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此之前有过哪些价值和意义？这些价值和意义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

张俊森：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family outcomes. 2017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链接如下。

王丰、沈可、蔡泳和Gietel-Basten：Is demography just a numerical exercise? Numbers, politics, and legacie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2018年发表于Demography。链接如下。

这两篇文章基本已经能够完整回答题主的问题。对计划生育这个话题有深入的兴趣的知友，或许可以考虑将这两篇文章下载下来，对照着后面的参考文献读一遍。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应该也会比较清楚了。从强制一胎前的计生政策，再到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思想源流和决策过程；从评估政策的预期效果——少生优生，实现了吗？到针对预期之外的效果的研究，两篇文章都有提及。两篇总结中列举的许多英文文献，不少也已经以翻译等形式，进入了中文互联网世界。

为了方便嫌麻烦的知友，我也从两篇文章的结论里翻译了可能是核心结论的两句话，放在这里供参考：“一胎化政策的实施，虽然有可能轻微地加速了（may have mildly accelerated）中国的生育转型，但也带来了高额的（substanial）成本......回首过去，我们或许要质问：是否有必要在中国引入一胎化政策（张文第16页）”；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将会成为历史上在坏科学（bad science）的基础上实施的、失败的社会工程的教科书般的例子（王、沈、蔡等文第19页）”。

这个答案接下来的部分，会简述这些学者给出如此判断的理由。实际上，他们对作为整体的、在1970年代已经颇为激烈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并非如此负面；以上结论，主要针对之后铺开的独生子女政策。支持这一判断的，主要有以下两点因素：首先，在“少生”和“优生”两个维度上，独生子女政策，或许都没有实现当时宣称的、如此宏伟的效果——当然，这不等于说完全没有效果；其次，政策的推进，或许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激进。后面一点，或许比前面一点更重要。

一 如何评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这更多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怎么在政策推行后、人口发生的各项变化之间，与政策间建立起因果？我们知道，能确证因果的，只有随机实验：随机将人口分成两组，一组推行政策，另一组不推行政策，然后做比较。然而，计划生育的实施遍及全国：除了极少数试点的地区，我们没有办法划分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必须去找一个合适的对照组（这其实就是 @chenqin 提到的“基准”），来和实施了政策的地方做比较。二者的差别，即是政策的效应。

这个对照组要怎么找呢？首先，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与乡，实施政策的力度都有所不同。如果能在其中各方面特征相对类似的群体，比如东部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比较就可以做；其次，如果当地政策的实施足够突然，让人来不及有时间反应。政策实施前后的当地人，也可以用来做比较；再次，不同地区的执法力度——比如罚款数额——有差异，这也能够成为比较的契机；最后，在计生实施十分严格的地区（如部分城市），生下一胎和双胞胎的家庭，也可以用来做比较。

之后要提到的研究，几乎都隶属以上几种方法之一。比如张俊森和Rosenzweig 2009年的经典研究，就是在计生实施相当严格[1]的昆明，比较是否生育双胞胎的家庭，子女教育程度的差异。接近随机实验的研究设计，得到了接近因果性的估计结果：计生政策将教育程度提升了4%[2]。不过，如果是范围更大的比较——比如国与国的对比，合适的对照组就很难找了。此时，研究者只能尽量控制变量，期待“实验组”和“对照组”间尽量接近。在这篇答案的末尾，我会简述国际比较的结果。

本节注1：在昆明，第一次生育一胎的家庭，超过95%只有一个小孩；第一次生育双胞胎的家庭，超过99%只有两个小孩。

本节注2：除受教育年数外，上大学几率、在校成绩、健康程度等方面估计出的影响也不大。

这一节用到的文献：Rosenzweig, M. R., & Zhang, J. (2009). Do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wins, birth weight and China's “one-child” polic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6(3), 1149-1174.

二 计划生育，实现了预期之内的目的吗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简化：1970年代末之前的计划生育，以及之后的独生子女政策，有没有实现“少生”和“优生”的目的？有关独生子女之前的计生，近年来的研究有以下两个发现[1]：1970年代的计生，并没有之后描述的那么“温和”；许多之前认为是1970年代末开始的粗暴措施[2]，1970年前中期已开始应用；实际上，通过比较不同时间建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省份生育率趋势的变化，一篇2018年的文献估计出：计生政策，可以解释1969-1978年间生育率一半的下降[3]。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有没有实现“少生”的目的呢？这方面，现有的结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一方面确实降低了各地区（尤其是城市地区和汉族人口）的生育率，另一方面也大幅降低了家庭生育第二胎的概率[4]；其次，尽管政策取得了成效，但效果可能并没有1970年代末期之前的政策那么显著。此外，同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能够解释相当一部分——很可能是绝大部分——的生育数量下降[5]。政策带来的变化，只是同期变化的一小部分。

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是“优生”：计划生育有没有提高人口素质？答案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在个体层面，提高了一点；在社会层面，可能是降低。包括前面提到的双胞胎研究在内，一系列研究均发现生育数的下降，对孩子的教育程度或身高等指标带来了正面的影响[6]。然而，对教育的正面影响不能过高估计：近两年的研究，共识大致是0.3年[7]。女孩受的正面影响大些；男孩方面，这一影响未必显著。此外，由于“城市-农村”人口比例的变化，社会整体的教育水平可能因此降低了[8]。

本节注1 详细的论述都可以在开头的两篇文章中找到。

本节注2 记录月经以“防‘患’于早孕”、联合家庭施压要求流产、不给“计划外”生育的孩子办登记等手段，在这个时间段都已经开始应用。“没有强制”的描述，并不全面。详情见用到的文献的第八篇。

本节注3 这个数字是1.5（期间总共下降了3）。具体请见用到的文献第一篇。

本节注4 这注定是个要引起“争战”的问题。知乎之前的讨论，集中于以前流行的“四个亿”和 @chenqin 算出的“数千万”之间。实际上，如果双方都来答题，前一种说法或许会被“锤爆”：当时的专家直接假设1950-1970年之间的生育率趋势将一直持续，将假定的人口走势与实际比较，然后将之间的差值全部“归功”于一胎政策。这一算法，恐怕远不如第二种计算精细。王、沈、蔡等2018年的文章对这一过程有详尽的论述。实际上，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McElroy和Yang早年的文章（用到的文献第五篇）认为，对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给出了0.3的估计；李宏斌等学者的文章（用到的文献第四篇）认为，政策让育龄女性生育二胎的概率下降了11%。最新的估计（用到的文献第二篇）发现：一胎政策大致能解释1978-2010年间17%的生育数量下降，绝对数量在4000万左右。

本节注5 详细的论述请见用到的文献的第七篇。

本节注6 详细的论述可以在张2017年的总结中找到。

本节注7 详细的论述请见用到的文献的第三篇和第六篇。两份研究，得到了一致的估计结果。

本节注8 详细的论述请见用到的文献的第八篇。

这一节用到的文献：Chen, Y., & Huang, Y. (2018).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China's family planning leading group and the fertility decline since 1970.链接：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77821/1/GLO-DP-0204.pdf。

Garcıa, J. L. (2018). The household-and aggregate-level fertility consequence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链接：https://bfi.uchicago.edu/sites/default/files/file_uploads/jmp_04022018c_jlg.pdf。

Li, B., & Zhang, H. (2017). Does population control lead to better child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one-child policy enforce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5(2), 246-260.链接：Does population control lead to better child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one-child policy enforcement。

Li, H., Zhang, J., & Zhu, Y. (2005). The effe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fertility in China: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链接：https://core.ac.uk/download/pdf/6271003.pdf。

McElroy, M., & Yang, D. T. (2000). Carrots and sticks: fertility effects of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2), 389-392.链接：http://www.jstor.org/stable/pdf/117256.pdf?refreqid=excelsior%3Aabb2e47a95b79b50a347e13c40020b98。

Qin, X., Zhuang, C. C., & Yang, R. (2017). Does the one-child policy improve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in urban China?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5(2), 287-303.链接：Does the one-child policy improve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in urban China?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Wang, F., Zhao, L., & Zhao, Z. (2017).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their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0(1), 31-68.链接：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nd their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Wang, X., & Zhang, J. Beyond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orthcom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链接：Beyond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Whyte, M. K., Feng, W., & Cai, Y. (2015). Challenging myths abou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The China Journal, (74), 144-159.本文有中译版，链接：哈佛教授：独生子女政策四大误识亟待澄清。

三 计划生育导致了哪些预期之外的影响

面对覆盖范围如此广泛的社会工程，少有人能提前预知政策实施的所有可能后果。除掉生育率和人口素质的变化，其中许多，大家或许已经耳熟能详：首先，广泛存在的性别选择现象，导致部分区域的性别比出现失衡。比方说，李宏斌等学者的估计结果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大致可以解释1990年代性别比变化的接近60%；大家同样熟悉的结果变化之一，是在诸多只育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女孩地位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上升[1]。由性别比的变动，又派生出了诸多影响[2]。

独生子女的影响不止于此。在张2017年的总结中，他指出政策的实施对诸如离婚率、男女劳动参与率、人口迁移等一系列因素均有影响。比方说，政策实施的强度，与当地的离婚率高低之间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政策实施较不充分的地区，“超生”的比率更高，这一点与当地的男性劳动参与率显著负相关，对女性的劳动参与相关性不显著。此外，“超生”比率的高低，与当地人迁移的比率也是负相关。不过，张也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也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究竟有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上，已有研究的结论，可能和前面提到的“计划生育有没有促进”教育一样：或许有，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李宏斌和张俊森早年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政策在当地的推进，确实对GDP总额的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廖珮如之后的估计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在1980年之前的影响可能为负；1980年代之后取得的增长中，独生子女政策可以解释12%。随着研究的推进，这些结果还有可能发生变化[3]。

本节注1 然而，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同样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在1980年代前中期的性别比变化中，相比于独生子女政策，包产到户的解释力要更强（用到的文献的第一篇）。实际上，具体到劳动力市场——包括平均工资与就业比率等指标——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政策的影响并不大（比如说，在收入差距方面，政策缩小了1.5个百分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请见用到的文献的第七篇）。有关女性地位上升，早年的研究（用到的文献的第三篇，也是引文的来源）做了许多十分有意义的观察；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开始重新关注性别观念的“顽固”，及其对两性地位消长的影响（用到的文献的第八篇）。李宏斌等学者的原始估计结果，在用到的文献的第四篇。

本节注2 比较新的综述，可以在用到的文献的第二篇中找：性别比对储蓄率、性别比、犯罪率、不平等程度、经济增长等因素都有影响。

本节注3 两边的观点，分别请见用到的文献的第五和第六篇。

这一节用到的文献：Almond, D., Li, N. H., & Zhang, S. Land reform and sex selection in China. Forthcom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链接：http://spot.colorado.edu/~shzh6533/SexRatio2017.pdf。

Cameron, L., Meng, X., & Zhang, D. (2016). China's Sex Ratio and Crime: Behavioural Change or Financial Necessity?. The Economic Journal.链接：https://scholar.google.com.hk/scholar?hl=zh-TW&as_sdt=0%2C5&as_ylo=2014&q=sex+ratio+and+crime&btnG=。

Fong, V. L. (2002).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4), 1098-1109.链接：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

Li, H., Yi, J., & Zhang, J. (2011).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in China: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mography, 48(4), 1535-1557.链接：http://www.jstor.org/stable/pdf/41408201.pdf?refreqid=excelsior%3A4f4d288f719dc29b2c50fa8181a743a9。

Li, H., & Zhang, J. (2007). Do high birth rates hamper economic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1), 110-117.链接：MIT Press Journals。

Liao, P. J. (2013). The one-child policy: A macro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1, 49-62.链接：The one-child policy: A macroeconomic analysis。

Liu, H. (2011). Economic reforms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9(4), 839-876.链接：

Loh, C., & Remick, E. J. (2015). China's skewed sex ratio and the one-child policy. The China Quarterly, 222, 295-319.链接：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hina-quarterly/article/chinas-skewed-sex-ratio-and-the-onechild-policy/25FC67FB57904AAEB473093984C369A6。

四 国际比较的视角看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不是中国特有的政策。1950年代时，洛克菲勒已经捐资成立了“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研究相关理论、提供资金和实物援助；1960年代时，以瑞典向斯里兰卡等多国援助计划生育项目为标志，成规模的国际合作在大范围内启动。自1970年代前中期起，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都启动了各种类型的计生项目。理解中国的计生政策进程，不能脱离国际进程；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有效时，国际比较是非常有必要的视角[1]。

借助联合国人口政策数据库这一资源，De Silva和Tenreyro评估了世界范围内、各类计生项目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人均GDP、婴儿死亡率、城市化率和人均教育年限之后，以下三个反映计划生育的指标，都与该国的人口增长率显著负相关：人均计生项目支出、计划生育项目的执行力度，以及计划生育项目覆盖的人口比例。诸如教育、城市化和教育年限等变量，在回归中的符号并不稳定。这一研究说明计生政策很可能有实质影响，但因果性还需要进一步确证。

具体到研究中国，有许多学者尝试寻找各方面特征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基准”来和中国比较：印度、越南、墨西哥等，都曾经成为备选对象。比方说，在2012年发表的研究，王丰和蔡泳选取了1970年时人口在100万以上，而增长率又和中国相近的16个国家，来比较之后30年的人口趋势，结论是官方严重夸大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成果”[2]。直到2017年，也就是去年，仍有诸多学者就这个题目展开争论。任何这方面的结论，都应该和前面提到的、微观层面的结论结合起来理解。

本节注1 对这段历史的详细讨论、相关文献，以及之后的数据分析，请见用到的文献的第一篇。

本节注2 请见用到的文献的第二篇。

这一节用到的文献：De Silva, T., & Tenreyro, S. (2017).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and fertility converg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4), 205-28.链接：https://pubs.aeaweb.org/doi/pdf/10.1257/jep.31.4.205。

Feng, W., & Cai, Y. (2012).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litics: How will history judge China’s one-child policy?. Popu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38, 115-129.链接：http://dragon-report.com/Dragon_Report/Challenges_files/Wang_pp115-129.pdf。

五 总结，其它零碎的结论，以及一些可能有用的读物

总之，我们可以尝试作出以下结论（随着新研究的推进，这一点应不停地修正）：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其中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都对减少生育率有成效。然而，早期的一些结论，在高估政策效果的同时，低估了前期没有那么激进（但也谈不上温和）的政策的效果。至于人口素质、经济增长等其方面，目前看来，政策的效果没有宣传的那么明显。考虑同期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计生政策，以及本国1970年代前的情况，是否有必要如此激进，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也牵涉到两个有意思的观念。一是“科学决策”。查阅对当时决策过程的研究，我们或许会印象深刻于当时的科学家们的自信：他们使用大量数字和计算（尽管其中隐藏了许多非常可疑的假设），并用“震撼人心”的方式展现计算结果，以尝试说服决策者这些“科学”的结论[1]。从今天回首过去，我们或许会惊讶于其论证之粗疏、逻辑“跳跃”之迅捷。然而，如果短短二、三十年间，一类思考方式已经显得“原始”，我们今天思考决策时，是否也该考虑自己之后显得“愚钝”的可能性呢？

二是“人是负担”。这一问题与上一段一脉相承：将资源视为固定，将人口视作消耗（或许会加上一些“惯性”“阻尼”“反弹”之类的奇怪项目），以此作为控制人口的依据，将千万人的命运，简化为“数值操演（numerical exercise）”。然而，在新材料、新证据的发现的基础上，近年来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是工业革命前的时代，马尔萨斯的理论也未必是定律[2]。实际上，无论是“资源”的定义和数量，还是未来人口的趋势，这几点和现有人口的关系，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本节注1 Greenhalgh著作中，一个引用自当事人言论的小标题非常有趣：“这是真正的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后面列举文献的第一、二、三、四和第六篇，是这个话题上值得阅读的几本书。

本节注2 罗马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具体请见用到的文献的第五篇和第七篇。

这一节用到的文献：李中清和王丰 人类的四分之一。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048515/。

梁中堂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269720/。

彭珮云主编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59923/。

田雪原 中国人口政策六十年。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4025117/。

Erdkamp, P. (2016).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oman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arly good-bye to Malthu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0, 1-20.链接：Economic growth in the Roman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arly good-bye to Malthus?。

Greenhalgh, S. (2008).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链接：Just One Child。

Harper, K. (2017).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链接：The Fate of Rome。

80年代初，中国开始执行强制性的一胎化政策。整个东亚地区，实行了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只有中国一个国家。下图六条线分别是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六个地区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你猜得出哪条线是中国大陆吗？

（最上面蓝色的那条是中国，数据来自worldbank、“中华民国”本部戶政司，中国00和10年数据经过普查调整）

1985年，山西临汾地区翼城县得到了一个二胎试点的机会。在满足“晚婚、晚育、生育间隔”这三个条件的前提下，翼城市民可以生二胎。下表是从1990年到2010年临汾所有县市区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你猜得出哪个是翼城县吗？

（翼城的行政区划代码是141022，第一行是临汾总体。数据来自1990、2000、2010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日本从未实施计划生育，但日本的老龄化程度世界第一。下图是日本从195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

你知道1992 Projection, 1997 Projection是什么吗？

（数据来自Junichiro Takahata（2013））

90年代时，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已经令人咂舌，但低生育率却让他们毫无办法。那些Projection，是日本人天真的以为自己的生育率已经到底了，马上就要反弹了，可现实却接连抽了他们两个耳光。2006年时，日本总算做了一次低于真实值预测，可这些由非婚生子女带来的生育率反弹能持续多久呢？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以上三个图，想说三个简单的事实：：

1，有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都会下降。

2，让生二胎还是一胎，生育率一样下降。

3，生育率从来不听从人的意志，他就是在下降。

所以，每次我听到有官员说计划生育让中国少生了X个亿，就感到好笑。的确少生了，但那和计划生育真的没什么关系。许多文献研究了计划生育对中国生育率的减少程度，比如用每个地区的罚款力度差异来代表政策执行强度的差异，分析不同执行强度的地区的生育率差异，结论是：完全取消计划生育，生育率上升0.33。（

）；比如研究两群其他性质都相似的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其中一群是汉族，另一群是少数民族，结论是：由于计划生育，汉族妇女平均生育第二胎的概率下降了11%。（

）；比如看政策收紧前后出生的两群人口在育龄的生育率差异，最后发现计划生育仅能解释生育率下降的一小部分（

）。计划生育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生育率的降低来自其他原因。

有人就要问了，那印度呢？印度的生育率为什么没有降低那么多？很简单，印度没有抓到降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而所有东亚国家都抓到了，那就是女性教育。中国为女性提供相对平等的教育，极大的降低了生育水平。从1990年到2010年的数据看，一个县、市、区的女性受教育年限平均上升1年，总和生育率就下降0.4，平均少生0.4个孩子。（根据前面的第一篇文献，1年的教育水平就相当于整个计划生育的效应）妇女教育水平从小学教育提高到高中，每个妇女就少生2.4个子女，东亚地区的妇女教育水平都比较高，于是大家的生育水平都在1徘徊，难兄难弟。

这个答案只要说计划生育的价值，他的负面效应我就不多写了，但最严重的一点我想应该是性别比例的失衡（由选择性堕胎导致）。如果说有人支持计划生育是因为他确实减少了人口，那么在我看来，计划生育连这最后一点价值也微乎其微，说他加快了老龄化还真是抬举了它。计划生育就是一个浪费了很多钱，闹出了很多问题，还没达到预期目标的一个东西。

+++++++++++++++++++++++2013年4月23日++++++++++++++++++++++

讲一点分析问题的方法，类似的问题就不一一回复了。

在你分析问题时，脑子里最重要的不是逻辑和故事，数据也只是辅助，基准（benchmark）才是你要牢牢把握住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里面，基准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中国的基准是谁？

中国实行了强制一胎化，那没有强制一胎化的基准是哪个国家呢？很多人说应该拿印度来做比较，这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我们已经找不到比印度更好的基准了。但显然，台湾和韩国比起印度来，无论在人种、气候、文化、发展模式、前期的强政府干预、出口导向、第二产业优先发展、城市化进程...任何方面，都更加适合作中国的基准。印度除了面积大之外，没有半点因素比韩国、台湾更接进中国。说韩国台湾因为更早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所以不适合跟中国对比，中国只能和印度比较，非常荒谬。

2，一个人受到了计划生育约束，他的基准是谁？

一些人说，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他会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他会上不了学云云。或者说，如果我在的农村没有计划生育，生好几个不奇怪等等。然后可能用上很多逻辑推理，讲一大串故事。

这是一种基准，叫做＂如果＂。但是，当我们使用＂如果＂作为基准时，整个分析的可信度就接近于无。国内外有许多生育意愿调查，最后发现真实生育率总是比意愿生育低1左右。不仅是生育意愿，由于人类掌握信息的局限性，任何主观报告的东西，和真实发生的结果，都有很大的差别。用＂如果＂来作基准的，也正是在用主观意愿来代替实际情况，这非常不靠谱。

好比我们想要调查清华学生和其他大学学生的职业选择差异，我们将如何收集清华大学学生的职业？难道去问一个差几分考上清华的学生＂如果你多考几分上了清华，你现在会做什么＂吗？当然是去问考上了清华的学生的真实情况。计划生育也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要去研究少数民族、双胞胎、计划生育试点县的人口生育和教育情况，因为这些人的出生，不受计划生育影响，或者最起码受到的约束更少，研究他们，要比＂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要有好几个兄弟姐妹还会辍学＂可靠得多。

数据在这里有两个作用：

1，通过多个维度的比较，帮助你找到合适的基准。

2，找到研究对象和基准的差异。

那什么时候我们不得不用逻辑推理呢？

1，全世界都实行计划生育，没有基准了。

2，中国实在太特殊，没有国家可以做中国的基准。

3，你也许能找到基准，可是你什么数据都没有。

当你发现以上三点必居其一时，你才可以放心地使用逻辑推理，或者说“不得不”使用，因为如果别人找到了基准，还有数据，那你的分析就一文不值。但要记住，逻辑推理也是有基准的，你必须有一个公认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已经在其他数据中得到验证了，否则就等于扯皮。以后有好问题了，再说说怎样才能不扯皮。

+++++++++++++++++++++++2014年1月11日++++++++++++++++++++++

列一篇关于

的最新文献，作者将计划生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63年，主要是宣传，发放避孕工具；第二阶段始于1971年，即“晚、稀、少”政策，此时的政策会对超政策生育的家庭有经济上的压力，对公务员也有政治上的压力；第三阶段于1980年开始，即普及全国的严格一胎化政策。

作者使用了CHNS数据与duration model，估计每一个阶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时期出生妇女的生育影响，结果如下：

图中可以看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政策对妇女的影响很小，最多仅能让总和生育率下降0.2左右；第三阶段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于60年初出生的妇女，强制一胎化的政策使其一生的生育水平下降了0.3左右，但该效果逐渐减小，对70年代出生的妇女，生育水平的下降只有0.2左右。

将育龄妇女少生的数量与育龄妇女总数相乘，我们可以算出——强制性一胎政策减少了7000万左右的新生儿。如果加上他们的后代，整个计划生育的效应可能会达到1亿人。

这个结果，在我的答案里提到了（完全取消计划生育，生育率上升0.33），在评论里也提到了（1980年到2011年30多年来由计划生育而减少的人口差不多是9000万左右）。在答案里，我说计划生育的效应“微乎其微”，那是因为相对于计划生育的投入来说，他的效果却十分有限，还不如育龄妇女的教育年限上升一年；更是也远低于计生委自己的估计（

）。

这么清楚的结果，有人却非要看完第一个图就来发表观点——只看第一个图，你的观点能和我的答案能有什么关系？评论在我的答案里做什么？

希望后来的评论者把答案看完，别看完第一个图就去评论里放跑，也别再重复已经说过很多次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