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孔子这个人？

这个人的出生有些巧合。

他的姓氏源自某个君王后裔，但那个王国已经灭亡许久，以至于王家血统成了耻辱。他父亲是在六十岁时生下了他，那时候他母亲不到二十岁，自己带着他回到老家，独力把他抚养长大。她母亲的老家叫做曲阜，很多年后，人们把那个地方当做他的家乡。实际上，他出生的地方距离那里很遥远，要越过许多的大山和大河。

他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因为母亲的身份并不高贵，不足以支持他进入贵族子弟的学校。他游历了许多地方，结交了许多朋友和老师，也做过许多的事，包括他一直鄙夷的体力劳动。传说中，他曾拜访了同时代的一个老师，但那位老师对他却不怎么看得上。他虽然有些闷闷不乐，但还是努力探索与求学中。他向学问高的人请教，也请教学问低的人，他至始至终都这么好学。

他二十岁时结婚生子，他很开心，给儿子取了一个鱼类的名字。他现在有家庭要供养了，所以就去大贵族家当侍从。他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叫他做什么都毫无怨言。让他管仓库，他就把东西记得一清二楚；让他牧羊，他就把羊儿养得又肥又壮。他一直都是个踏实的人，他也是这样教导他的弟子的。

他的收入比较微薄，为了养家他开始从事副业，有时候帮人做丧事，有时候给人做家庭教师，但更稳定的做法是收学生。他教课的费用并不算高，只要一年送他十束肉干就够了，再加上他讲课详细又认真，好多人慕名前来做他的弟子。传说他有三千个弟子，但这并不准确，大多数人只是听听课罢了，或许连肉干都没送。

他的这些弟子里，有贵族、有农夫、有工匠、有艺人、有盗贼、有无产者......但他丝毫不因身份而区别对待，只要弟子们想学，他就教，弟子们想学什么，他就教什么，包括那些不甚高尚的知识。他的弟子里，有的年龄比他还大，有的地位比他还高，却毫无例外地尊敬他，崇拜他。

但他并不满足当一名教师，他想要用自己的言行去改变世界，他想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所以他开始周游列国。这个时候他三十岁了，他抱着理想走走停停，经过一个又一个国家，拜访一个又一个君王，一次又一次地兜售他的理念，又一次一次地受到拒绝。

他吃了很多苦头，被强盗抢走财物和车辆，被困在一个小地方，三天三夜没有饭吃，但他却没有回头。他被很多人嘲笑与侮辱，甚至连小孩子都在讽刺他，但他却没有任何动摇。他的弟子有些离开了他，有些选择了避而不见，但还有些始终跟随着他。但无论遇到何等情况，他都不喜不怒，不偏不倚，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待人待物。这种精神被后世总结为两个字——“中庸”。

在四十岁的时候，他的思想越发地成熟了。他总结了游历所得，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理论，鼓励君王与人民和谐共处，相互保障对方的利益，他将其命名为“仁”。但实施“仁政”的前提是，你要么是一位君王，要么让君王执行你的主张。他并不是什么君王，虽然他祖上有王室血统，但那个王朝已经随风而逝。所以他毕生都只能走最后那条路，那是条充满荆棘之路。

他当了郡长之类的小官，他在这个职位上做得很好，所以很快他就提升到更重要的职位上，他后来又当了工程部长、司法部长，虽然他的才能的确可以胜任这个岗位，但却与当时君王受宠的某位权臣赏识不无关系。他一直拒绝承认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可以理解他，因为那是他已经五十岁，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他当司法部长时，把治安管理得很好，为此他杀了很多坏人，也杀了一些好人，但他认为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开始受到君王的重视，他一步一步地升职，直至被任命为首相。他终于可以一试身手了，他也毫不怯场。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临近的敌国退还了强占的土地，丢在路上的东西都没人捡，男人与女人各自走在一起。

他觉得时机到了，他开始推行自己的理念，把自己的学生安排进政府，把国家分成四份来治理，把大贵族的城墙拆低。他做的事情越多，招致的反抗就越强，批评他的声音就越大，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被孤立了。赏识他的贵族开始不理他的书信，信任他的君王不给他分祭祀的肉，他很识趣地辞职了。 在知天命的年纪里，他重新开始周游列国。

他已经没有以前的精力了，他头发花白，双目混浊，驼着背，奔走在一个个国家间。他身边的弟子越来越少，很多人都选择了自主创业。有的人成为大律师，有的人成为大富豪，有的人成为外交家......他的弟子们各自都取得了各自的成功，但他却依旧没有见到理想的曙光。

他很惶恐，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般流浪着。为了宣传“仁政”，他可以忍受不屑的眼神、傲慢的话语、虚伪的客套，甚至与一个不名誉的女人同乘车辆，只是为了接近她的王兄。但他却不愿背叛自己的理念，以迎合君王们的喜好。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碰壁，一次又一次失败，直到他老得动不了身，再也无法继续旅行了。

他的晚年，年年伤心。夫人去世时，他还在国外不及回来。他最喜欢的弟子、儿子也先他而去，这些他所珍重的人，让他哭干了眼泪。他已经达到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他却变得一无所有。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但他却没有家，他一生都没有家。

他的家，不是雕梁画栋的宅邸，也不是裂土封侯的国界，而是永存在心中的那个理想。那里有宽容仁爱的君王，有勇武守礼的贵族，有胸怀大志的士人，有安分守己的民人；那里人人遵守道德，崇尚荣誉，敬老抚幼，友爱互助；那里一切都合乎规矩，尽善尽美。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了，他一直在自己的家园外徘徊，像一条流浪的狗。这是他的悲哀，也是信仰他学说的后人的悲哀，更是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的悲哀。

他这一生，做过大官，但却没做过什么大事；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留下的东西却比任何财产都更有价值。他删改了一些书，他增补了一些音乐，他赞颂了一些词句，他编辑了一些故事。这些都没什么了不起，最了不起的是他教育了一批弟子。

他的弟子们收集了他的言论，将其编成一本书；他的弟子们整理了他的文献，将其归类为五种学说；他的弟子们背负上他的理想，将其繁衍出一个学术集团；他的弟子们继承他的事业，一代一代地把天下抗在自己的肩膀上，无论是蹒跚前行，还是粉身碎骨。

君王们开始轻视他，而后排斥他，但很快便皈依在他的画像下。他们烧毁原著，他们肆意篡改，他们巧立名目，将他的思想扭曲成一种统治术，盗用他的名字奴役人民。但人民却敬仰他、爱戴他，把他视为自己家的长辈，并因此尊重他的弟子们。他的弟子们重复着他的命运，被屠杀、被流放、被改造、被奴役，被打倒在污浊与黑暗中，但却从未改变他们的志向。

大多数时间里，他被抬高到了九霄云外，被冠上了许多令他难堪的美誉与称号，一座座以他命名的学校和塑像纷纷立起，一批批青年人和老年人穿着他的服装，毕恭毕敬地在他像前膜拜。但那些都不是他想要的，宣称信仰他的人越来越多，理解追随他的人却越来越少。

另外一些时候，他又被贬低得不能在低。他被视为压迫人民的帮凶，他的思想被误解为麻醉人民的毒药，他的学校与塑像相继被推倒，他的画像被恶意地涂抹，他的经典被当做古旧废物丢弃，他的弟子们被视为地狱鬼卒而流放，受尽折磨与凌辱。

他遭受了太多的非议，他承担了太多的误解，他背负了太多的责任。

但他的精神却从未磨灭，无论尘世的君王权势如滔天，但始终都不欠缺挑战强权的人。他们是埋头苦干的人，他们是拼命硬干的人，他们是为民请命的人，他们舍身求法的人。即使在最黑暗与邪恶的时刻，仍旧有无数细微的星光在闪耀，而那星光正源自他的精神，那是追求正义与仁爱的精神。

他已经离开了很久，但他从未走远。

不管在什么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他，因为他的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与经络，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所追求的理想国，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国，那是根源于这片土地的精神家园，我们共同的家园。

他的名字叫“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叫“克己复礼”，叫“民贵君轻”，叫“文以载道”，叫“理先气后”，叫“格物致知”，叫“知行合一”，叫“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而今，无论是在北京、重庆、广州，汉城、江户、河内，还是台北、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人们相互行着数千年的礼节，过着相近的节日风俗，写着方块形的文字，追寻共同的价值观，建设一致的理想家园，这一切都在崇敬他，怀念他。

他姓孔名丘字仲尼，人称孔子。

我最近在读论语，
来给大家看看老人家说过的一些话：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句话可以说完美地解决了到底穷人好还是富人好的问题。

规则合理正义，贫贱就是可耻的。规则不合理不正义，富贵是可耻的。

所以贫好还是富好，关键还是要看钱是怎么来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网络上吵吵闹闹就是扯不清楚。

一会儿说，富人都是唯利是图，

一会儿说，穷人都是不求上进。

两千多年前，就有人把这个事儿说得那么明白了，为什么大家就视而不见呢?

我对孔子的认识经历过肯定，否定和再肯定的过程。其实整个这个过程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沉下心来读了读《论语》。

孔子当然没那么神，说天不生仲尼如万古长夜，肯定是过份了。但他也绝没有很多人说得那么不堪。事实上以两千多年前的道德来看，孔子是没有什么污点的，而且作为一个大V，一个被排挤，被打压，甚至多次险些被杀害的人，能够每句话都得体，没有骂娘，没有大吵大闹，就这一条就已经不是凡人了。

很多人觉得孔夫子不过如此，不妨常识着从现在开始，不抽烟，不喝酒，不发脾气，不怨天尤人，不看a片，诚实守信哪怕为此会丢工作失去晋升机会，孝敬父母，待人有礼貌，坚持二十年再跟我说孔子是不是真的不过如此。

别的我不说，单单是不乱发脾气，不怨天尤人，这一条，当代能做到的人就没几个。想想孔子，周游列国多少次饭吃不上，多少次被围困生命垂危，多少次被骂做丧门之犬，多少次被误解甚至是被自己最心爱的弟子误解，多少次自己最喜爱的弟子逝去。

孔夫子说的道理其实并不高深，实际上也未必比现在的鸡汤文更加有用。但是难得的是，他并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一切所有去践行自己所说的道理。正因为他无论顺境逆境都在以身作则去践行自己的理想，才会有那么多弟子被感召，一直追随他，儒家才能有那么大的名气。

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获取信息比以往都要便捷。可是信息并不是智慧，智慧需要践行，恰恰很多人，顾不上践行就迫不及待的批判，觉得不过如此。

其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跑步这事儿谁不会呢？但是跑到刘翔那个速度全世界又有几个?做人的道理谁不懂呢？但是做人做到孔子那样，连仇敌都尊重，又有几个人能做到?

现在一些人用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来要求孔子，这就好比你拿相对论来说牛顿是一个垃圾一样。再伟大的人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伟大的人他的影响力却可以穿越千年。无论再怎么批判，孔子的影响都是深入中华民族血脉的。孔子这个人也是当得起圣人的名号的，因为君子做人的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几千年下来也没有几个人真的做到了。

一提孔子，就不能不提“克己复礼”，就不能不提“礼崩乐坏”。

这是孔子对当时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也是他人生努力的基本出发点。

古人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孔子恰恰相反。孔子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

什么叫礼崩乐坏？

字面意思就是周朝礼乐体系崩溃。

那什么是周朝礼乐？

周朝礼乐就是周朝建立时确立起来的一套统治体系。

周朝定鼎中原的时候，中华各地还是邦国林立的状态。虽然已经有商朝整合，但是整合深度并不高，甚至有过“诸侯莫朝八十年”的历史。周朝建立后，分封诸侯，建立严格的封建制。各地诸侯必须按照周天子规定的政治制度礼仪规定开展政治活动。诸侯国的重要职务，由于周天子任命。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周天子认定诸侯国君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其实还有诸侯国相等要职需要周天子决定的政治制度。总的来说就是，华夏各地必须以周朝统一模板进行政治建设。

这是一个居功至伟的统一行为。

我们常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秦始皇的统一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此前战国竞争的结果。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则是春秋争霸战争的新发展阶段。那么春秋争霸战争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又是西周时代诸侯发展的历史结果。东方诸侯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文明越来越发达，无论军事还是政治都已经不是当时散布在西、北各处的游牧部落可以战胜的。

这是当时最基本的社会发展形势。

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是春秋末期了。他已经可以明白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了，但是他不明白，还搞反了。

不讲社会发展趋势，而仅从表面上的政治斗争来讲，形势其实也是很清楚的。

西周在政治和军事上充分利用西戎和东方诸侯的矛盾。既利用西戎的力量对关东进行统治，又利用东方诸侯对抗西戎的入侵。最后周幽王玩脱了，东方诸侯借此机会干掉了西周，将周王室挟持到了洛阳。在这个政治转变的过程中，新建立了一个郑国，作为周王室的执政诸侯。郑国一方面与西戎联姻，一方面又与东方积极发展。最终反过来与周王室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周郑政治军事联盟的破灭，以及周王室西迁时新建的秦国与西戎持续不间断的反击战，最终使得周王朝失去了在西戎与中夏之间左右平衡的地位。

所以无论是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还是政治斗争的肤浅表现，两个层面上，周王朝这个礼乐都崩坏得很合理，而且没有重建的可能。

在当时社会发展日益前进的情况下，统一程度日益加强的历史趋势下，旧礼乐的崩溃意味着新礼乐的诞生。这和社会分裂、衰亡时期的礼乐变乱是不同的。

但是孔子就是在这样最宏观也最基础的历史趋势问题上走上了与堂皇大道背道而驰的邪路。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礼乐不兴的前提是事不成，孔子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孔子将事不成的根源，错误归结为“名不正言不顺”。这就说明他过分拘泥于做事的技巧，浮于表面。

名正言顺，是动员舆论、开展斗争的技巧，并不是斗争的核心本质。技巧可以提高斗争的成功率，甚至可以将毫无道理的事情办得好像理直气壮。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讨债的事情中可以看到，欠债的人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把钱花光了，把债主气得半死。还有的倒打一耙，说债主背着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还账天经地义，用这样荒谬的理论把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就是做了也跟这没什么关系、毫无心理准备的债主震得瞠目结舌。甭管有理没理，这些人反正以理直气壮的态度给出了理由，就好像真的能够解释了事情。

儒生们学孔孟之道，学出来的直接成果，就是“儒以文乱法”。原因就是因为孔子这个祖师爷就把事情搞错了。

孔子浮于表面，错误地将做事的技巧当成了做事的本质。

那种专门给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艺小青年儿”喝的心灵鸡汤里，常有这么一句话：“自信的女人是最有魅力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中间冒出来一批又一批听到洋人两个字就会出现腰带自然下垂症状的奇葩，甚至还有人专门组织一群人给来华洋人准备“短期伴侣”。那么他们的自信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他们实际上并不真的找到了自信。他们只是盲目自信！所以在现实中，“盲目自信也是自信。盲目自信的女人看起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只不过在大家眼中，他们是彻底的愚蠢。

这些儒生也是一样的。从他们的祖师爷开始，他们就信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套，于是他们养成了“盲目名正言顺”的习惯。前面已经受过很多老赖的玩法。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儒家历史上是很多的。儒家里面固然有很多蠢得透亮的书呆子，但是也有特别多的老赖。比如说袁崇焕给蒙古部落卖粮食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说这样可以拉拢蒙古部落。当时蒙古部落和后金都遭受了大灾，粮食都极度紧缺。明朝自己也没好过，也是经济紧张，一直在透支财政。但是，明朝以举国之力供养辽东明军还是可以的。于是袁崇焕在明朝朝廷严令禁止向明金中间地带的蒙古部落输送粮食的情况下，逆着圣旨把明朝百姓节衣缩食才拿出来的粮食交给了蒙古部落。然后这些粮食极大缓解了后金、蒙古地带的粮食危机。袁崇焕又不是弱智，他难道不知道向邻近敌人的中立地带贩卖物资是在干什么吗？他当然知道，这只不过是找个理由罢了。后来他在明朝严令进攻的情况下，竟然做出了选拔数百死士去进攻清军坚固设防的大营，自己一个援兵也不发，做在营帐里写报告，写那么一些“今已深入未卜存亡”的话。这个时候他也给自己找了理由，是所谓学隋朝杨素“用寡法”。他难道不知道，杨素的“用寡法”是选拔数百死士做前锋冲锋、自己带着主力大军跟进吗？他这就是故意借刀杀人，专门让敢于为国而战的勇士去死，专门将明军里面的忠臣义士挑出来杀！明朝后来处决袁崇焕时，将他的行为总结为“专恃欺隐”，其实就是说他“耍无赖”。什么叫专恃欺隐呢？不就是什么事儿都找出个理由，理直气壮地说出来，说得他自己都信了吗？历史上岂止是袁崇焕做这样的事情呢？抗战时期日本后勤商人向八路军走私各类物资的时候，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人才有这样大的手笔买卖这么多的物资吗？他们看着络绎不绝的漫长车队运送着大批物资向着抗日根据地的方向前进是在干什么吗？但是他们只要说一声不知道，日本军方就只能用罚款、下不为例这样的处罚糊弄过去了事。甚至日本军方难道就不知道这是在资助八路军吗？所谓“名正言顺”，他们只要在面子上说得过去，就行了。

那他们这样只求面子上过得去，图的又是什么呢？

真金白银。

明信王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经问，为什么大臣们总是讲“情面”，到底这个“情面”是什么？大臣也很尴尬，说“情面”就是“面情”。最后还是没搞清楚。其实就“情面”了，那不就是没有“情中”吗？中外表里，就是个对对子的事儿。

朱由检是个读书读傻了的，对于别人总结好的概念理解得挺快，给他基本素材，他就抓不住关键了。

事情的根源，就人类社会来说，还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事情的本质，是人们之间为了各自利益或者自己认识到的获取利益的必要因素，所开展的各种分配调整工作。实力对比、办理技巧决定了事情的成败。简言之，就是形势决定事情。

周王朝衰落了，直接原因就是此消彼长，中夏盛于西戎。周王室既失和于西戎，又失威于中夏，不得不弱。在这个时候，孔子不讲富国强兵，不去重建威凌天下恩威并施的政治格局，反而一味去讲什么礼乐，这是皮毛啊。他自己执政的时候，搞什么堕三都，最终怎么失败的？鲁定公带兵去攻城，没打下来，被迫放弃。说到底，还不是因为打不过？孔子这个计策看起来是很高明的，比如说他欺骗三桓，说家臣实力太强，通过堕三都来削弱家臣实力。三桓相信这个说法，开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这种计策只是阴谋。最后孟孙氏的家臣坚决抵抗，三桓反过来不再支持孔子。最终战争失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这不是名正言顺吗？怎么就事不成了呢？

就连孔子的势力日益兴盛，也是因为形势。孔子在当时的面目，就如同今天欧洲的所谓“中右”势力。这个势力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经济地位，与不同阶层之间都有一定交集。因此也最有妥协性，能够勉强得到各方认同。所以孔子崛起。他就是个中右势力头子。但是他心里没数。这又体现了他们整个阶层摇摆不定和脱离实际。

孔子在认识世界这个工作的基本层面上，流于肤浅。

稍有眼光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孔子的问题，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

我们经历过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的历史斗争，经历过晚清民国“礼崩乐坏”的历史，知道所谓礼崩乐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谓礼崩乐坏，在历史发展向上的阶段中，就是新兴礼乐正在取代老旧礼乐的表现。

换句话说：

孔子在制礼作乐的年代，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只顾着哀叹礼崩乐坏。

这甚至不需要用马列主义的观念去想问题，孔子只要稍微务实一点，也能够看出这个问题。毕竟，在他之前，无论是他盛赞的子产，还是他憎恨的晋国，都先后做了铸刑书、铸刑鼎的事情。制礼作乐的时代不是正在到来的问题，而是已经到来了。

想事做事不从实际出发，一心一意在表面现象上打转转，迂阔不切实际，这是孔子的死穴。

要是家族产业庞大，老爷子给你们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主要工作就是窝里斗、搞内讧，那倒是可以好好学学孔孟之道。但是要想做点事情，发家致富也好，干事创业也好，孔孟之道就还是算了吧。

就连儒家最后一个圣人曾国藩，人家除了欺负女婿的时候讲讲孔孟之道，最后还把自己的女儿都整得家庭不幸，啥好事儿都没干成，到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那可是不分良贱一体杀绝的。都说外儒内法，可是人家法家杀人，也得找个罪名吧？这种不分良贱通通杀光卖光的行为，前有曾国藩，后有蒋介石。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反人类。

巧了，曾国藩这个人能够迅速升官发财，就是因为他是当时臭名昭著的、结党营私的穆彰阿一党的骨干分子。而蒋介石升官发财的诀窍，一是走亲戚，二是娶老婆。

在曾国藩蒋介石之前一千多年以前，刘秀也是靠着娶老婆起家做了皇帝。

裙带关系是儒家崛起的窍门啊。

就是孔子自己，也对颜回说，颜回要是有钱，他就给他做家宰。

这种人，天生的贱命。

1.

公元前479年，孔子病卒，终年七十三岁。

同时代的印度，释迦牟尼正坐在菩提树下喃喃低语；几百年后的耶路撒冷，约瑟细心的将耶稣埋葬在了磐石堆砌的坟墓里。

是的，孔子有着宗教人物应有的特征。他有弟子，他四处传播自己的思想，在他死后，后人将他捧上了神坛，正如佛祖和基督一样。

但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与宗教人士全然不同的本质。也正因为这一点不同，所以，孔子是人，而非神。

这一点非常值得庆幸。

2.

孔子的晚年，很孤独。

颜回去世那年，孔子七十一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很伤心。他说：噫！这是老天要我的命！这是老天要我的命呀！

可第二年，子路也死了。

孔子悲痛欲绝。他痛哭流涕的说道：噫！这是天要绝我啊！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而对孔子来说，他的人生恐怕百分之百都是不满意。在他的一生中，理想从没有实现过，欲望从没有满足过，他向往的那个天下，也从来都没有再次出现过。

甚至，到了晚年，他连周公都梦不到了。

所以，有一天，孔子忽然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我再没什么想要说的话了！

子贡在旁边吓了一跳。他怯生生的回道：先生不讲话了，我们要传述什么啊？

孔子说道：老天说了什么吗？四季不还是照样运行，万物不还是照样生长。老天说了什么吗？！

可以说，晚年的孔子，任性，撒泼，无理取闹，偶尔还不想理人。这还真是印证了那句话——老小孩，老小孩，越老越小孩。

不过，彼时孔子内心深处的绝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伤痛，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3.

孔子从不虚伪。对做官，他有着十分强烈的欲望。比如子贡曾问过他：我有一块美玉，是应该把他藏到盒子里呢，还是找人估价卖了呢？

显然，这是一段富含深刻哲理的话，而不可能是子贡真的有一块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这样的问题，孔子是这么回答的：

卖了吧！卖了吧！我现在也正等着人来买我呢！

可虽这么说，孔子却一辈子都没遇到“善贾”之人——按现在的话讲，就是没遇到伯乐。越得不到，越想得到，但问题是孔子做官，还要有原则，比如他就曾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意思就很明白：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若天下大乱，还不如隐去的好。

这就很有些意思。

不过到此还没完，后面，孔子又跟了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意思也很明白——清平盛世，你还是个穷人，可耻；昏庸乱世，你却飞黄腾达，也可耻！

有人据此下定论说，孔子这人，就是个贪慕虚荣的腐儒。难道做官不是应该心系天下，以民为己任吗？一个人做了官，却还要荣华富贵，这对吗？

事实上，这个问题决不能这么看。通过这段话，孔子想要传递的其实只有一个观点：君子立身。

国家政治清明，你出来做官，通过正常手段获得财富，这叫“取之有道”；

可国家政治黑暗，你仍然出来做官，而且还不想着拨乱反正，却“富且贵焉”，这就是可耻。

可以说，“君子立身”这个观点，贯穿了孔子的一生。在他看来，君子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陈亢就曾问孔子的儿子

说：老先生一定给你开过小灶吧？

回答：并没有。

只不过，有一次父亲站在庭院里，我从他身边经过，他叫住我说“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无以言”；

还有一次，我仍然从他身边经过，他叫住我说“学礼了吗？”，我答，还没有，他又说“不学礼，无以立”。

就这样。

陈亢听完十分激动。他说，我学到了三点，第一，君子要懂诗；第二，君子要懂礼；第三，君子要远离自己的儿子。

孔子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呢？无从得知。不过，公元前五百年的孔子确实把“诗书礼乐”这类事情看的很重。那个时代的所谓“君子”，其实指的是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士是最低等的贵族。孔子认为，既然是贵族，那么就必须掌握“六艺”，既“礼、乐、射、御、书、数”。如果连这个都不会，那就是贱民，是“小人”。

所以，当他的学生樊迟想要学习种田时，孔子冷冰冰的回答道：“种田这事我不如老农。”而在樊迟走后，孔子便破口大骂：“所谓小人，指的就是樊迟这种人！”

这是孔子和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几千年后的我们当然不该这么看。

4.

上面说过，孔子从不虚伪。这是一个优点。也正是因为这个优点，才诞生了完全迥异于于道家、墨家的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要求信徒清心寡欲；墨家思想更极端，以清苦穷困为乐，要求弟子禁欲。

但孔子不回避自己的欲望，在《论语.里仁》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段话简单翻译一下就是：

富贵人人都想要，但要取之有道；贫穷人人都讨厌，但摆脱贫穷该走正道，否则就宁可贫穷下去。

所以说，孔子是个性情中人，他想要什么，就坦然相告，从不避讳或刻意压抑。比如，公元前501年，鲁国的公山弗扰谋反，就跑来招聘孔子去给他当官，孔子则欣然表示愿意前往。

可问题是，孔子不是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吗，鲁国这都犯上作乱了，怎么他还要跑去做官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就有人公开表示反对，这个人就是子路。

子路这个人，性子急，脾气暴，说话直来直去，是个犟牛。也因此，他经常能把自己的老师气的直跳脚。在听说孔子决定仕官之后，他就跑出来，阴阳怪气的说：没有地方去就不去呗，为什么非要去公山那里做官呢？

孔子回答：他们招聘我，难道不给点条件吗？只要他们肯用我，我就一定把那个地方变成东周！

从语气就能看出来，孔子这是急眼了。但即便是气话也露出了一点端倪：对孔子来说，实施政治理想最重要。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想在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里，恢复周朝旧礼，重建和谐社会。

所以，当公元前490年又有叛军来招募时，孔子心平气和的对不满的子路解释说：真正坚固的东西，不会被磨薄；真正洁白的东西，不会被染黑；难道我只能像个葫芦一样挂在墙上，中看不中吃吗？

孔子看中的，是实践的机会。推行政治主张也好，实现社会理想也好，都需要掌握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如果不能把这套思想真正用于社会，那孔子就只是一名公元前的普通的老师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孔子的政治构想，究竟是什么？

5.

唉，我感冒了，迷迷糊糊的，本来接下来想谈谈周礼，以及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正名”，也不想写了……

诸位自己搜搜资料吧。

谢邀。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曾这样评价孔子的学说：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处的东西。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至于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孔子在我看来只是为帝王服务的学者，主席把他打倒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