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视角如何看待满清入中原以及剃发易服？
满清入主中原，对于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汉族士大夫群体而言，无疑是一场深刻而痛苦的时代巨变。如何看待这场变局，以及随之而来的“剃发易服”政策，是他们一生都无法回避的考题，也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和思想遗产。
从儒家的核心价值来看，这场变局触及了几个关键层面：
一、“正统”与“德治”的冲突：
儒家思想中，“正统”观念至关重要。所谓“正统”，并非仅仅指血统的传承，更强调“德”的体现。天命靡常，唯有德者居之。夏、商、周三代更迭，都被儒家解读为顺应天道、民心所向的“德”的胜利。
满清入关，从汉族士大夫的视角看，首先面临的是“正统”的合法性问题。满族并非汉族，其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与中原差异巨大。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对“华夏正统”的颠覆，是对“夷狄”入主中原的屈辱。
然而，儒家也讲究“顺天应人”。如果满清能够行“德政”，安抚百姓，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秩序，那么即便其出身“非正统”，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儒家伦理的认可。孔子曾言：“君子以德配天”。因此，评价满清的统治，首先要看其是否“行德”。
早期，许多明朝遗臣，如钱谦益，在“剃发易服”的问题上表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正统”与“德治”的权衡有关。一些人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民族气节，认为“君父”不可易。另一些人则选择“仕满朝”，以求在新的政权下继续推行他们所理解的“德政”，试图“以华变夷”。
二、“礼”的维护与“夷夏之辨”：
儒家学说的核心之一是“礼”。“礼”不仅指一套仪式规范，更是一种社会秩序、等级制度以及文化认同的体现。“礼”是维系社会和谐、人伦关系的重要纽带。
“剃发易服”，在许多汉族士大夫眼中，是对“礼”的根本性破坏，是对“华夏衣冠”的侮辱。他们认为，衣冠是“人伦之大者”，是区别“君子”与“小人”，乃至“华夏”与“蛮夷”的重要标志。明朝的服饰制度，承袭了历代传统，凝聚了华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
满清强制推行的“剃发令”，并非仅仅改变一个人的外貌，而是要强行抹去这种文化印记，是一种文化上的征服。这触动了汉族士大夫最敏感的神经，他们认为这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孝道观的违背，更是对祖宗传统和民族文化的背叛。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屈从于“剃发易服”。“留发复明”成为许多抗清人士的精神口号，他们将“发”视为民族气节的象征。
但也有一些儒家学者，从更务实的角度考量“礼”。例如，一些人会认为，虽然“剃发易服”看似是对“礼”的违背，但如果新政权能够保证百姓的生计，维护社会稳定，那么在“礼”的执行上可以有一定的变通，以适应新的政治现实。这种观点，在后来的清朝官员中也时有出现，他们试图在维护满族统治的同时，尽力保存一些汉族传统。
三、“民心”的考量与“德治”的实践：
儒家始终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满清入关是否得民心，是评价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剃发易服”政策，尤其是其推行过程中的强制性和残酷性，极大地激起了民怨。虽然满族统治者也试图通过“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等政策来争取民心，但“剃发易服”所带来的文化创伤和心理压迫，是许多汉族百姓难以承受的。
从儒家视角看，一个统治者如果不能赢得民心，其统治就缺乏根基。即使初期以武力征服，若不能通过“德治”来巩固统治，也难以长久。满清的统治者，如康熙，在汉族文化和政策上，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尊重和吸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儒家“德治”理念的回应，也为他们的统治赢得了一定的合法性。
许多汉族士大夫，在经历了初期的抵抗之后，转而选择在仕途上为满清效力，也是抱着希望能够以“忠君报国”的儒家情怀，在新政权下推行“仁政”，改善民生，从而实现儒家所倡导的“太平盛世”。他们寄希望于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以华变夷”，使满清统治逐渐融入汉族文化，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
四、历史的“权变”与“名节”的纠结：
儒家思想并非僵化不变，也讲究“权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也曾对一些不符合常规的做法做出理解，如对“盗亦有道”的评价。
面对满清入主，一部分士大夫认为，历史的演进本身就是一种“权变”。在新的政权下，只要能够延续中华文化的精髓，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那么即便“易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适应历史潮流的“权变”。
然而，“权变”与“名节”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的思想冲突。“名节”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是其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的体现。在“剃发易服”这一直接挑战其文化认同和民族气节的问题上，选择“权变”往往意味着牺牲“名节”。
这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是“殉节”，以生命来捍卫文化的尊严和个人的名节；另一种则是“权变”，在新的体制内寻求生存和发展，并试图以儒家的方式去影响和改变这个政权。这两种选择，都源于儒家思想的不同侧重，也构成了清初历史上一道道令人扼腕或称颂的身影。
总结而言：
从儒家视角看待满清入主中原和“剃发易服”，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张力的议题。
对于“入主中原”： 儒家首先关注的是“正统”与“德治”的并行。如果满清能够推行“德政”，安抚民心，即便出身“非正统”，也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
对于“剃发易服”： 儒家对其持普遍的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对“礼”的破坏，对“华夏衣冠”的侮辱，是文化上的征服。许多人因此选择以死明志。
历史的演进与“权变”： 儒家也承认历史的“权变”，部分士大夫选择在新的政权下效力，希望通过“以华变夷”，实现“德治”的延续。
这场历史巨变，迫使无数儒家士大夫在“忠君”、“仁政”、“名节”、“文化传承”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清朝统治者最终也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和强制政策是难以长久统治的，吸纳汉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种“儒化”的过程，虽然是在外族统治下进行的，但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
从儒家的核心价值来看，这场变局触及了几个关键层面：
一、“正统”与“德治”的冲突：
儒家思想中，“正统”观念至关重要。所谓“正统”，并非仅仅指血统的传承，更强调“德”的体现。天命靡常，唯有德者居之。夏、商、周三代更迭，都被儒家解读为顺应天道、民心所向的“德”的胜利。
满清入关，从汉族士大夫的视角看，首先面临的是“正统”的合法性问题。满族并非汉族，其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与中原差异巨大。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对“华夏正统”的颠覆，是对“夷狄”入主中原的屈辱。
然而，儒家也讲究“顺天应人”。如果满清能够行“德政”，安抚百姓，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秩序，那么即便其出身“非正统”，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儒家伦理的认可。孔子曾言：“君子以德配天”。因此，评价满清的统治，首先要看其是否“行德”。
早期，许多明朝遗臣，如钱谦益，在“剃发易服”的问题上表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正统”与“德治”的权衡有关。一些人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民族气节，认为“君父”不可易。另一些人则选择“仕满朝”，以求在新的政权下继续推行他们所理解的“德政”，试图“以华变夷”。
二、“礼”的维护与“夷夏之辨”：
儒家学说的核心之一是“礼”。“礼”不仅指一套仪式规范，更是一种社会秩序、等级制度以及文化认同的体现。“礼”是维系社会和谐、人伦关系的重要纽带。
“剃发易服”，在许多汉族士大夫眼中，是对“礼”的根本性破坏，是对“华夏衣冠”的侮辱。他们认为，衣冠是“人伦之大者”，是区别“君子”与“小人”，乃至“华夏”与“蛮夷”的重要标志。明朝的服饰制度，承袭了历代传统，凝聚了华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
满清强制推行的“剃发令”，并非仅仅改变一个人的外貌，而是要强行抹去这种文化印记，是一种文化上的征服。这触动了汉族士大夫最敏感的神经，他们认为这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孝道观的违背，更是对祖宗传统和民族文化的背叛。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屈从于“剃发易服”。“留发复明”成为许多抗清人士的精神口号，他们将“发”视为民族气节的象征。
但也有一些儒家学者，从更务实的角度考量“礼”。例如，一些人会认为，虽然“剃发易服”看似是对“礼”的违背，但如果新政权能够保证百姓的生计，维护社会稳定，那么在“礼”的执行上可以有一定的变通，以适应新的政治现实。这种观点，在后来的清朝官员中也时有出现，他们试图在维护满族统治的同时，尽力保存一些汉族传统。
三、“民心”的考量与“德治”的实践：
儒家始终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满清入关是否得民心，是评价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剃发易服”政策，尤其是其推行过程中的强制性和残酷性，极大地激起了民怨。虽然满族统治者也试图通过“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等政策来争取民心，但“剃发易服”所带来的文化创伤和心理压迫，是许多汉族百姓难以承受的。
从儒家视角看，一个统治者如果不能赢得民心，其统治就缺乏根基。即使初期以武力征服，若不能通过“德治”来巩固统治，也难以长久。满清的统治者，如康熙，在汉族文化和政策上，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尊重和吸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儒家“德治”理念的回应，也为他们的统治赢得了一定的合法性。
许多汉族士大夫，在经历了初期的抵抗之后，转而选择在仕途上为满清效力，也是抱着希望能够以“忠君报国”的儒家情怀，在新政权下推行“仁政”，改善民生，从而实现儒家所倡导的“太平盛世”。他们寄希望于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以华变夷”，使满清统治逐渐融入汉族文化，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
四、历史的“权变”与“名节”的纠结：
儒家思想并非僵化不变，也讲究“权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也曾对一些不符合常规的做法做出理解，如对“盗亦有道”的评价。
面对满清入主，一部分士大夫认为，历史的演进本身就是一种“权变”。在新的政权下，只要能够延续中华文化的精髓，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那么即便“易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适应历史潮流的“权变”。
然而，“权变”与“名节”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的思想冲突。“名节”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是其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的体现。在“剃发易服”这一直接挑战其文化认同和民族气节的问题上，选择“权变”往往意味着牺牲“名节”。
这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是“殉节”，以生命来捍卫文化的尊严和个人的名节；另一种则是“权变”，在新的体制内寻求生存和发展，并试图以儒家的方式去影响和改变这个政权。这两种选择，都源于儒家思想的不同侧重，也构成了清初历史上一道道令人扼腕或称颂的身影。
总结而言：
从儒家视角看待满清入主中原和“剃发易服”，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张力的议题。
对于“入主中原”： 儒家首先关注的是“正统”与“德治”的并行。如果满清能够推行“德政”，安抚民心，即便出身“非正统”，也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
对于“剃发易服”： 儒家对其持普遍的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对“礼”的破坏，对“华夏衣冠”的侮辱，是文化上的征服。许多人因此选择以死明志。
历史的演进与“权变”： 儒家也承认历史的“权变”，部分士大夫选择在新的政权下效力，希望通过“以华变夷”，实现“德治”的延续。
这场历史巨变，迫使无数儒家士大夫在“忠君”、“仁政”、“名节”、“文化传承”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清朝统治者最终也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和强制政策是难以长久统治的，吸纳汉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种“儒化”的过程，虽然是在外族统治下进行的，但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
网友意见
顾炎武他们不是批判过吗，看看他们怎么写的不就知道了。
从华夷之辨的角度看披发左衽无异于自甘堕落成蛮夷，天下亡矣。
但不少儒士身段比较柔软，总有办法去辩解。毕竟皇权不下县是基础，清庭并不能改变民间自治现状，同时中国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了封建土地制度是国有土地所有制为主。
皇帝想要对名义自耕农征收名义税收和徭役，只能依靠原有的儒家宗法官僚体系治理。如果清庭不想搞分封制，就只能依靠科举制“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而这个过程又与以当官为主要使命的儒士“民”相结合，这种体制下作为中间阶层的士大夫是权力的使用者的利益的分享者。就算是有华夷之辨，也有的是办法让其入中华者中华也。
所以元朝为什么亡的快，初期搞的是包干哦不，半分封制就不需要科举制。没有官做的士大夫叛乱是迟早的事，只是需要一些导火索。一旦分封制就一定会不断丧失财政能力，最后不管选左选右都会崩溃。
将亡之国，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
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
大清是件件符合。没有一处遗漏。
特别是：“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就和荀子穿越到满清亲眼所见一样，一字不差。
就连“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八旗对于天平天国束手无策，最后靠汉人团练才消灭他们。中法战争，大清胜而不胜，法军败而不败。这都能称作预言了。
你说荀子一个3000年前的人他如何知道，大清的富庶会引来怎么多西方列强?然后大清就能把钱送出去，让敌人富得流油，
最后大清的覆灭，就如荀子论述一样“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辛亥革命也就是一年，大清连垂死挣扎都没有，四万满洲禁军一枪未发就跟着张勋走了。满朝勋贵如树倒猢狲散一般各自逃命去了。
熟读经书的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所以大家都看着，等待机会。所以才有武昌起义，几个士兵登高一呼，全天下信奉儒家学说的人都加入推翻满清的伟大功业去了。。。
所以个人越读经典，越觉得圣贤都非浪得虚名。
既然大清生于不义，死于不仁。那么他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算是亡国之举呗！
还能怎么算?
算你祖宗没脊梁骨?
就算他们没有脊梁骨，好歹也生出一个你这也是算是大功一件。你要连这个都憎恶。你不如学哪吒，割肉还父，剔骨还母。不要这身臭皮囊。羽化成仙去吧！
我就一直整不明白，为啥人的理解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儒家不是人，是一种思想。儒家和衍圣公有啥关系?你把马列的后人供起来，他们也不见得两千？年不出坏蛋。咋的，到时候说马列主义不行啊。
什么先秦儒，汉唐儒，宋明儒，元清儒，用并不合理的分配方式，骂的理直气壮。
你想听的回答，大概是吾都不想披发左衽了，你居然让我剃发胡服?都是后面这群小王八蛋瞎折腾，瞅瞅宋元明清那帮人，还自称儒家，我呸。
然而。
宋明骂秦桧的人多了。
人都是一样的，把别人想的现实一点。
网上说精忠报国，确实比刀口上说要容易，汪精卫也是写过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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