本都被要求熟练掌握朝廷通用的官方语言。专门的翻译机构主要服务于对外交流、处理涉外事务,而不是为普通大臣的日常上朝提供服务。所以,与其说“带翻译”,不如说更多的是“语言上的辅助能力”或“能够处理不同语言的人员随行”。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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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古代的上朝误解太大了,以明代为例,除了明初朱元璋真在朝会上处理政务以外,宣德以后的朝会基本上是礼仪性质的,就是一出出君臣联袂主演的场面大戏,走过场而已。

哪些朝臣要奏事、奏几件事、奏什么事,都是已经安排好了的,处置措施早就定好了,皇帝怎么回答都是固定套路,甚至有时候皇帝说话声音很小,下面的官员都听不清楚,但这基本上没关系,到你了就跪下承旨就完事了,并不需要听懂。

这里可能就有人要说了,如果奏事的官员口音实在是太重,大家完全听不懂怎么办?

没关系!

实际上很多时候奏事并不需要官员本人来说,为了达到美观瞻的效果,经常是鸿胪寺和通政司的官员们代劳的,而对通政司、鸿胪寺这些官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语音标准、声音宏亮、吐字清晰,这样的人皇帝也喜欢。而声音微小,甚至有点不好听,这差使都干不长。

予同年吴江字从岷,为刑部主事,差还复命。鸿胪寺官语之曰:“声音要洪大,正选通政时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吴果努力高声,亦无音节,又横走下御街西。上为之解颜。时同僚杨郎中茂仁作一对句云:“高叫数声,惊动两班文武;横行几步,笑回万乘君王。”一时盛传资谑云。
通政司奏事春秋凡七起,盛寒暑则省其二。自今上即位,无日不视朝,供职颇难。时元公宇直为通政使,王公敞为左通政,姜公清、李公浩新选为参议,声音俱不甚称。时有谣云:“元哭王唱,姜辣李苦。”盖元重浊,王尖丽,姜则急燥,李则气短。亦切中去。

所以你也可以将这些代读的官员当做翻译吧,算是朝廷给配的官方翻译~

实际上这些朝会的参与人员非常多,即使是每天的早朝,出席人员也在数千之多,所以真处理政务基本就不会在朝会上。

要么是便殿召集几个核心大臣进行商议,要么有紧急军国大事要赶紧处理可以平台召对,而实际上更主要的是通过题本、奏本、揭帖等等奏疏公文来进行交流、处置政务的。

像明宪宗口吃,他根本就不想与大臣说话,虽然每天的早朝照上,但他只是坐在龙椅上和底下的官员们远远地隔开,他只简单地说几个“是”、“照例”,他主要是通过奏疏、诏敕等书面方式同官员进行交流。

也曾偶尔召集过几个大臣当面议事,但君臣相顾无言,彼此都很尴尬,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皇帝提的问题,官员一时之间也答不上,事后又后悔得要死,就和你们吵架一样,当时多半没发挥好事后悔之晚矣,还不如书面交流从容呢!

又比如嘉靖帝,二十年不上朝,但实际上他称得上事必躬亲,把权力抓得紧紧的,像徐阶都是事皆请上裁而不敢自专,主要就是通过奏疏,嘉靖帝还经常亲自手批呢,又或者小范围的召见,或者左右亲信作为中间沟通。

明代真实的上朝参考我这个回答:

2、有时候皇帝便殿召见重要大臣议事,而古代的官员来自五湖四海,当然也有各自的口音,像吴越闽粤等地的方音,皇帝肯定难得听懂,尤其是闽、粤一带,北方人应该是完全听不懂。

今天下音韵之谬者,除闽、粤不足较已。如吴语黄、王不辩,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
如京师人以步为布,以谢为卸,以郑为正,以道为到,皆谬也。河南人以河南为喝难,以妻弟为七帝。北直隶、山东人以屋为乌,以陆为路,以阁为杲,无入声韵。入声内以缉为妻,以叶为夜,以甲为贾,无合口字。山西人以同为屯,以聪为村,无东字韵。江西、湖广、四川人以情为秦,以性为信,无清字韵。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又如去字,山西人为库,山东人为趣,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去声,湖广人为处。此外如山西人以坐为剉,以青为妻;陕西人以盐为年,以咬为袅: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枪之类。如此者不能悉举,非聪明特达、常用心于韵书者,不能自拔于流俗也。

但古代是有所谓雅言、读书音、中原音韵的,读书人都要学习,尽管可能一开始在地方上学得并不好,尤其是岭南两广这些地方,他们学习的所谓雅言、读书音其实也是一言难尽。

不过从开始科举到考上进士入京,甚至之后做了官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没有机会见到皇帝进行当面交流,一般不存在方音难懂的问题。

等到他们熬出头,步入上层京官的高位,比如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等一二三品的中央高官,必然已经是在京年久,基本都是老头子了,都中口音已经练得炉火纯青,甚至把自己的乡音都忘了,和皇帝交流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比如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道:“......其人久居京师,对人不能吴音,在家庭亦作燕市语。

就是说这些江南吴越一带的官员久居京师,已经几乎不会“吴音”了,就是在家里也说“燕市语”(燕京话、北京话)。

现在也一样,在大城市久了,一直说普通话,回到家乡说方言都觉得有点别扭。

其实皇帝一般也喜欢那些声音宏亮、口音标准、说话好听的人,在选拔官员时,身材、外貌、声音都是重要的选拔标准,尤其是翰林院的官员,今后可能要成为帝王的讲读官,甚至成为内阁大臣,声音不好听,满口难懂的方言乡音,皇帝听着也不高兴啊!

你看天顺初从新进士中选拔翰林官,就要求“人物俊伟,语音正当”。

天顺初,德、秀等王当出阁,英庙谕李文达公慎选讲读官。文达以亲王四位,用官八员,翰林几去半矣。乃覆对翰林官少,请于新进士内选人物俊伟,语音正当学问优长者,授以检讨之职,分任讲读。

成化时,选择六科等近侍官时就专门选那种“体貌端厚,语言的确者”、“体貌丰伟、音吐正当者”,因为这些人常在皇帝跟前兼主奏对,要同皇帝说话的,而北方人在这方面就有很大优势了。

翰林编修张元祯尝建言,选六科给事中,不必拘体貌长大,惟当以器识远大,学问该博,文章优赡者充之。其言最当。徒以不拘体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盖六科系近侍官,兼主奏对,必选体貌端厚,语言的确者,以壮观班行,表仪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体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识学问文章,往往过人。盖出自精选,号为得人,如姚夔、叶盛、林聪、尹旼、张宁辈是已。以后则专以体貌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计,所谓出题考选,亦不过虚应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时典选者相继多北人,大率专主体貌,则其类得以并进。况学识兼备者,必思举其职,而屡有纠弹,不若安静简默者之易制也。盐山王忠肃公素有重望,亦进一二乡里之劣者,则其余不足责矣。使为吏部者,以公天下为心,不阴厚乡里。遇缺,选其体貌丰伟、音吐正当者五倍其数,试其奏议弹文数篇,若场屋时文,则不以试。每五六人中,择其优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当然,有时候长得难看,身材矮小,但就是声音宏亮、语音标准正当,也能被皇帝看中:

张学士元祯,南昌人,为日讲官。上命设低几,就而听之。盖张短小不及四尺,且貌寝,然声音朗彻,闻者竦然,上亦起敬,故设此几以便之。张自七岁能属文,称为奇童。尝请上读《太极圆》、《西铭》诸书。上亟索之,内阁以圆本进。上览而叹之曰:“天生斯人以开朕也。”可谓不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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