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德国的海军元帅雷德尔要求把无期徒刑改为枪决，还被驳回了？
我们来详细梳理一下事情的经过：
雷德尔的审判与判决
埃里希·雷德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纳粹德国最高军事指挥层的一员，与其他主要战犯一同接受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他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等罪行。
审判过程中，雷德尔作为德国海军总司令，其职责涵盖了战争期间德国海军的指挥和行动。检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指控他：
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 雷德尔参与了包括入侵挪威、丹麦、波兰、法国等国的军事计划，这些行动都被视为侵略战争的一部分。他作为海军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对这些行动的策划和执行负有责任。
违反战争法和日内瓦公约： 指控中包括了德国海军在战争期间的一些行为，例如对战俘的待遇问题，以及在某些战役中的具体行动是否违反了国际法。
实施“无限制潜艇战”： 尽管无限制潜艇战的政策是由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推行的，但雷德尔作为海军最高指挥官，未能阻止或至少对这一政策的执行负有责任。
经过漫长的审判，雷德尔最终被判犯有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战争法两项罪名，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一些罪名，例如危害人类罪，则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其直接责任链条不够清晰而没有被判处。
关于“要求改判枪决”的误解
在历史记录中，以及根据纽伦堡审判的官方文件和相关历史学家的研究，并没有证据表明埃里希·雷德尔本人主动要求将自己的无期徒刑改为枪决。
恰恰相反，雷德尔和许多被判刑的纳粹战犯一样，对判决结果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履行国家职责，是在执行命令，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他们更希望的是无罪释放，而不是将一种刑罚替换成另一种更严厉的刑罚。
为何会出现这种“改判枪决”的说法？
这种说法可能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但都属于误解或加工：
1. 对战犯心理的刻板印象： 人们可能会认为，像雷德尔这样的“军国主义者”或“狂热纳粹分子”会宁愿选择有尊严的（在他们看来）军事化处决，而不是在狱中度过余生。但这种推测并未得到他本人的实际表达。
2. 混淆其他战犯的情况： 在纽伦堡审判或后续的军事审判中，确实有一些战犯因为某些原因（例如更严重的罪行、主动配合调查等）面临不同的刑罚结果。但将雷德尔的情况与其他人混淆，是造成误解的一个可能原因。
3. 新闻报道或文学作品的艺术加工： 在一些不太严谨的记述或文学作品中，为了增强戏剧性，可能会对历史事件进行一定的加工，从而产生类似“要求改判枪决”的说法。
4. 对审判程序的误解： 审判法庭的判决是独立的，被告人通常无法“要求”修改自己的刑罚，尤其是向更严厉的刑罚方向修改。如果被告人对判决不服，通常是通过上诉程序，寻求推翻原判或减轻刑罚，而不是主动要求加重刑罚。
雷德尔的反应和后续
被判处无期徒刑后，雷德尔和其他一些被判刑的战犯被送往了柏林西南部的斯潘道监狱（Spandau Prison）服刑。他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直到1955年，随着盟国将斯潘道监狱的管理权移交给西德当局，他才与其他两位仍在服刑的战犯一同被释放。
总结来说，埃里希·雷德尔被判处无期徒刑是事实，但他本人并未提出将刑罚改为枪决的请求。他更可能对判决感到不公，并希望获得无罪释放。关于他要求改判枪决并被驳回的说法，属于历史误解，缺乏事实依据。
如果有人看到这样的说法，可以理解为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失真或不准确的传达。在解读这类历史事件时，参考可靠的史料和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意见
这件事本身的可信程度是可以接受的。雷德尔的Mein Leben就如此宣称，而Bird发现泰晤士报在1946年10月11日也报道了这件事。虽然报纸和回忆录本身都是可信度一般的来源，但是两个毫无交集的信息源相互佐证地提及了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省去查阅庭审方面的材料的必要性了。
雷德尔提出的严格意义上是两点：
1，他想死，他不想服刑，他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这个年龄的人服刑生不如死。
2，他想枪决，他希望行刑队枪决，而不是其他的死法（比如吊死），因为枪决才是军人的死法。
当然是无法如愿以偿的。具体来说，他不配。于盟军而言，他在纳粹政权中的地位和与纳粹党的关系不足一死；而以及可能更加打击他本人的，是他的海军在战争中的表现，实际上没有雷德尔本人想象中的那么惊人。USN代表去见狱中的雷德尔时，雷德尔认为自己在挪威战役中取得了大胜，他认为海峡冲刺名留青史。在庭审中，他批评邓尼茨在他去职以后把海军高层换洗了个遍，批评邓尼茨不是合格的军官也没有资历，全靠希特勒的个人宠信才得以获得高位。当然出狱以后他会继续不满邓尼茨独占潜艇战的功劳，认为潜艇产量的提升发生于自己的任期——这些想法里面有一些可能不无道理，剩下的可以直接被称为离奇。
多说一点，为了避免有人认为求死是內伊式的英勇，我再提一些雷德尔被捕后的蠢事：
45年5月雷德尔在莫斯科提出他可以指导苏联海军建设，提供战争中获取的经验。1946年他对USN说自己一贯认为西方才是德国唯一的救赎，自己对美国海军极其尊重。
他说自己在狱中和邓尼茨关系“建立了深厚的关系”——邓尼茨和斯培尔都否认两人在狱中关系好。
雷德尔在审判期间作为控方证人指正邓尼茨让后者怀恨至出狱，但是恰恰是邓尼茨的律师帮他摆脱了无限制潜艇战的惩罚（显然邓尼茨的律师获取了一份尼米兹的证词，证明美国，一定程度上盟军作为一个整体，有类似的击沉政策；于是··· ···两人摆脱了惩罚而非指控，注意这里的区别。具体来说，两人在count 2上是有罪的，但是并未因此获刑。展开说是另一个问题了。）
80年代德国海军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的奠基人Bird直白了当地说：“雷德尔（和邓尼茨）不是殉道者。”他们既不是远离纳粹理念纷争的纯军事人物，建立的也不是以国防为目的的防卫舰队。实际上两者相比之下，雷德尔可能是更加可悲的那个。邓尼茨可能是迷妹无数的潜艇大师——但是雷德尔才是提尔皮茨遗产的继承人。他怀有非常朴素的提尔皮茨式的马汉沙文主义——如果这算是个词的话。具体来说，就是“建立强大的海军”=“获益”，至于德国具体怎么从中获益，那再想办法解释。结果就是用来解释的理论越来越陆离光怪。提尔皮茨英军面对风险舰队只有求和或者主动进攻进行近距离封锁两种选择，所以建造战列舰可以获益。而雷德尔时代的Z计划仍然离不开建立一支类似于英本土舰队的海军——还额外增加了战时袭击舰的策略。甚至两者所担忧的事实都是一样的：英方过早发现其造舰计划（而不是通讯，船只动力进步带来的远程封锁的可能；其海上敌人的位置优势；以及航空兵，鱼雷艇和潜艇进步对战斗舰队带来的威胁。）提尔皮茨和雷德尔想要一支英国式的大舰队，但是都不能信服地解释德国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海军，以及这样的海军要如何在整个国家的资源分配中运行。如果说日本和英国海陆之争已经足够荒唐，雷德尔在1943年直接把德国海军最大的盟友——德国陆军和德国空军，视为敌人。他宣称自己的生涯是永无止境的战斗，而他战斗的敌人是“国防部长们，德国陆军，以及德国空军。”这直接把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倒置了。
某种意义上，一死可能真的能免去雷德尔战后初期很多丑事是真，保留一下他精明强干的部分。而作为冷战环境下德国政治的争议人物，雷德尔的此后的岁月也并不平静。这是很可悲的。如果说邓尼茨的潜艇夜间水面袭击战术和集群压倒护航系统的战术和异常惨重的伤亡比例是彻底的军事“实用主义”的胜利，雷德尔很可能发自内心地不把手中的舰队视为工具，而是视为一个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更高层次的对象来看待。这样将海军孤立于迅速变化的世界环境，为其幻想一个地位的行为，其结局注定是悲剧的。
建议配合阅读食用Bird在1985年的：German Naval History: A Guild to the Literature. 虽然很老，有些过时，但是··· ···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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