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清朝中后期，统治者满语水平逐渐下降，大部分底层八旗子弟放弃学习满语，改用汉语汉字？
满语的优势与统治者的“恩威并施”
起初，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对满语有着极高的重视。满语是他们的民族语言，是连接他们与其他民族区分的重要标识，更是统治阶层身份认同的基石。因此，在建立伊始，朝廷便颁布了“八旗满语”，规定八旗子弟必须学习满语，并将其作为科举考试、官员选拔的重要科目。
皇帝本人，尤其是早期皇帝，如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他们不仅精通满语，还能流利运用汉语，并用满语批阅奏折，颁布诏令。这是一种“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强制学习满语来巩固满族统治的合法性，强调满族作为“国语”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汉语在管理广大汉族人口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因此汉学教育也并行不悖。
满汉文化的融合与语言的自然趋向
然而，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满汉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政治与经济的现实需要： 统治者需要管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处理与汉族官僚、士绅的日常事务。奏折、政令、法律等大多数官方文件都是用汉语编写和颁布的。即使是满洲官员，为了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也必须熟练掌握汉语，否则将寸步难行。久而久之，汉语在实际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文化吸引力与实用性： 汉族文化博大精深，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典籍。从唐宋开始，汉文化对周边民族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满族作为后来者，虽然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但在文化上，尤其是文学、哲学、艺术等领域，仍然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大量汉族文人在朝为官，他们的著作、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满族统治者和精英阶层。
更直接地来说，汉字的书写和传播更为便捷，文化内容也更为丰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掌握汉字和汉语，意味着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信息和思想，这对于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底层八旗子弟的“无奈”选择
对于底层八旗子弟来说，放弃学习满语，转而学习汉语汉字，更多的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无奈”选择。
“国语”的实用性下降： 随着统治的巩固，满语作为“国语”的政治地位虽然仍在，但其在日常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实用性却逐渐被汉语取代。即使是满洲官员，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也常常需要依赖汉语。对于那些不打算走仕途，或者没有机会接触到核心政治圈的底层八旗子弟来说，满语的“用处”变得越来越小。
教育资源的倾斜： 虽然朝廷规定八旗子弟必须学习满语，但在实际的教育资源分配上，汉学教育往往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原因很简单：汉学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获得功名利禄。许多八旗子弟的家庭，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未来，自然会选择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汉学上。
社会风气的影响： “书香门第”、“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汉字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知识，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当周围的八旗子弟和社会大众都在以汉语为主要学习语言时，少数坚持学习满语的人，反而可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在求职竞争中处于劣势。
满语学习的难度与衰退： 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教导满语的师资力量逐渐减少，满语教育的体系也可能出现松动。同时，汉语的强大影响力使得满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场景越来越少，语言的活力自然会衰退。如果一个语言在社会上没有广泛的使用基础和文化土壤，学习的动力就会大大减弱。
“满汉一体”政策的潜移默化： 尽管并非所有政策都得到彻底执行，但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也推行了一些“满汉一体”的政策，例如鼓励满汉通婚、推行“八旗汉军”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满汉之间的界限，也为满汉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便利，进一步削弱了强制推行满语的根基。
总结：
清朝中后期，统治者满语水平下降，底层八旗子弟改用汉语汉字，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政治现实、经济需求、文化吸引力、教育资源分配、社会风气以及语言本身的生命力，都在共同推动着这一转变。这并非意味着满语的彻底消亡，而是其作为一种统治阶层语言的功能和影响力，在与强势汉文化的长期融合中，逐渐被更具实用性和生命力的汉语所吸收和替代。对于底层八旗子弟而言，这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追求个人发展的理性选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伴随着民族文化传承的隐忧。
网友意见
谢邀。
满语在清代的衰落，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入关之后语言环境破坏了
语言环境没破坏的情况，可以参考察布查尔锡伯人的语言使用状况。察县直到最近半个世纪，语言才逐渐衰落（但是绝大多数察县锡伯人还是在说锡伯语的），而且也是因为现代教育和环境的因素。
而且清代毕竟还是要科举的，教育系统还是四书五经的，考试语言主要还是汉语的（除了考翻译）……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和公共教育，其实满语的存活环境都比较弱。毕竟不是所有旗人都要考封、考笔帖式、走上仕途的道路……京旗的情况可能还好一点，地方驻防或许更糟糕。
八旗中的满人大众，大范围使用满语能维持到康雍乾，客观的说已经挺不容易了。没有语言环境的前提下，语言能不能维持三代都很成问题……更勿论其实满语在清末还是有很多人会读写会说的。
而最终完全放弃满语满文，还是政治的因素居多
民国时期很多还会讲满语的家庭，完全不教小孩说满语——明面上说，是因为满语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用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希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因为语言文化习俗方面的不同，再遭受波及。当时的这种做法造成了满语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直接、彻底的断代——跟今日很多地区汉语方言的消亡有些类似，区别是死的更彻底一点……
至于满文有没有表达不准确？我并不赞同 @薄荷清凉我的心 的观点。满语中的歧义，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因为语法句法比起汉语来还是很啰嗦的）。字母体系是否来源于外族，其实并不太重要。从皇太极时期到康雍乾，文字系统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的。字母本身带来的歧义，在当时社会的语言环境下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决（甚至连阿礼噶礼满文这种拼写藏语的专用字母体系都另造了一套），至于拼写英文还不太准确——那毕竟是我们现代人搞出来的行为艺术（噢不对，溥仪也这样干过）……
说到新词，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不断地增加新词的，这也包括汉语。语言随着时代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迅速。新词在当时也并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满语毕竟是国语，需要新词直接更新字典就好了。在当代社会，满文新词才真的成为语言中的一个问题了。
再说到严谨性——满文是比较适合用来记录和叙述内容严谨的文本，而它不擅长的，其实恰恰是文学性、艺术性的方面
——这个也没办法，毕竟之前都在吃土，稳定了没多久就入关了，没来得及发展满语的文学，随后就被汉族瑰丽的文学冲击了。所以说这并不是语言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使用语言的社会群体造成的。
巴多明传教士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在他给法兰西科学院的信件中，他描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康熙大皇子觉得欧洲的语言不够准确——「他认为人们无法把他母语的意思(更不要说文笔了)令人满意地译成任何一种蛮语(由于不懂我们欧洲语言，他就称其为蛮语)」——因此，有一天，他把没有一丝丝防备的巴多明叫到帐篷里来，然后用满语口述了一段话，让巴多明把这段话以拉丁文写给苏霖神父（并且为了确认巴多明翻译的正确，又让巴多明用汉语把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且要求苏霖神父用汉语来回信（以此确认欧洲人以及他们的语言可以精确的理解和翻译满语，也真是够龟毛的）。。。
巴多明神父在完成了大皇子这种无聊的要求之后，又与大皇子展开了一番争论，向大皇子传授了一些人生的经验——
他说到：
我向皇子承认鞑靼语是庄重的，它适宜于描述战功、歌颂伟人、创作严肃的剧本、编写历史，它拥有表述他们祖先所知的一切事物的词汇和熟语……
我说它不宜于简洁明快的文笔，许多词过于冗长，还认为这是这种语言难以写出诗歌的原因之一。我还说我没见过(用鞑靼语)写诗的学者，甚至没见过翻译汉语的诗歌一一除非是把它译成散文。我接着道：“这无疑是因为在汉语中如此容易的押韵和顿挫在你们语言中无法实现。您常以汉语写诗，而且写得很好，您把它们写在扇面上或用以赠友；但我斗胆问一句，您用鞑靼文写过诗吗?”……
先生们，我不想继续叙述这次交谈，以免你们厌烦……我只需告诉你们，我与他的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他收到苏霖神父的复信；他对复信颇为满意，因此开始对欧洲语言有了较高评价，即把它们紧接着排在他的母语之后，而此前他曾想把汉语排在上述两种语言之间。我引证了汉语中存在的大量歧义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排列。于是他笑道：“好吧，就依您吧，在这一问题上不愿被说三道四的汉人自己会起来辩解的。”
作为满汉语都很熟练的清初传教士，巴多明还顺便踩了汉语一脚……为了捍卫欧洲的语言，巴多明也是拼了。
总而言之，个人认为满语的消亡并不是因为（大家所理解的那种）不好用。主要还是语言环境的因素。
我学过满语，我说说我的观点：满语在文明社会里就是不好用。
满语发音简单，词汇贫乏，单词冗长，仅适用于渔猎社会的日常交流，一旦统治一个文明国家，满语根本没法用。
满语固有词很匮乏，而且单词很长，如果想用固有词组合表达文明社会的高级词汇，只会让词组更加冗长。
比如清朝的钦天监，满语叫做abka be ginggulere yamun，已经冗长到了极点，远不如汉语三个音节效率高。再比如“钦天监监正”，叫做abka be ginggulere yamun i aliha hafan，简直变成了一个长句子。
哪怕是清朝的皇帝和官员，也宁可用汉语“钦天监”表达，而不愿意用满语单词，否则一个简单的名词就要把嘴累死了。
哪怕普通八旗兵丁，平常要用到大量的国家机构的单词，用满语表达简直是种折磨，于是纷纷改用汉语借词，然后干脆用汉语交流。
语言的省力原则是最重要的，所以“米”代替“尺”很容易，“千克”代替“斤”比登天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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