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北伐为什么不成功？为什么南宋时期老百姓不支持北伐？
南宋北伐的失败和民众不支持，是那个时代复杂历史因素交织的结果，绝非简单的几个原因可以概括。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视角拉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以及民众心理等多个层面去剖析。
南宋北伐屡屡失败，背后有多重深层原因：
1. 战略指导思想的摇摆与失误：
“偏安”心态作祟： 南宋政权建立在失去半壁江山的基础上，朝廷内部长期存在着“重文抑武”、“保守求安”的思潮。尽管有积极北伐的声音，但主导力量往往是那些“宁可南朝天子，不愿北朝百姓”的保守派。这种心态使得北伐的决心和力度大打折扣，一旦遭遇挫折，就容易回归保守，缺乏持续的战略定力。
战和不定，缺乏长远规划： 南宋的对金（及后来对蒙古）政策，经常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战争的目的是收复失地，但往往因为害怕全盘皆输，或者被金国的军事压力所慑，过早地寻求议和。这种“打打停停”的策略，既消耗了自身实力，也给了敌人喘息和反击的机会，使得北伐难以形成决定性的胜利。
战术上的局限性： 尽管南宋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将领，但整体战略部署往往不够清晰，缺乏一整套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有时侧重于局部进攻，未能形成大规模、协同作战的战略攻势；有时又因为粮草、兵力调动等问题，导致攻势雷声大雨点小。例如，绍兴年间的几次北伐，虽然有岳飞等将领的赫赫战功，但整体战略上的配合不足，以及最终被宋高宗等君臣扼杀，都直接导致了失败。
2. 军事力量的先天不足与改革的迟滞：
兵源与军事素质问题： 相较于北宋，南宋的兵源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军队数量可观，但军事训练、装备以及士气都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军队是由临时征发的民夫组成，战斗力不强，且难以长期维持。此外，“重文抑武”也导致武将地位不高，难以吸引和培养真正精通兵法战术的将领。
禁军制度的弊端： 南宋的禁军虽然数量庞大，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冗兵”问题，即兵额虚高，实际战斗力却不高。同时，禁军的训练也存在教条化、脱离实战的情况。虽然有“兵将分离”的制度设计，意在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但也削弱了将领对部队的指挥权威和部队的整体凝聚力。
缺乏骑兵优势： 南宋地处南方，缺乏北方那样辽阔的草原和优质的马匹，骑兵力量相对薄弱。而金国和蒙古都以强大的骑兵著称，这使得南宋在野战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也曾尝试发展骑兵，但效果有限。
装备与技术上的差距： 虽然南宋在某些方面（如火药武器）有发展，但整体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并未能形成压倒性优势。在面对擅长机动和野战的敌人时，这种差距尤为明显。
3. 经济与财政的压力：
维持庞大军队的财政负担： 南宋拥有庞大的军队，尽管战斗力参差不齐，但养兵的开销是巨大的。这给本已不宽裕的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北伐一旦失利，不仅消耗了军费，还可能导致税收减少，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
经济基础的限制： 南宋虽然经济重心南移，商业发达，但其农业基础相较于北方而言，在提供大规模兵源和粮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长期的战乱和对金国的割地赔款，也进一步削弱了其经济实力。
军费与民生之间的矛盾： 当北伐需要投入大量军费时，往往会挤压民生的投入，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4. 内部政治腐败与权力斗争的牵制：
君主意志的动摇： 南宋历代君主中，既有支持北伐的皇帝（如宋孝宗），也有对北伐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的皇帝（如宋高宗）。君主的态度对北伐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宋高宗出于自身统治的稳定和对金国的恐惧，多次扼杀了北伐的良机。
朝臣的党争与利益集团： 朝廷内部存在着主战派和主和派的长期对立，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这些政治内耗严重削弱了国家应对外敌的统一性和效率。主战派的努力常常被主和派的阻挠所抵消，甚至被构陷。岳飞的悲剧就是这种内部政治斗争的典型体现。
权力结构的设计： 南宋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对武将的压制，虽然是为了防止军阀割据，但也导致了军事将领缺乏足够的权力和自主性，难以充分发挥其才能。
南宋时期老百姓不支持北伐的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且与上述的失败原因相互关联：
1. 北伐失败带来的心理阴影和对战争的恐惧：
“靖康之耻”的创伤： 自靖康之耻以来，北方的百姓经历了金国的残酷统治，这种痛苦的记忆深刻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尽管南宋政权在南方重建，但北伐的失败意味着这种痛苦的延续，甚至可能带来新的战乱。
战争对民生的摧残： 任何战争都意味着生灵涂炭，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南宋时期，虽然相对和平稳定，但小规模的冲突和战争的阴影从未消失。百姓们渴望的是安宁的生活，而非无休止的战争。每次北伐失败，都可能意味着边境地区的战乱加剧，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
屡战屡败，希望渺茫： 长期以来，北伐虽然有过一些胜利，但总体而言未能收复失地，反而常常遭遇惨败。这种“屡战屡败”的经历，消磨了民众对北伐成功的信心，使得他们认为北伐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种徒劳的消耗。
2. 对自身生存和利益的优先考量：
“安稳度日”的心态： 相较于遥远的北方土地，南方百姓更关心的是眼前的生计和家庭的安宁。如果北伐需要加重赋税，征发更多青壮年入伍，无疑会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在保障基本生存的前提下，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冒险进行一场胜算渺茫的北伐。
“苟安”思想的蔓延： 经过几十年的相对稳定生活，一部分民众也滋生了“苟且偷安”的思想。他们认为，既然金国和蒙古暂时未能南侵，或者说威胁不大，又何必去招惹他们，承担战争的风险呢？
对战争后期民生状况的担忧： 即使北伐初期取得胜利，后续的维持、治理以及可能爆发的反扑，都会给百姓带来新的负担。他们可能担心，即使收复了北方，也无法在短期内恢复生产，反而可能成为新的负担。
3. 朝廷政策和宣传的不足与失误：
未能有效凝聚民心： 南宋朝廷在动员民众支持北伐方面，宣传力度和策略可能存在不足。未能充分向民众阐述北伐的正义性、必要性以及可能的成果，也未能给予民众足够的信心和激励。
政府的公信力： 腐败、党争以及对将领的不公待遇，都可能损害朝廷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如果民众认为朝廷的决策并非出于公心，或者存在弊端，自然难以真心支持其政策。
“重文抑武”的副作用： 长期以来，对武将的打压和对文官的优待，使得民众对军事行动本身就存在一种距离感，甚至可能认为武人是粗鄙的，不值得支持。
4. 敌人的强大以及地理环境的限制：
金国和蒙古的强大军事实力： 无论是早期的金国，还是后来的蒙古帝国，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作战经验。他们并非易于征服的对象。面对这样的敌人，北伐的难度可想而知，普通百姓也能看到其中的风险。
地理条件的限制： 南宋的地理环境虽然易守难攻，但也限制了其主动进攻的能力。尤其是北方的广阔平原和险峻山川，对南宋的步兵和骑兵都构成了挑战。百姓们深知这些困难，对北伐的成功率自然存疑。
总结来说，南宋北伐的失败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民心等多个层面的共同作用。而老百姓不支持北伐，并非因为他们不爱国，而是基于对战争残酷性的切身体验、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考量、对政府公信力的疑虑，以及对北伐成功率的现实判断。
南宋王朝的命运，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民心向背”的生动写照。当统治者无法通过有效的政策和行动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时，即使是声势浩大的北伐，也难免会显得孤军奋战，最终走向失败。
南宋北伐屡屡失败，背后有多重深层原因：
1. 战略指导思想的摇摆与失误：
“偏安”心态作祟： 南宋政权建立在失去半壁江山的基础上，朝廷内部长期存在着“重文抑武”、“保守求安”的思潮。尽管有积极北伐的声音，但主导力量往往是那些“宁可南朝天子，不愿北朝百姓”的保守派。这种心态使得北伐的决心和力度大打折扣，一旦遭遇挫折，就容易回归保守，缺乏持续的战略定力。
战和不定，缺乏长远规划： 南宋的对金（及后来对蒙古）政策，经常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战争的目的是收复失地，但往往因为害怕全盘皆输，或者被金国的军事压力所慑，过早地寻求议和。这种“打打停停”的策略，既消耗了自身实力，也给了敌人喘息和反击的机会，使得北伐难以形成决定性的胜利。
战术上的局限性： 尽管南宋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将领，但整体战略部署往往不够清晰，缺乏一整套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有时侧重于局部进攻，未能形成大规模、协同作战的战略攻势；有时又因为粮草、兵力调动等问题，导致攻势雷声大雨点小。例如，绍兴年间的几次北伐，虽然有岳飞等将领的赫赫战功，但整体战略上的配合不足，以及最终被宋高宗等君臣扼杀，都直接导致了失败。
2. 军事力量的先天不足与改革的迟滞：
兵源与军事素质问题： 相较于北宋，南宋的兵源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军队数量可观，但军事训练、装备以及士气都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军队是由临时征发的民夫组成，战斗力不强，且难以长期维持。此外，“重文抑武”也导致武将地位不高，难以吸引和培养真正精通兵法战术的将领。
禁军制度的弊端： 南宋的禁军虽然数量庞大，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冗兵”问题，即兵额虚高，实际战斗力却不高。同时，禁军的训练也存在教条化、脱离实战的情况。虽然有“兵将分离”的制度设计，意在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但也削弱了将领对部队的指挥权威和部队的整体凝聚力。
缺乏骑兵优势： 南宋地处南方，缺乏北方那样辽阔的草原和优质的马匹，骑兵力量相对薄弱。而金国和蒙古都以强大的骑兵著称，这使得南宋在野战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也曾尝试发展骑兵，但效果有限。
装备与技术上的差距： 虽然南宋在某些方面（如火药武器）有发展，但整体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并未能形成压倒性优势。在面对擅长机动和野战的敌人时，这种差距尤为明显。
3. 经济与财政的压力：
维持庞大军队的财政负担： 南宋拥有庞大的军队，尽管战斗力参差不齐，但养兵的开销是巨大的。这给本已不宽裕的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北伐一旦失利，不仅消耗了军费，还可能导致税收减少，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
经济基础的限制： 南宋虽然经济重心南移，商业发达，但其农业基础相较于北方而言，在提供大规模兵源和粮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长期的战乱和对金国的割地赔款，也进一步削弱了其经济实力。
军费与民生之间的矛盾： 当北伐需要投入大量军费时，往往会挤压民生的投入，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民众的不满。
4. 内部政治腐败与权力斗争的牵制：
君主意志的动摇： 南宋历代君主中，既有支持北伐的皇帝（如宋孝宗），也有对北伐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的皇帝（如宋高宗）。君主的态度对北伐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宋高宗出于自身统治的稳定和对金国的恐惧，多次扼杀了北伐的良机。
朝臣的党争与利益集团： 朝廷内部存在着主战派和主和派的长期对立，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这些政治内耗严重削弱了国家应对外敌的统一性和效率。主战派的努力常常被主和派的阻挠所抵消，甚至被构陷。岳飞的悲剧就是这种内部政治斗争的典型体现。
权力结构的设计： 南宋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对武将的压制，虽然是为了防止军阀割据，但也导致了军事将领缺乏足够的权力和自主性，难以充分发挥其才能。
南宋时期老百姓不支持北伐的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且与上述的失败原因相互关联：
1. 北伐失败带来的心理阴影和对战争的恐惧：
“靖康之耻”的创伤： 自靖康之耻以来，北方的百姓经历了金国的残酷统治，这种痛苦的记忆深刻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尽管南宋政权在南方重建，但北伐的失败意味着这种痛苦的延续，甚至可能带来新的战乱。
战争对民生的摧残： 任何战争都意味着生灵涂炭，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南宋时期，虽然相对和平稳定，但小规模的冲突和战争的阴影从未消失。百姓们渴望的是安宁的生活，而非无休止的战争。每次北伐失败，都可能意味着边境地区的战乱加剧，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
屡战屡败，希望渺茫： 长期以来，北伐虽然有过一些胜利，但总体而言未能收复失地，反而常常遭遇惨败。这种“屡战屡败”的经历，消磨了民众对北伐成功的信心，使得他们认为北伐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种徒劳的消耗。
2. 对自身生存和利益的优先考量：
“安稳度日”的心态： 相较于遥远的北方土地，南方百姓更关心的是眼前的生计和家庭的安宁。如果北伐需要加重赋税，征发更多青壮年入伍，无疑会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在保障基本生存的前提下，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冒险进行一场胜算渺茫的北伐。
“苟安”思想的蔓延： 经过几十年的相对稳定生活，一部分民众也滋生了“苟且偷安”的思想。他们认为，既然金国和蒙古暂时未能南侵，或者说威胁不大，又何必去招惹他们，承担战争的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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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抑武”的副作用： 长期以来，对武将的打压和对文官的优待，使得民众对军事行动本身就存在一种距离感，甚至可能认为武人是粗鄙的，不值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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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和蒙古的强大军事实力： 无论是早期的金国，还是后来的蒙古帝国，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作战经验。他们并非易于征服的对象。面对这样的敌人，北伐的难度可想而知，普通百姓也能看到其中的风险。
地理条件的限制： 南宋的地理环境虽然易守难攻，但也限制了其主动进攻的能力。尤其是北方的广阔平原和险峻山川，对南宋的步兵和骑兵都构成了挑战。百姓们深知这些困难，对北伐的成功率自然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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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意见
就问一点，北伐对东南士绅有何利益啊？
北伐，对南宋的将领，文官乃至皇帝都是有利益的，北伐成功之后，加官进爵，名声大进，地位稳固，自然用说了，什么管仲诸葛，韩白卫霍，都得往后挪地方；
但是，北伐对于东南士绅而言，无论成败，都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早年南宋是一个侨居政权，从皇帝到文武百官都是从北方迁居过来的，南方人在赵宋政权中所占比例甚小。这种情况下，就算北伐成功，受益的也是北方来的贵族和将领。
但是，北伐中原，需不需要钱粮物资啊；
北伐中原，需不需要民夫力役啊；
北伐成功之后，要不要重建北方的经济秩序啊！
北伐成功之后，要不要重建宫殿，迁都开封啊！
这些用人用钱的事情，是不是全得着落在南方士绅头上。
百害而无利的事情，为什么要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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