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孔子删改诗经、尚书、春秋以符合儒家学说的真实性、影响以及学界当前的看法?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尤其是在《诗》、《书》、《春秋》这三部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的著作上所下的功夫，是理解儒家思想形成和传播的关键环节。要评价孔子在这几部经典上的工作，需要从其真实性、影响以及学界当前的看法三个维度深入探讨。
孔子在《诗经》、《尚书》、《春秋》上的工作：一次深入的“再创作”与价值重塑
孔子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订，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抄录或校对，而是一项充满思想性和创造性的“再创作”工程。他之所以要进行删改，其核心目的在于“ 正我之德 ”，即通过对这些古代文献的筛选、整理和解读，来确立并传播他所认为的符合“仁”的道德原则、政治理想以及历史叙事的模式。
真实性问题：历史的重塑与价值的提炼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诗经》、《尚书》和《春秋》，都是经过孔子以及后世儒家不断加工整理的版本。孔子本人是否进行了“删改”，以及删改的程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诗经》：删者，吾取其义也。
孔子的目的： 孔子删诗，普遍认为是为了剔除那些“淫过不雅”、“怨诽伤化”的作品，留下能够“事父母”、“事君”、“事兄”、“事友”、“发乎情，止乎礼”的诗歌。他强调“不淫，不伤”，意味着他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标准来审视和选择诗歌的内容。他希望通过《诗经》，让人们学习如何合乎礼义地表达情感，如何体察民情，如何进行政治劝诫。
删改的可能性与痕迹： 从文本上看，现存的《诗经》三百零五篇，有名字而无诗者九篇，合起来三百零九篇，通常认为这就是经过孔子删订后的数量。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孔子删改前的“原貌”，但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删”的更多是一种“选”，是将原有大量诗歌中不符合其思想理念的部分筛除，或是对一些诗歌进行了必要的“调和”和“解释”，以使其符合儒家的价值导向。例如，一些被认为是带有浓厚原始宗教色彩或直白表达情欲的诗篇，可能就被剔除了。
真实性的争议： 这里的“真实性”并非指是否保留了所有原始诗歌，而是指孔子在删订过程中是否忠实于原意。许多学者认为，孔子更多的是对诗歌的“取义”，即提取其符合儒家教化的部分，有时甚至可能为了说理而略微改变原意。这种“真实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原貌”和“教化”之间的关系。
《尚书》：申、发、其义。
孔子的目的： 《尚书》记载了上古时期的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和君臣言行。孔子删订《尚书》，是为了借用上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人的德行、政务和治国经验，来论证和确立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德治”的政治理念。他要从中提炼出“道统”的源头，证明儒家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
删改的可能性与痕迹： 《尚书》在汉代曾一度失传，后有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但其中一些篇章的真伪历来备受争议。孔子对《尚书》的“订”更多体现在他对这些文献的整理、解释以及在《论语》等著作中对《尚书》内容的引用和阐发。他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解读，构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模式。
真实性的争议： 这里的真实性同样涉及文本的来源和孔子的诠释。一些被认为是后人伪托或附会的篇章，可能并非出自孔子之手，但孔子对现有《尚书》的“采择”和“解读”，无疑已经构建了一个以他思想为中心的《尚书》叙事。孔子对《尚书》的“真实性”的把握，更多的是从其思想教化功能出发，而非纯粹的历史考据。他选择和强调的内容，是符合他政治和道德理想的“真实”。
《春秋》：贬抑、褒贬、存史。
孔子的目的： 《春秋》是孔子晚年根据鲁国的史书《春秋》所作的修订和编辑。其核心在于“ 微言大义 ”，即通过精炼的笔法，对历史事件进行褒贬评判，以此来表达作者的是非观和道德评判。孔子希望通过《春秋》，“拨乱反正”，纠正世风，引导人们遵循“仁义”之道。
删改的可能性与痕迹： 孔子对《春秋》的修改，更像是一种“撰写”和“改造”。他不是简单地保留原始史料，而是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政治立场，对史事进行选择、裁剪、调整措辞，甚至增删内容。例如，《春秋》中对某些君臣行为的记载，往往省略细节，只留下一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评判。这是一种高度凝练和主观的叙事。
真实性的评价： 这里的“真实性”被重塑为“ 历史的道义真实 ”，而非客观事实的完全呈现。孔子通过《春秋》所要传达的是“天道”、“人心”的善恶判断，他所“真实”的是历史背后的道德逻辑和因果报应。因此，从纯粹的历史记录角度看，《春秋》的“真实性”是有选择的，是带有孔子强烈价值判断的。
影响：儒家思想的奠基与传承的关键
孔子对这三部经典的“删改”工作，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 儒家思想的权威确立： 孔子通过对这些古籍的整理，将其转化为支持其思想体系的“经典”文本。这不仅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也使得儒家思想具有了传播的载体和权威的依据。后世的儒者，如孟子、荀子，都是在孔子整理的《诗》、《书》、《春秋》的基础上展开阐发的。
2. “六经”格局的形成： 孔子对《礼》、《乐》的整理，以及对《诗》、《书》、《易》、《礼》、《乐》的传授，奠定了后世所谓“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基本格局。《诗》成为抒发情志、体察民情的典范，《书》成为治国理念和君臣言行的楷模，《春秋》则成为史学和政治伦理的标杆。
3. 教育模式的塑造： 孔子以“六经”为教材进行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弟子。这种以经典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范式，影响了教育内容和方法长达两千多年。
4. 文化价值的重塑： 孔子通过他的选择和解读，确立了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如仁、义、礼、智、信、孝、悌等——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这些价值观通过经典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
5. 史学观念的演变： 《春秋》的“笔法”和“微言大义”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春秋笔法”这一独特的史学范式，强调史官在记录历史时应秉持的道德立场和价值评判。
学界当前的看法：多元视角下的解读与评价
时至今日，学界对孔子“删改”经典的做法，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看法。
肯定与理解：
思想的提炼与传承： 大多数学者承认孔子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和整理，成功地将古代的优秀文化思想加以提炼和传承，使其更符合其时代的需要和儒家的思想体系。这种“选择性传承”在任何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价值引导的必要性： 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试图通过整理经典来引导社会风气、重塑道德价值，这种“价值引导”的出发点是被许多人认可的。他不是在创造虚无，而是在整理已有的文化宝藏。
经典的“儒家化”： 经典之所以能成为“儒家经典”，正是因为经过了孔子及其后学的阐释和改造，使其融入了儒家的思想体系。这种“儒家化”是经典能够长期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质疑与反思：
真实性与客观性的丢失： 一部分学者，尤其是从现代历史学和文献学角度出发的研究者，会质疑孔子删改过程中对历史真实性、文献客观性的牺牲。他们认为，过度的主观选择和改造，可能导致原始文献的面貌失真。
“以我注经”的争议： 孔子对经典的态度，被一些人批评为“以我注经”，即以自己的思想来解释和改造经典，而不是完全忠实于原意。这种做法，在强调纯粹历史还原的研究者看来，是带有偏见的。
经典的局限性： 也有学者指出，孔子对经典的删改，也可能限制了某些古代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例如，一些具有原始宗教色彩、反映底层生活或具有不同于儒家思想的观念的文献被排除在外，可能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损失。
辩证的观点：
情境化理解： 更多学者倾向于将孔子的行为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解。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试图通过整理和传播经典来恢复社会秩序、重塑道德伦理，其功绩大于其“罪过”。
经典并非一成不变： 学界普遍认为，经典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诠释、被赋予新意义的过程。孔子作为第一个重要的“诠释者”，他的工作是经典化过程的重要一环，而非终结。
“删”与“选”、“订”的区分： 区分孔子是纯粹的“删减”还是“选择性采纳”并进行“解释性订正”，是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许多人认为孔子更多的是一种“选订”，即在大量文献中筛选出符合自己理念的部分，并对其进行整理和解读。
总结来说， 孔子对《诗经》、《尚书》、《春秋》的整理，是一项承载着他对理想社会和道德秩序的追求的“再创作”工程。他的工作极大地影响了这些经典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和后世的解读方式，是儒家思想得以确立和传播的关键。学界当前的看法是复杂的，既肯定了其思想传承和价值引导的巨大功绩，也对其在真实性、客观性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和讨论。理解孔子的这项工作，需要认识到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经典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诠释和重塑的动态过程。我们今天阅读这些经典，本身也是在与孔子及其后学进行对话，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反思。
孔子在《诗经》、《尚书》、《春秋》上的工作：一次深入的“再创作”与价值重塑
孔子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订，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抄录或校对，而是一项充满思想性和创造性的“再创作”工程。他之所以要进行删改，其核心目的在于“ 正我之德 ”，即通过对这些古代文献的筛选、整理和解读，来确立并传播他所认为的符合“仁”的道德原则、政治理想以及历史叙事的模式。
真实性问题：历史的重塑与价值的提炼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诗经》、《尚书》和《春秋》，都是经过孔子以及后世儒家不断加工整理的版本。孔子本人是否进行了“删改”，以及删改的程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诗经》：删者，吾取其义也。
孔子的目的： 孔子删诗，普遍认为是为了剔除那些“淫过不雅”、“怨诽伤化”的作品，留下能够“事父母”、“事君”、“事兄”、“事友”、“发乎情，止乎礼”的诗歌。他强调“不淫，不伤”，意味着他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标准来审视和选择诗歌的内容。他希望通过《诗经》，让人们学习如何合乎礼义地表达情感，如何体察民情，如何进行政治劝诫。
删改的可能性与痕迹： 从文本上看，现存的《诗经》三百零五篇，有名字而无诗者九篇，合起来三百零九篇，通常认为这就是经过孔子删订后的数量。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孔子删改前的“原貌”，但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删”的更多是一种“选”，是将原有大量诗歌中不符合其思想理念的部分筛除，或是对一些诗歌进行了必要的“调和”和“解释”，以使其符合儒家的价值导向。例如，一些被认为是带有浓厚原始宗教色彩或直白表达情欲的诗篇，可能就被剔除了。
真实性的争议： 这里的“真实性”并非指是否保留了所有原始诗歌，而是指孔子在删订过程中是否忠实于原意。许多学者认为，孔子更多的是对诗歌的“取义”，即提取其符合儒家教化的部分，有时甚至可能为了说理而略微改变原意。这种“真实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原貌”和“教化”之间的关系。
《尚书》：申、发、其义。
孔子的目的： 《尚书》记载了上古时期的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和君臣言行。孔子删订《尚书》，是为了借用上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人的德行、政务和治国经验，来论证和确立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德治”的政治理念。他要从中提炼出“道统”的源头，证明儒家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
删改的可能性与痕迹： 《尚书》在汉代曾一度失传，后有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但其中一些篇章的真伪历来备受争议。孔子对《尚书》的“订”更多体现在他对这些文献的整理、解释以及在《论语》等著作中对《尚书》内容的引用和阐发。他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解读，构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模式。
真实性的争议： 这里的真实性同样涉及文本的来源和孔子的诠释。一些被认为是后人伪托或附会的篇章，可能并非出自孔子之手，但孔子对现有《尚书》的“采择”和“解读”，无疑已经构建了一个以他思想为中心的《尚书》叙事。孔子对《尚书》的“真实性”的把握，更多的是从其思想教化功能出发，而非纯粹的历史考据。他选择和强调的内容，是符合他政治和道德理想的“真实”。
《春秋》：贬抑、褒贬、存史。
孔子的目的： 《春秋》是孔子晚年根据鲁国的史书《春秋》所作的修订和编辑。其核心在于“ 微言大义 ”，即通过精炼的笔法，对历史事件进行褒贬评判，以此来表达作者的是非观和道德评判。孔子希望通过《春秋》，“拨乱反正”，纠正世风，引导人们遵循“仁义”之道。
删改的可能性与痕迹： 孔子对《春秋》的修改，更像是一种“撰写”和“改造”。他不是简单地保留原始史料，而是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政治立场，对史事进行选择、裁剪、调整措辞，甚至增删内容。例如，《春秋》中对某些君臣行为的记载，往往省略细节，只留下一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评判。这是一种高度凝练和主观的叙事。
真实性的评价： 这里的“真实性”被重塑为“ 历史的道义真实 ”，而非客观事实的完全呈现。孔子通过《春秋》所要传达的是“天道”、“人心”的善恶判断，他所“真实”的是历史背后的道德逻辑和因果报应。因此，从纯粹的历史记录角度看，《春秋》的“真实性”是有选择的，是带有孔子强烈价值判断的。
影响：儒家思想的奠基与传承的关键
孔子对这三部经典的“删改”工作，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 儒家思想的权威确立： 孔子通过对这些古籍的整理，将其转化为支持其思想体系的“经典”文本。这不仅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也使得儒家思想具有了传播的载体和权威的依据。后世的儒者，如孟子、荀子，都是在孔子整理的《诗》、《书》、《春秋》的基础上展开阐发的。
2. “六经”格局的形成： 孔子对《礼》、《乐》的整理，以及对《诗》、《书》、《易》、《礼》、《乐》的传授，奠定了后世所谓“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基本格局。《诗》成为抒发情志、体察民情的典范，《书》成为治国理念和君臣言行的楷模，《春秋》则成为史学和政治伦理的标杆。
3. 教育模式的塑造： 孔子以“六经”为教材进行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弟子。这种以经典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范式，影响了教育内容和方法长达两千多年。
4. 文化价值的重塑： 孔子通过他的选择和解读，确立了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价值——如仁、义、礼、智、信、孝、悌等——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这些价值观通过经典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
5. 史学观念的演变： 《春秋》的“笔法”和“微言大义”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春秋笔法”这一独特的史学范式，强调史官在记录历史时应秉持的道德立场和价值评判。
学界当前的看法：多元视角下的解读与评价
时至今日，学界对孔子“删改”经典的做法，呈现出多元而复杂的看法。
肯定与理解：
思想的提炼与传承： 大多数学者承认孔子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和整理，成功地将古代的优秀文化思想加以提炼和传承，使其更符合其时代的需要和儒家的思想体系。这种“选择性传承”在任何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价值引导的必要性： 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试图通过整理经典来引导社会风气、重塑道德价值，这种“价值引导”的出发点是被许多人认可的。他不是在创造虚无，而是在整理已有的文化宝藏。
经典的“儒家化”： 经典之所以能成为“儒家经典”，正是因为经过了孔子及其后学的阐释和改造，使其融入了儒家的思想体系。这种“儒家化”是经典能够长期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质疑与反思：
真实性与客观性的丢失： 一部分学者，尤其是从现代历史学和文献学角度出发的研究者，会质疑孔子删改过程中对历史真实性、文献客观性的牺牲。他们认为，过度的主观选择和改造，可能导致原始文献的面貌失真。
“以我注经”的争议： 孔子对经典的态度，被一些人批评为“以我注经”，即以自己的思想来解释和改造经典，而不是完全忠实于原意。这种做法，在强调纯粹历史还原的研究者看来，是带有偏见的。
经典的局限性： 也有学者指出，孔子对经典的删改，也可能限制了某些古代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例如，一些具有原始宗教色彩、反映底层生活或具有不同于儒家思想的观念的文献被排除在外，可能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损失。
辩证的观点：
情境化理解： 更多学者倾向于将孔子的行为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解。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试图通过整理和传播经典来恢复社会秩序、重塑道德伦理，其功绩大于其“罪过”。
经典并非一成不变： 学界普遍认为，经典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诠释、被赋予新意义的过程。孔子作为第一个重要的“诠释者”，他的工作是经典化过程的重要一环，而非终结。
“删”与“选”、“订”的区分： 区分孔子是纯粹的“删减”还是“选择性采纳”并进行“解释性订正”，是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许多人认为孔子更多的是一种“选订”，即在大量文献中筛选出符合自己理念的部分，并对其进行整理和解读。
总结来说， 孔子对《诗经》、《尚书》、《春秋》的整理，是一项承载着他对理想社会和道德秩序的追求的“再创作”工程。他的工作极大地影响了这些经典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和后世的解读方式，是儒家思想得以确立和传播的关键。学界当前的看法是复杂的，既肯定了其思想传承和价值引导的巨大功绩，也对其在真实性、客观性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和讨论。理解孔子的这项工作，需要认识到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经典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诠释和重塑的动态过程。我们今天阅读这些经典，本身也是在与孔子及其后学进行对话，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反思。
网友意见
孔子一个鲁国贵族能删多少？
别说删全中国的，
就是删光鲁地，
他也做不到。
这种事情要想去做，
除非是后来的大一统君主。
所以，看不惯孔子没问题，
别乱扣屎帽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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