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清朝占领山海关以后，推进速度那么快？

1.清方的政治工作极为出色，而几个对手的政治水平实在太low

不得不承认的是，到入关的时候，经过皇太极改造后的满清政治机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游戏规则那一套熟悉到令人恐惧的地步。刚入关的时候打的吊民伐罪的旗号非常高超，成功帅锅到闯王头上又减轻了自己过去50年的恶劣印象。该认怂时一点都不含糊，刚进关时又是不剃发又是向南京释放善意，直到彻底打垮了大顺，才和南明翻脸。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人都能用，什么官都敢给，冯铨这种人能当大学士，孙可望敢封王。最恐怖的是几个高层还知道斗而不破，皇太极刚死，豪哥下狱，顺治亲政这几个时间节点换包括蒙元在内的几个异族朝代早内战打出狗脑子了，结果满清内斗的后果控制得相当好。其他的像什么开科举，笼络士绅，顾老爷子的《南明史》已经谈的够多了，不赘述。

与之相比，南明大部分政治精英的天赋估计全点到捞钱和内斗上了，在定策，处理三大案，孙可望封一字王还是二字王这些问题上展现的政治智商是幼稚园水平的。闯王则是too naive,北京要么不和士绅撕破脸，撕破脸了还就搞死30个人就算完了？尔朱荣和朱温等一众前辈纷纷表示真是给干我们这行的丢脸，信不信他要是真在北京大开杀戒，虽然历史评价不会变，但是满清两年内都会忙着稳固北方没法南下，当了反贼还有着当圣主的烂漫情怀那是不行的。

2 满清入关时的军事水平出色，而至少当时国内没有汉人军事集团能与之对抗。

请注意前提——入关时，皇太极时代遗留下来的百战精锐非常强，而且是步、骑、炮无短板的强。拜很多无脑明穿小说的印象，满清军事应该是个人武艺强而列阵不行，但历史事实是满清的纪律和组织同样非常强，强到什么地步，举个著名的例子，山海关之战。满清主力在两天三夜之内强行军三百里，修整一个晚上和上午后，在一个下午内打垮了顺军主力，这是只有靠极强的纪律和组织性才能做到的。潼关之战，闯王不可谓不努力，然并卵，打得再英勇也无法挽回败局。而同时期明军普遍是什么水准呢？何腾蛟带了两万人向武昌进发，遇到清军300人的骑兵前锋，两万人一哄而散。另外就是有点战斗力的大萌官军几乎都投靠了满清，由于大萌最后几年拒绝实行团练制度，导致南方大部分民勇缺乏正规军事训练，不是正规军的对手。但是满清的问题是核心人口太少和军官缺乏正规培养，镇压山西叛乱堆人命攻城后表现就不行了，1652年西南大败后，就逐步转为督战队靠资源和南明内部失误最终压死了对手。

3 由于大顺和南明方面在1644年的接连战略失误，使得满清没费多少工夫就轻取传统南北分界线上的诸多天险。

首先北方关中能否守住最大的天险河东地区被顺军在回撤的途中轻易丢失了，河东有多重要，参见1649年姜某人叛乱时满清几乎全家上阵，折腾了大半年才完事。然而因为闯王撤退过速，河东又没有真正的嫡系军队镇守，河东轻易失守，这之后清军走北线还是走南线入关中，主动权已经易手了。关中最终沦陷连带着汉中失守。南北分界线上，首先江淮地区，南明因为内讧最有战斗力的高杰和黄得功两部，在清军渡淮时一部早已溃散，一部西调至安庆附近，再加上史可法纯粹靠情怀守扬州，轻取江淮。襄阳地区，李自成拒绝白旺的正确建议，不是再次和阿济格决战而是南下武昌，然后莫名其妙死了，导致襄阳地区轻易易手，如果说李自成一生有什么真正的污点和不可饶恕的错误的话，那么这就是他唯一也是最大的错误，面对汉人在南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地理屏障，他选择了怯懦地逃跑，然后上天便抛弃了他。接下来南明军民们面对的地理劣势实在是太过困难，而清军的地理优势实在是太大了，清军可以随时利用几条河流和运河从北京支援各地，反而是明军被几个地理节点事实上切割成好几个互相独立的战场，彼此之间难以呼应，局面实在太过艰险。而南明政府自身的组织能力也很成问题，金声桓和李成栋相继反正后，中南有连成一片的机会，然而整整一年的时间，湖南、广东、江西三地的明军彼此近在咫尺都无法相互支援，这种组织和统筹力度，怎么和清军争夺地利。

7/14 更新部分

4 明朝缺乏地方自治传统，中央崩溃后地方形同散沙，民众难以组织。

明朝从建立伊始，就严防晚唐和元末那样的地方藩镇的出现，三司严格分离地方的军、政、财权，但鉴于宋祸，明太祖还是留下了地方封王和基层乡老自治两个保险。然而朱棣柔性削藩后，全国武力集中于九边和京师，随着卫所败坏，地方武力进一步削弱，也最终导致了倭乱时数十个精锐浪人便横行江南的窘境。到了明末，崇祯一直拒绝放开团练，避免地方势力做大，甚至到了弘光政权之时还是拒绝大规模启用团练，导致出于一番血勇集结起来的民壮既无军事素养又无军事组织，江阴那种有组织的顽强抵抗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嘉定这种勇而无谋的抵抗。在行政体系上，张居正新政废除力役改为折银后，地方公共组织力度反而大幅度下降了，这也导致明方在后来的人力利用和组织上困难重重。在抗清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云南、福建二省恰恰是明朝地方山头主义最重的两个省，云南沐国公府、广大土司的存在都使得它在财政和军事上有很强的自主性，经过大西军改造后迅速提高了对地方力量的掌控。福建则是由于郑家的崛起，存在一个半独立的军政财集团，国姓得以靠郑家世子的身份迅速聚拢了福建的各方势力和清军对抗。

5 当时明朝政府的无能和腐败都到了惊人的地步，也造成了抗清战争初期民众对朱明认同感并不高。

平心而论，明朝的2000万总税额摊到每个人头上并不多，然而从万历开始加征辽饷500万，到崇祯中期最后三饷总共多加征1000万，然而每年账面上3000万的收入伴随着的却是九边前线欠饷不断，前线将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饥民没有任何公共救济。真的是税收不上来吗？不，事实是政府的横征暴敛到了不要说北方百姓连江南百姓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以至于在崇祯上吊的前一年，江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最后是陈子龙靠个人魅力才勉强平息了下去。钱都到了崇祯募捐时一毛不拔，大顺拷掠时能轻易拿出数万甚至数十万家产的文武百官的手里。弘光政权在南都建立后，在给予四镇和左良玉充分的财政自主权的同时还照样要拿出350万白银，100万本色（这就占了弘光实际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还要再拿出120万供养清军进城时连个鬼影都见不到的6万京营，拿出30万感谢吴三桂带路有功，再筹备拿出百万从多尔衮手里赎回燕京。这就导致南都政府不仅不能修养生息，反而要进一步压榨民力，卯吃寅粮，卖官鬻爵等手段悉数到场。这也是南都政府在清、顺厮杀的大半年时间内坐拥全国精华之地却毫无存在感地玩泥巴的根本原因，腐败无能的政府导致匮乏的财政，匮乏的财政导致什么北伐计划都是空谈。这样的政府，除了部分士人外，普通百姓还能有什么认同感，清军南下在扬州搞了次大屠杀之后，各地基本是望风而降，当时的普遍看法是不搞强制剃发的大清取代大萌不过是正常的王朝更替，甚至连江阴城当时都乖乖递了降表，如果不搞剃发令的话，以当时的风向，大清两年内就能在事实上统一全国。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而等到剃发令下达后，满清已经在华北和江南建立起了完备的官僚体系，占领区内的起义只能起到牵制作用，成体系的抵抗势力占据的不是海岛就是西南群山，在人力、无力运用上大大落后于清军。

6 运气实在是太差

虽然不想涉及玄学，但汉人在明末运气极差是事实，舟山之战甚至发生了大将坐舰发射的火球打到对方桅杆后弹回来把己方主将烧成重伤的事件...并直接导致了舟山之战的失败（此事无厘头的程度堪比星爷电影然而它就是发生了）。还有李自成、左良玉、张献忠三人之死都有着极大的运气成分，气运这东西。。。。哎

的回答角度不错。 我把我以前写过的关于清军火炮对于传统城防的优势贴一下，作为对他的论点的补充：

一。 清军火炮部队的建立：

当明军与后金军初交手时， 虽然野战屡败， 但在守城攻城上还是有一定优势。 尤其是著名的宁远之战， 努尔哈赤也受挫城下。 皇太极继位后， 便在宁锦之役中吃了大亏。他为了避开辽东坚城，便绕道 哈尔入关掳掠了一番，战绩辉煌，占领了关内四城。 但大军回辽后，明军便会攻滦州， 以红夷炮轰破两个垛口后登城克复，阿敏只好带着其它留守后金军放弃永平脱归。

这样，到1630年时， 皇太极便面临着一个瓶项。后金要进一步扩张，只有两条路。山海关外明军有坚城大炮，他已经碰了一鼻子灰。 而绕道入关呢， 由于和本土的距离太远， 无法长期占有新的领土。 因此，对他来说， 只有找出突破关外诸城的方法， 才能打破这个疆局。 唯一的办法， 说是建立一支比明军更强的火炮部队。

明军当时自制的各种火炮, 诸如虎蹲炮,佛郎机等, 由于射程不远,在与后金的战斗中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 宁远之战中,来自西洋的红夷大炮崭露头角(据黄一农的考证, 这11门大炮, 均是从欧洲沉船上打捞来的),.射程、威力和准确度均远胜原来明军的火炮. 同时, 宁远城也不是普通城池, 它是按西洋炮台法所建,四角均有突出的敌台,可以使冲到城下的敌人受到三面交叉火力(即徐光启所说的 “建立附城敌台， 以台护铳， 以铳护城， 以城护民， 盖其法即西洋诸国所谓铳城也。”),坚城与利炮配合,才取得了守城的胜利.

皇太极认识到了红夷大炮的威力后, 便不惜重金马上着手仿制.1631年(天聪五年)初，铸成了第一门“天佑助威大将军”. 到当年七月进攻大凌河前夕， 已有红夷炮、大将军炮40门。

在大凌河之役时, 后金军凭着大炮围城破堡, 毁台打援, 十月底守将祖大寿被迫出降.后金军初用红夷大炮, 便得大捷.

当时, 明军使用火器的最高水平,是孙元化在登州请葡萄牙炮手训练的军队,不但拥有当时远东最多的红夷大炮, 而且掌握了西洋的角度测距等火炮操纵技术. 不料孔有德在吴桥兵变后, 于1633年浮海投降后金, 带去了多门大炮及绝密的操炮技术. 而明军自孙元化被处死后, 火炮方面一直没有长进. 随着后金自制和俘掠大炮数量的增长, 双方在火炮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大的逆转. 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据明臣所说, 宁远只有十门大炮, 而其面对的清军在锦州就有百门。

二。 清军火炮的决定性作用：

后金(清)的火炮力量的增长, 使得原来对其来说是弱点的攻城反而成为优势. 在接下去的多次攻城战役中, 清军的火炮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1636年第二次征朝之役，朝鲜国王躲到险要的南汉山城., 但在清军的大炮的轰击下, 被迫出降. 朝鲜国王叹道:“自古胡人不习炮事，而今番则马步矢炮无不皆备。 中原虽有大炮，未闻坏城，今始见之。”

2. 1644年潼关战役，清军专调红衣大炮以攻城。 十二月二十九日战役开始， 次年正月初九炮到，十二日大顺守军即出降

3. 1645年扬州战役， 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城下，因城墙高峻，大炮未到，多铎先向史可法招降，被拒绝。二十四日清军即用大炮轰塌城墙。二十五日城陷。

当时远东的城池， 除了关外， 都是方形的高城深池，也就是传统的垂直式防御堡垒，在大炮的轰击下， 很快就变成瓦砾废墟。 由于一直只有明人自己拥有火炮， 他们的敌手都是没有城池的蛮族。 因此，明人根本没有时间发展出针对攻城炮的对策。清军入关后，名城重镇一触即溃。

三。 火炮与要塞力量对比的全球性比较

在战事频繁的欧洲， 倒是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就发展出对抗攻城炮的办法， 也就是著名的意大利式梭堡体系（TRACE ITALIENNE）。，即降低城墙高度， 增加厚度，把防御工事修成锯齿波浪形， 重新设计角楼和进入堡垒的门道，制造一个陡坡来形成适宜的火力区。 这样的新城堡已耗费巨大。（1542年教廷放弃了用一条18座棱堡带环绕罗马的计划，因为只修一座的账单就让教廷吃不消了。），但在战争的压力下， 这种新的要塞还是很快遍布欧洲。 明人确实也从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这种大炮要塞（“铳城”）的法子， 但只有关外的几座城池做了改造。

新式要塞的采用与否，对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欧洲， 所向无敌的西班牙步兵队（TERCIOS）在战场上的胜利始终未能为哈布斯堡王朝赢得全面的霸权，只要败北的一方能够退守大量准备好的工事， 并且可以期望进行持久抵抗， 那即使取得一系列胜利也不足以建立霸权。面对新式堡垒，攻城要花费长得多的时间，投入多得多的军队。平定尼德兰反抗的西班牙军队司令在1574年年警告财力冠于欧洲的腓力二世说， 如果我们每征服一座城池， 都象已征服的那些如此耗时的话， 世上决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 让我们用武力去平定在尼德兰造反的20个城镇。 果然，1575年腓力二世的国库宣告破产，不得不于1576年放弃所有据点。 一直到18世纪， 攻城再次成为一种无望的行动， 通过长期围困以饥饿逼出防御者是夺城的唯一方法。

但在中国， 明军和顺军在战场上被击败后， 没有办法在城池里找到喘息之所， 因此最后只能彻底失败。这种情况在欧洲外的很多地方都同时发生。 因为大炮技术的传播， 比要塞的传播要方便， 而且成本也低得多， 因此活动攻城炮使拥有者大占优势，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批地域较大的火药帝国。其中包括： 奥斯曼帝国， 莫卧儿帝国， 以及清帝国。 日本的德川幕府则由于使用火枪和少量大炮， 使得原来的防御工事至少部分过时， 从而促进了单一的中央政权的建立。（日本虽然以使用火绳枪为主，但德川家康为了攻打丰臣家的大阪，也大量采购和制造他们称为石火矢的大炮）。

不约而同的，这些火药帝国，在巩固政权后就不再进一步发展他们赖以起家的大炮。“在所有的这些国家里， 一旦中央政府通过使用和垄断重炮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进一步自发地改进火药武器的努力就停止了。 无论要使重炮在某一特定地点发挥威力有时是多么因难， 但是统治者已经拥有了显显然被看作是达到了极限的武器。 试验新器械的动力很少； 相反， 一切可能使已有的大炮过时的发展定被当权者视为任意浪费， 而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在欧洲， 大家仍然急切寻求改进武器设计的途径。因此 ， 当亚洲国家过了两个世纪后发现他们与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的差距时， 这种差距已经比17世纪初时大得太多了， 以至于不得不首先屈从于外国的入侵和征服。”（《威廉麦克尼尔《竞逐富强》）

。

历史比满清几万精锐入关还糟糕的局面多得多。

但是为什么唯有满清军队能不断前进，破军拔城？？无他，当时整个东亚唯有满族热爱攀科技树，热衷于升级装备制造业，点出了大量的重骑、防箭甲、破甲箭、攻城炮、后勤体系。当时整个东亚，他们才是最真切掌握了礼乐射御书数之道的民族。

掌握了最尖端的生产力的武装力量吊打其他武装力量。

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常态。是无可避免的。

我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说说我的看法：

1. 满清占领中国的速度之快，并不是由于满清有多强，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太散。这件事再次鲜明的证明了一个道理：底层总是更在乎国家民族，而高层反而更在乎阶级利益。

明末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政权的衰亡，而是整个文明的衰亡。一个文明衰亡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这个文明的精英集团，集体倾向于自私自利，丧失了家国天下的观念。说的更明白一点，阶级利益完全压倒了国家利益，而个人利益又完全压倒了阶级利益。

明末的亡天下，和后来的苏联解体一样，都是精英集团出卖国家民族的结果。是阶级矛盾压倒了民族矛盾的结果，是上层精英为了个人私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的结果。

明末士绅阶层的无耻，稍微对历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掌握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特权和利益，却不愿意为之付出任何义务和代价，最终导致国家财政破产，西北因为天灾人祸而流民泛滥，军队因为无饷流为贼寇。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不过是一个字：税。为了自己聚敛的田地财产，为了不纳税和科举做官的特权，这群人可以出卖任何东西，小到个人的名声和灵魂，大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

苏联的精英集团也类似。在苏联的体制之下，官僚们所谓的特权，和资本家的享受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国家领导人退休了，工资也就那样，顶多算是中产阶级水平）。而且最让人沮丧的是，这特权来自于体制，既不能自由操控，也不能让后人继承。所以为了个人私欲，最终苏联统治集团的精英（主要是经济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把整个国家卖了个好价钱。

而让人欣慰的是，中国的底层百姓，那些造反的农民军，对比苏联的底层民众，表现的好多了。苏联的民众，无意识的成为了外国资本和内部精英的帮凶，属于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典型。而他们收获的结果，就是二十年的苦难，以及绵延至今的国家民族战略形势的恶化。而明末的中国底层百姓，以及农民起义军，却成为了抗击满清入侵的主力军。反而是投降派的主力，则是那些统治阶级的儒学精英。

当李自成杀进京城的时候，崇祯孤独的在煤山的老歪脖子树上吊了，陪着他的只有一个太监。在此之前，唯一试图守卫下京城的，也只有一群太监。除此之外，所有的曾经的明朝高官，不管是文官武将还是勋贵皇亲，统统是想尽办法的卖身投靠李自成。然而这群人没想到的是，李自成后来对付他们的方式是大肆拷掠财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李自成后期的崛起和进京，速度太快了，他既没有适应自己的身份变化，也没有足够的组织和纪律约束下属。而这些行为，也意味着明末的统治精英和李自成政权的决裂（明朝的官僚通过科举制度，形成了一张大网，网上的官僚，网下的士绅，都通过一系列同门、座师、同年、亲属、姻亲等关系联系在一起，李自成的拷掠行为，不仅得罪了北京的官僚，也是得罪了这张大网的最顶层）。

这时候，明末官僚精英的投靠对象只剩下两个，一个是老主子明朝，不过是南明；一个是新主子满清。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哪个主子都是一样的。至于什么满清胡虏，剃发易服等等，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都不是决定性障碍。只要这个主子继续尊孔，继续考科举，继续给他们特权和官位，那么都是一样的。一直到一百多年后，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稍微剥夺了他们一点特权，就让他们抗争了好久，而且雍正刻薄寡恩的名声也就从那时候一直臭到今天。

后面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南明和满清比，战斗力是差远了。眼看着满清越来越露出胜利者的姿态，明末的官僚士绅还不是抢着过去投靠。要不是后面多尔衮搞剃发令，激起一波反抗，满清的胜利甚至可以在两三年内稳定下来。但是剃发令一下，除了上层那些无耻到一定程度的精英可以甘之若饴，甚至说出“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然后以各种头皮痒的借口去剃了头发。其他人，从底层无知小民，到中层的豪强，乃至于一些投靠满清的军阀，也觉得不满，借此掀起了一波反抗的浪潮。我们回头看多尔衮的剃发令，可以看到满清统治者的政治手段。虽然短期来看，剃发令激起了反抗。但是长期来看，这个法令实际上起到了筛选的作用，它只留下只顾利益的上层精英和不敢反抗的下层顺民，而把其他潜在的反抗者都暴露出来，并且用暴力屠杀的方式解决。从长远来看，剃发令有利于满清的统治在人民心里的稳固，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一次摧折。

最终，对上层来说，利益的赎买让他们抛弃一切甘为奴才；对于下层来说，屠刀的血腥让他们不敢起来抵抗。而且没有知识阶层的组织，光靠底层人民，再怎么不满，也就搞一搞洪门啊天地会这些黑社会组织，或者是搞搞白莲教八卦教之类的邪教，想起来造反建立政权，基本是不可能的。

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幻想的共同体，它来自于人民对过去历史的记忆和对现在文化语言的认同上面。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来说，第一重要的是语言文化，第二重要的就是历史。而这两者，都有赖于知识阶层的建立和维持，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虽然教育普及、传媒和互联网让事情有了一些变化）。而当明末的知识精英们，自己集体放弃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个幻想的共同体就维持不下去了，成为了一盘散沙。同时剃发易服，不仅清除了潜在的反抗力量，摧折了民气，同时也让底层逐渐丧失了对历史的记忆。到了辛亥，我们看到了奇怪的一幕，许许多多人不愿意剪掉辫子，因为辫子已经成为了他们新的历史和文化印记了。

所以，满清的胜利，不在于其军事力量上面，横向和纵向对比，满清的军事实力都不算什么。它的胜利，更大程度在于其政治手段上面，在于其深谙明末的现状，同时也深谙明末的政治游戏规则。

当然，也有很大程度，在于运气。从1644年入关，到最终康熙镇压了三藩，期间有无数次，满清都到了失败衰亡的边缘，但是由于各种运气和巧合，它们都挺了过来。以如此薄弱的武力（尤其是八旗武力迅速衰退之后），能够镇压如此大的国土和人口，不得不说满清的统治手腕的确是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