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申国君侯联合犬戎攻灭周幽王，算不算华奸行为？

西周末年，申国君侯联合犬戎攻灭周幽王，这件事在历史上是一桩影响深远的事件，牵扯到周朝的灭亡和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结束。至于这是否算“汉奸行为”，我们需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申侯的动机以及“汉奸”这个概念的适用性来审视。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当时的政治格局。西周王朝虽然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到了周幽王时期，王室的权威已经大不如前。诸侯国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周王室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周幽王本人，除了宠爱褒姒、烽火戏诸侯这样的荒唐事迹外，也存在一些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与朝中大臣和诸侯国的关系紧张。

申国，作为西周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其君主申侯在周朝的政治体系中拥有一定的地位。申侯之所以联合犬戎，主要原因也得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申侯联合犬戎的直接诱因——申侯与周幽王的矛盾激化：

历史上记载，周幽王废黜了正妻申后，转而宠爱褒姒，并意图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申后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因此被视为申后的娘家。申侯的女儿被废，这无疑是对申侯和申国的一种羞辱，更是对申国政治地位的严重打击。

更进一步说，周幽王废后立子的行为，打破了周朝原有的继承制度和礼仪规范。这种行为不仅让申侯感到愤怒和不满，也可能触动了其他维护周朝传统秩序的诸侯国的利益和担忧。

申侯联合犬戎的策略考量（即便事后被视为错误）：

在那个诸侯争霸、实力说话的时代，申侯可能认为，仅凭申国一己之力很难对抗周幽王，更别说改变废后立子的决定。犬戎是当时周朝边境的强大游牧民族，虽然在传统观念中是“蛮夷”，但其军事实力不容忽视。申侯选择与犬戎联合，很可能是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试图借助犬戎的力量来推翻周幽王，甚至是以此来重新确立申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汉奸”概念的适用性问题：

“汉奸”这个词，在现代语境下，通常指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为敌国服务、出卖本国利益的人。它带有强烈的道德谴责和民族认同的含义。

将“汉奸”这个概念套用到西周时期，是存在时代错位的。

1. 民族认同的模糊性：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国家、民族的认同与现代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诸侯国之间更像是独立的政治实体，虽然都属于“周天子”的统治之下，但各自的利益和忠诚度是复杂的。犬戎在当时被视为异族，但申侯与犬戎的联合，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策略联盟，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出卖国家”。
2. “国家”概念的差异：当时所说的“国家”，指的是周朝这个政权，以及其统治下的各诸侯国。申侯对抗的是周幽王这个“统治者”，而不是整个“周朝”。他或许是想通过推翻周幽王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重新分配权力，甚至是为了维护他女儿的地位和申国的利益。
3. 动机的复杂性：申侯的动机并非全然是为了“出卖”周朝，而是源于个人和家族的恩怨、政治上的失意以及对权力格局的重新塑造。他的行为，虽然直接导致了周朝的动荡和最终的灭亡，但其出发点更像是维护自身利益和家族荣耀，而非主动投靠敌对势力以灭亡自己的“国家”。

后世的评价与历史的影响：

无论申侯的动机如何，他联合犬戎的行为，确实是导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事件开启了春秋时代的序幕，周王室的权力进一步衰落，诸侯国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从结果来看，申侯的行为是“引狼入室”，给整个周朝带来了灾难。

然而，历史评价不应简单地标签化。从“汉奸”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来看，直接将申侯的行为定义为“汉奸”是不准确的。更准确地说，他的行为是一种政治上的背叛、军事上的不忠，是对周王室权威的挑战，是对周朝统治秩序的破坏。他以牺牲周朝的统一和稳定为代价，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总结：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汉奸”这个现代词汇来衡量西周申侯的行为。如果一定要类比，他的行为更像是在一个内部权力斗争中，引入了外部的强大力量，从而加速了旧政权的崩溃。虽然这在道义上和政治后果上都极不可取，甚至可以用“罪人”来形容，但用“汉奸”来定性，则忽略了历史背景的差异和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复杂性。

申侯的这次行动，与其说是“汉奸”，不如说是一个诸侯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后，采取了极端且具有破坏性的策略，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他是一个具有历史争议的人物，其行为的性质，需要放在当时那个混乱而又充满变革的时代去理解。

网友意见

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回答的题目了。

首先我们要再次强调：

犬戎不是游牧民族！犬戎不是游牧民族！犬戎不是游牧民族！

实际上，在当前的考古发掘中可以明确看到，在中国春秋晚期的历史阶段之前，中国西北、长城中段和东北三大草原区域并不存在典型的、以游牧为基本生存方式的考古学族群。尽管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北方居民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中牧野的比重提高，流动性增加，但是该时期北方居民并没有表现出以游牧化替代半定居生活方式的迹象。

虽然在早期的现代历史研究中，有不少学者轻率地认为游牧生活长期存在于中国北方，甚至比农耕社会的存在时间更长，但是目前这种观点目前已被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

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在其不朽著作《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中，就明确指出：

草原游牧经济虽然也是这种高度专门化的结果，但不像是直接从原有的混合经济中产生出来的。他很可能是比农业更晚的专门化形式。其晚出的原因大概是：人类要先学会驯化牲畜。在人类能够依赖放牧牲畜在广大的草原上生活以前，必须先知道如何管理牲畜，而在知道这种管理牲畜的技术之前，又必须依赖其他方法生活……
……而游牧经济多半起源于森林狩猎社会，或起源于部分专门化的以农业为主的中间社会。^[1]

在当代考古学的验证下，拉铁摩尔的猜想被逐渐证实。

我们先简单科普一下目前考古学界对考古遗迹是否游牧化的判断标准：

1.居址消失。游牧生活要求游牧民长期流动，无法定居于固定居址建筑中，短期生活的“落脚处”在建设规模、建设方式和生活遗迹厚度上明显和定居、半定居人群有所区别；
2.农业生业方式消失，具体表现为遗迹中人工种植的谷物消失或极少，农耕工具如锄、铲、耒、镰、石斧消失；
3.牲畜结构变化，具体表现为殉葬牲畜中猪消失，代之以马和羊。古典时期常见的马拉战车减少，代之以发达的骑马文化；
4.大型陶器、青铜礼器等不易移动的人造用品消失；
5.动物、武士等草原装饰母题出现。

在当前的考古发现中，主流认为：

中国北方地区最早形成游牧业的当属长城地带的西段地区，形成时间约为春秋中、晚期即公元前7世纪前后。早于这一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尽管拥有发达的马具，甚至有骑马围猎的图像，表明骑马已经很兴盛，畜牧狩猎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该文化的代表者并未从事游牧经济，因为赤峰夏家店、蜘蛛山及宁城南山根等遗址均发现房址和窖穴，出土了大量猪、鸡等家畜、家禽的遗骨。充分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从事一定的农业生产。^[2]

那么，历史上记载的犬戎是什么样呢？

在金文中，我们可以获得较为直接的证据，表明犬戎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发达。

在1980年陕西出土的多友鼎铭文中，记载了厉王世王朝卿士武公命令其手下武士多友与玁狁（即后世之犬戎）搏斗的内容，其中有：

多友右折首、执讯廿又三人，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

在此段铭文中提到，多友俘获“戎车”117乘，这说明犬戎的主要作战方式和当时的西周列国相同，在战争中大量使用马拉战车。进一步推断可知，大规模的战车使用需要较高的社会组织度和冶金技术，犬戎应存在较为强大的政治实体，拥有使用大量战车的实力。

这样的记载还出现在四十二年逨鼎铭文：

汝失长父以追，搏戎，乃即宕伐于弓谷，汝执讯，获馘，俘器、车马

这些玁狁是从何处来的呢？在多友鼎的铭文中将玁狁的入侵通道指向位于关中盆地以北的鄂尔多斯地区，犬戎正是通过今天的宁夏固原通过平凉地区进入关中平原的：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西周时期，位于今天鄂尔多斯地区的居民考古学面貌是什么样的？

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展开说一下，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将时间线拉到更早的夏商时期，梳理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化。

二里头文化至早商前，鄂尔多斯地区普遍分布着以石峁、朱开沟等遗址为代表的朱开沟甲类遗存，此类遗存可能由龙山晚期本地的永兴店文化发展而来

在早商时期，可能是受到分布山西中部、北部的白燕文化的冲击，朱开沟甲类遗存消失，在综合白燕文化和朱开沟甲类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此地形成了典型的朱开沟文化，并进入兴盛期：

在早商中期，二里岗文化（上层）极度兴盛，开始快速扩张，向北抵达河北保定地区，形成强大的二里冈文化藁城类型，并在中国北部形成一个独立的冶金区。藁城类型通过太行山孔道，进入桑干河、洋河流域，消灭了此地的夏家店下层壶流河类型。并通过此地区和朱开沟文化进行接触，这种接触可能是伴随着大量战争和暴力。总之，晚至中商时期，朱开沟文化已经濒临消亡，残存的朱开沟文化移民向张家口地区移动，并与当地居民形成李大人庄类型。^[3]

商代晚期，在陕北清涧地区，朱开沟文化的孑遗吸收商文化、本地其他文化形成李家崖文化，兴盛一时，李家崖文化被认为是商代晚期重要的方国鬼方创造的考古学文化，李家崖文化持续至西周时期。^[4]李家崖文化也是采用农牧混合生业的古文化：

清涧县李家崖村发掘出的李家崖文化古城址、城内发掘出的成组房屋建筑和单独的小形房子及袋状窖穴等遗迹，,延川、绥德县发现的李家崖文化遗址的文化堆积层等现象，,充分地证明了李家崖文化的先民们是定居的……
在李家崖文化的墓葬中, 常见出土的生产工具有铜斧、戕、锛等 ; 在遗址中 , 常见出土的生产工具石器有斧、刀 ; 骨器有铲。……与以农业经济生产为主的商周奴隶主帝国的农业工具是基本相同 ……
李家崖文化的古城内发掘出的一座灰坑底部,发现了积存厚达10厘米多的炭化、灰化了的粟类农作物。……^[5]

约在西周早期在李家崖文化以北的保德地区，突然出现一支拥有大量武器、较少使用青铜礼器的新势力，考古学上称为保德类型：

保德类型居民没有接受中原的礼制信仰，中原青铜器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奢侈品而已。他们崇尚武士精神，战功是确定其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的准则……总之，保德类型铜器居民在观念、信仰和文化面貌上与中原商周居民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6]

此时，李家崖文化受到西周的重大打击，在西周著名的青铜器大盂鼎中记载出身姬姓南宫氏的盂率领西周军队攻击鬼方，俘虏多名鬼方首领，抓获俘虏四千余人，获取首级上万。而来自北方的保德类型也在不断攻击李家崖文化先民。在南北夹击之下，李家崖文化灭亡。

在此后的西周晚期，鄂尔多斯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不清，但是西周在山西地区的和本地的媿姓、姞姓方国长期通婚，并多次与这些方国联合作战，显示在西周中期偏晚犬戎已经形成并威胁鄂尔多斯到晋北的广大西周北方地区。

隹(唯)正月既死霸丙午，戎大捷于霸伯，搏戎，获讯一。霸伯对扬，用乍宜姬宝盘，孙子子其万年永宝用。（霸伯作宜姬盘，M1071）
唯正月甲午，戎捷于丧原，格仲率追，获讯二夫、馘二，对扬且考福，用乍宝鼎（格仲鼎，M2002）

在鬼方被消灭之后，进入该地区威胁西周的异族大概就是保德类型文化，保德类型文化很可能就是文献中提到的玁狁（犬戎），这类遗存在西周晚期在陕北地区消失，可能是在犬戎之乱中转移至关中地区，但是目前缺少证据。

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很长时间里，鄂尔多斯地区缺少考古发现，成为一段“空白期”，在空白期之后，典型的游牧人群才真正出现，这些人被称为“胡”，成为继“戎狄”之后，中原国家北方实力最强大的邻居：

公元前6至前3世纪的春秋末期至汉初，晋陕之北、鄂尔多斯及套北地区又普遍出现一些人群。在考古遗存上，这些人群留下的几乎都是墓葬，没有住屋遗址；墓葬中，死者主要以马、牛、羊及青铜武器、马具、随身饰品等随葬。草原游牧的必要畜类，马、牛、羊，此时已成为他们生计所需的主要牲畜。^[7]

至于申和犬戎联手的问题，可以参考我这个回答：

参考

^ 《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拉铁摩尔，第208页
^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乌恩岳斯图，第8页
^ 《太行山两翼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及其与夏商西周文化的互动》，蒋刚，第93页
^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 《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农业》，吕智荣
^ 《太行山两翼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及其与夏商西周文化的互动》，蒋刚，第127页
^ 《游牧者的抉择》，王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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