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何总是主和，若担心北洋水师受损而避战，那建立水师的初衷又是什么？只是用来巩固李鸿章的位置吗？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前，表现出的“主和”姿态确实是史学界一个反复讨论的话题。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以及他对国家命运的考量。
“主和”姿态的背后：时代巨变与现实考量
首先，不能简单地将李鸿章的“主和”解读为软弱或怯战。他的“主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审慎，是对国家力量与外部挑战之间悬殊差距的清醒认知。
1. 对中国国力的深刻认识： 相较于西方列强，晚清在军事、工业、经济、科技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李鸿章虽然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他深知，即便倾尽全国之力，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与如日中天的日本或老牌的西方强国抗衡。他多次在奏折中表达过对中国军事实力的不足的担忧，认为“中国之兵，非西人之敌”并非虚言。
2. 避免全面战争的策略： 李鸿章深知，一旦与强大的邻国或西方列强爆发全面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他所能做的，是尽力将冲突控制在局部，避免国家卷入更大的危机。这是一种“以和为贵”的实用主义策略，目标是将损失降到最低，为国家争取喘息和发展的空间。
3. 政治上的顾虑： 虽然李鸿章权倾朝野，但他始终要面对来自朝廷内部的政治掣肘，特别是守旧派的反对。一旦对外开战失利，他不仅将面临军事上的失败，更可能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甚至牵连整个洋务派。因此，谨慎行事，避免成为“亡国之臣”，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考量。
4. “以拖待变”的期望： 李鸿章的“主和”有时也包含着一种“以拖待变”的策略。他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合作，一方面缓和与列强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列强的矛盾来为中国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他可能期望在中国完成自强运动、海军力量有所增强后再与对手正面较量，而非仓促应战。
建立北洋水师的初衷：自强、海防与巩固地位的结合
如果说李鸿章总是主和，那么建立北洋水师的初衷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复杂，并非单一的动机所能概括。
1. 应对海防的迫切需求： 晚清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正是来自海上的西方列强。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及后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清晰地表明，没有强大的海军，国家就无法保障海疆安全，更遑论维护国家主权。李鸿章是较早认识到海军重要性的大臣之一。他曾说过：“今日之中国，实有海禁之说，然仅陆战，海战不能，则陆战亦不能久矣。”建立强大的海军，是他“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抵御外侮、保卫海疆的必要手段。
2. 洋务运动的核心支柱： 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自强”和“求富”。而发展海军，是“自强”战略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强大的海军不仅能抵御外来侵略，还能保护中国在海外的利益（如当时中国航运的海外贸易），促进国内的交通运输。北洋水师的建立，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现代化的一支军事力量，也是洋务派在军事领域取得的最显著成就。
3. 争夺国际话语权与维护国家利益： 拥有强大的海军，意味着中国在与列强的谈判中拥有更大的底气。虽然李鸿章并不奢望能与列强平等对话，但他希望至少能通过军事实力，在某些问题上争取到有利的条件，避免被动挨打。海军的存在，也是国家力量的一种象征，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4. 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与影响力： 这一点虽然不是建立海军的唯一初衷，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所主导的军事改革，尤其是北洋水师的建设，是其政治资本和声望的重要来源。一支强大的、由他一手打造的海军，能够进一步巩固他在清廷中的地位，增强他对朝廷决策的影响力。他通过成功举办军事工业和海军建设，向慈禧太后和朝廷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避战”与“海军初衷”的矛盾：并非绝对，而是动态平衡
那么，如果李鸿章担心北洋水师受损而避战，这与他建立水师的初衷是否矛盾？
我认为，这并非简单的矛盾，而是一种战略上的权衡和现实的无奈。
“主和”是策略，而非放弃军事： 李鸿章的“主和”是一种对外策略，他的目标是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军事准备。建立和发展北洋水师，正是他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所做的准备。这就像一个家庭，在努力与邻居搞好关系的同时，也会购买防盗门窗，以防万一。
“避战”是针对特定时机和对手： 在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判断与日本的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他没有十足把握的胜仗。他清楚北洋水师虽然规模可观，但整体作战能力、训练水平、后勤保障以及火炮的性能，与日本海军相比，可能已经落后。他担心的是，一旦开战，水师可能迅速覆灭，这不仅丧失了海防力量，也打击了国家士气。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避免在不利的时机与不利的对手开战。
“初衷”是长远目标，而“主和”是短期应对： 建立水师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安全和强大。而“主和”则是面对当前复杂局势，为了实现这个长远目标而采取的短期策略。他可能认为，在一个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消耗掉这支精心打造的海军，反而会彻底断绝中国未来重振海防的希望。
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悲剧的根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李鸿章的“主和”和“避战”策略，在面对日本穷追不舍的挑衅时，最终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更令人扼腕的是，在他看来“不能战”的局面下，北洋水师最终还是被投入了战场，并且以惨败告终。
从这个角度看，李鸿章的“主和”和对海军的“爱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加剧了最终的悲剧。如果他更坚决地主张提前做好准备，或者在战争爆发前采取更积极主动的策略，历史的走向或许会有所不同。但这已经是后人的评判，对于身处那个时代、肩负重任的李鸿章来说，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充满了艰难的权衡。
总而言之，李鸿章的“主和”并非简单的怯懦，而是复杂的时代背景、国家实力、政治环境以及个人经历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建立北洋水师，是他“自强”理念的重要实践，是应对海防危机的必要举措，同时也夹杂着巩固自身地位的考量。他“避战”的策略，是在国家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对战争风险的一种审慎评估，尽管最终未能完全避免战争的爆发，也未能挽救北洋水师的覆灭，但理解他行为背后的逻辑，对于我们认识晚清社会的复杂性至关重要。
“主和”姿态的背后：时代巨变与现实考量
首先，不能简单地将李鸿章的“主和”解读为软弱或怯战。他的“主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审慎，是对国家力量与外部挑战之间悬殊差距的清醒认知。
1. 对中国国力的深刻认识： 相较于西方列强，晚清在军事、工业、经济、科技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李鸿章虽然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他深知，即便倾尽全国之力，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与如日中天的日本或老牌的西方强国抗衡。他多次在奏折中表达过对中国军事实力的不足的担忧，认为“中国之兵，非西人之敌”并非虚言。
2. 避免全面战争的策略： 李鸿章深知，一旦与强大的邻国或西方列强爆发全面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他所能做的，是尽力将冲突控制在局部，避免国家卷入更大的危机。这是一种“以和为贵”的实用主义策略，目标是将损失降到最低，为国家争取喘息和发展的空间。
3. 政治上的顾虑： 虽然李鸿章权倾朝野，但他始终要面对来自朝廷内部的政治掣肘，特别是守旧派的反对。一旦对外开战失利，他不仅将面临军事上的失败，更可能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甚至牵连整个洋务派。因此，谨慎行事，避免成为“亡国之臣”，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考量。
4. “以拖待变”的期望： 李鸿章的“主和”有时也包含着一种“以拖待变”的策略。他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合作，一方面缓和与列强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列强的矛盾来为中国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他可能期望在中国完成自强运动、海军力量有所增强后再与对手正面较量，而非仓促应战。
建立北洋水师的初衷：自强、海防与巩固地位的结合
如果说李鸿章总是主和，那么建立北洋水师的初衷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复杂，并非单一的动机所能概括。
1. 应对海防的迫切需求： 晚清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正是来自海上的西方列强。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及后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清晰地表明，没有强大的海军，国家就无法保障海疆安全，更遑论维护国家主权。李鸿章是较早认识到海军重要性的大臣之一。他曾说过：“今日之中国，实有海禁之说，然仅陆战，海战不能，则陆战亦不能久矣。”建立强大的海军，是他“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抵御外侮、保卫海疆的必要手段。
2. 洋务运动的核心支柱： 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自强”和“求富”。而发展海军，是“自强”战略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强大的海军不仅能抵御外来侵略，还能保护中国在海外的利益（如当时中国航运的海外贸易），促进国内的交通运输。北洋水师的建立，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现代化的一支军事力量，也是洋务派在军事领域取得的最显著成就。
3. 争夺国际话语权与维护国家利益： 拥有强大的海军，意味着中国在与列强的谈判中拥有更大的底气。虽然李鸿章并不奢望能与列强平等对话，但他希望至少能通过军事实力，在某些问题上争取到有利的条件，避免被动挨打。海军的存在，也是国家力量的一种象征，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4. 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与影响力： 这一点虽然不是建立海军的唯一初衷，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所主导的军事改革，尤其是北洋水师的建设，是其政治资本和声望的重要来源。一支强大的、由他一手打造的海军，能够进一步巩固他在清廷中的地位，增强他对朝廷决策的影响力。他通过成功举办军事工业和海军建设，向慈禧太后和朝廷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避战”与“海军初衷”的矛盾：并非绝对，而是动态平衡
那么，如果李鸿章担心北洋水师受损而避战，这与他建立水师的初衷是否矛盾？
我认为，这并非简单的矛盾，而是一种战略上的权衡和现实的无奈。
“主和”是策略，而非放弃军事： 李鸿章的“主和”是一种对外策略，他的目标是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军事准备。建立和发展北洋水师，正是他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所做的准备。这就像一个家庭，在努力与邻居搞好关系的同时，也会购买防盗门窗，以防万一。
“避战”是针对特定时机和对手： 在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判断与日本的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他没有十足把握的胜仗。他清楚北洋水师虽然规模可观，但整体作战能力、训练水平、后勤保障以及火炮的性能，与日本海军相比，可能已经落后。他担心的是，一旦开战，水师可能迅速覆灭，这不仅丧失了海防力量，也打击了国家士气。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避免在不利的时机与不利的对手开战。
“初衷”是长远目标，而“主和”是短期应对： 建立水师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期安全和强大。而“主和”则是面对当前复杂局势，为了实现这个长远目标而采取的短期策略。他可能认为，在一个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消耗掉这支精心打造的海军，反而会彻底断绝中国未来重振海防的希望。
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悲剧的根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李鸿章的“主和”和“避战”策略，在面对日本穷追不舍的挑衅时，最终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更令人扼腕的是，在他看来“不能战”的局面下，北洋水师最终还是被投入了战场，并且以惨败告终。
从这个角度看，李鸿章的“主和”和对海军的“爱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加剧了最终的悲剧。如果他更坚决地主张提前做好准备，或者在战争爆发前采取更积极主动的策略，历史的走向或许会有所不同。但这已经是后人的评判，对于身处那个时代、肩负重任的李鸿章来说，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充满了艰难的权衡。
总而言之，李鸿章的“主和”并非简单的怯懦，而是复杂的时代背景、国家实力、政治环境以及个人经历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建立北洋水师，是他“自强”理念的重要实践，是应对海防危机的必要举措，同时也夹杂着巩固自身地位的考量。他“避战”的策略，是在国家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对战争风险的一种审慎评估，尽管最终未能完全避免战争的爆发，也未能挽救北洋水师的覆灭，但理解他行为背后的逻辑，对于我们认识晚清社会的复杂性至关重要。
网友意见
这东西就和国民党军队那样，友军有难，自己不动如山一样。
本身就是，军阀类通病。
他的地位是靠自己军队获得的，军队完了，他也完了，政府又不可能给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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