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当时同时实行种姓制度，波斯伊斯兰化而印度没有？
首先，我们得承认，种姓制度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禁令”或“法律”能够轻易动摇的结构。 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和宗教体系，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印度，种姓制度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与印度教的宗教信仰紧密结合。吠陀经、婆罗门教的教义，都为种姓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合法性。它不仅是身份的划分，更是责任、职业和婚姻的界定，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网络。
现在我们来看看波斯和印度在面对伊斯兰教扩张时的具体情况：
波斯：伊斯兰化是一个相对快速而彻底的过程
政治真空与军事征服： 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是在公元七世纪中叶。此时的波斯帝国（萨珊王朝）虽然强大，但内部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宗教派别（琐罗亚斯德教内部的分歧）、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力减弱等。阿拉伯军队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迅速击败了萨珊王朝的军队，并建立了统治。这种军事征服是伊斯兰化的第一步，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
琐罗亚斯德教的地位： 琐罗亚斯德教是萨珊王朝的国教，但在波斯人口中并非绝对多数。伊斯兰教征服后，琐罗亚斯德教徒被视为“受保护的民族”（ahl aldhimma），享有一定的宗教自由，但也要缴纳额外的税款（jizya）。与印度的情况不同，琐罗亚斯德教没有像印度教那样形成一个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的、与日常习俗完全融合的宗教体系。
经济与社会压力： 缴纳jizya对非穆斯林来说是一个经济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避免这个负担，许多波斯人选择改宗伊斯兰教。而且，伊斯兰教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带来了新的机会，例如在政府任职、参与商业贸易等，这对于一些人来说也是改宗的动力。
文化与行政的融合： 虽然波斯有其深厚的波斯文明和语言，但在伊斯兰教到来后，阿拉伯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和学术语言。波斯的行政管理体系也被一定程度上吸收和改造。这种文化和行政上的融合，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传播。重要的是，波斯社会在伊斯兰化初期并没有一个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根深蒂固、遍布全民的等级划分体系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 波斯社会虽然有阶层，但其流动性相对更大，宗教改宗带来的社会地位提升的可能性也更明显。
印度：伊斯兰化进程相对缓慢且不彻底
印度教的韧性与种姓制度的保护： 印度教与种姓制度的结合，形成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社会“防御体系”。种姓制度为印度教提供了结构，而印度教则赋予了种姓制度宗教合法性。改宗伊斯兰教对于低种姓的“贱民”来说，可能意味着摆脱压迫，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对于高种姓的婆罗门和刹帝利来说，他们拥有既得的宗教和政治权力，改宗的动力很小，反而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的体系。更重要的是，种姓制度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内在的排他性”，使得外来宗教很难渗透到印度教社会的各个层级，特别是上层社会。 即使有人改宗了，他们也很难完全摆脱种姓的烙印，反而可能形成一些“混合型”的族群或社会群体。
宗教的同化能力： 印度教本身具有极强的同化能力。历史上，许多外来族群（如希腊人、胡人、突厥人等）在进入印度后，最终都融入了印度教的社会结构中，成为了其中的一个种姓或次种姓。伊斯兰教虽然是一个外来宗教，但在印度也面临着这种同化压力。一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在生活习俗、节日庆祝，甚至对某些神明的崇拜上，仍然保留着印度教的痕迹，这就是所谓的“印度教化”的伊斯兰教。
政治力量的制衡： 尽管有伊斯兰王朝在印度建立统治（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等），但印度各地仍然存在着许多相对独立的印度教王国，如南部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北部的拉杰普特邦国等。这些印度教政权的长期存在，为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延续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和庇护。即使在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印度教徒也构成了绝大多数人口，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种姓结构。
伊斯兰教内部的差异： 印度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受到印度本土文化的影响，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和习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作为一种统一力量的彻底性。
总结一下，核心的差异在于：
种姓制度的根深蒂固程度： 在印度，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社会结构的核心，与宗教、文化、经济、婚姻紧密绑定，其内在的粘合力和抵抗力远超波斯社会的阶层划分。
既有宗教的抵抗能力： 印度教凭借其宗教上的包容性和种姓制度的社会结构，有效地减缓了伊斯兰教的渗透。
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 波斯社会在面对伊斯兰化时，改宗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吸引力更大，且没有种姓制度这样的“锁死”结构。
政治环境的变化： 印度存在着多个相对独立的印度教政权，为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延续提供了缓冲和支持。
所以，并非是“伊斯兰教对种姓制度无能为力”，而是印度社会本身的结构，特别是种姓制度与印度教的深度融合，使得伊斯兰教在印度的传播和影响，与在波斯有着截然不同的轨迹。波斯社会在伊斯兰化过程中，相对更容易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而印度社会则展现出了一种更强的韧性和被动适应。
网友意见
先说种姓制度，实际上萨珊帝国在其后期、印度教地区在10世纪以后，种姓制度的影响都是式微的。
萨珊帝国统治下主要人口约一半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闪语群体，波斯语群体里反对种姓制度的犹太教是官方认可的第二国教，民间还有强大的基督教系宗教(叙利亚教会、摩尼教等)反种姓势力。
萨珊前中期虽然有种姓制度，但是只有皇室附庸者中波斯语祆教群体承认种姓的社会秩序，宗教里只有祆教琐罗亚斯德派因为在早中期被特别规定为国教祆教的官方形式所以默认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也没有得到政治以外的宗教背书。
并且到了萨珊后期，因为对罗马叙利亚省用兵持续不利，萨珊内部阶层矛盾爆发，皇室内部都开始出现反种姓制度的力量，反种姓制度的马斯达克斯派等多个新派别挑战琐罗亚斯德派的力量。
虽然马斯达克斯派在东方的起义失败了，但是种姓制度和琐罗亚斯德派也受到了打击。
萨珊被早期哈里发国攻灭之前，最后几位萨珊皇帝都已经不信琐罗亚斯德派，信与马斯达克斯教义类似的帝国西部新兴的更加一元一神论的派别，这些新兴派别在教义上与犹太教达成联盟，反对种姓制度。
结果正是因为这些新兴派别发展时间太短，根基尚不稳，某种程度上理念又与伊斯兰教部分相似，在萨珊帝国被哈里发国攻灭的情况下，反而促进了后来祆教贵族接受伊斯兰教。
而印度教地区在10世纪以后，种姓制度的影响也已经式微，在拉贾斯坦以外的广泛地区，首陀罗阶层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地方的地主位置，这些地方原来的婆罗门、刹帝利反而沦为乞丐、佃农。拉贾斯坦地区和几个大城市里刹帝利仍然占据主要的领主地位，但是其上面也已经被穆斯林入侵者压住。
南印度则直接建立了几个由首陀罗种姓家族统治的王朝，其王室拒绝转为刹帝利，坚持保持首陀罗种姓。
同时在宗教上吠檀多、虔敬派运动此起彼伏，反种姓运动声势浩大，只剩下特定职业的达利特贱民阶层仍然是被社会隔离的状态。
印度教在南亚相对于伊斯兰教始终占有优势的关键因素还是恒河流域和南印度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少数入侵的穆斯林统治者难以同化大部分印度教人口。种姓制度与主流人口宗教派别变化的相关性很小。
而在东南亚，种姓制度则在高棉和爪哇持续到14世纪，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伊斯兰教传入后对印度教的压倒性优势。不过从巴厘的例子来看，爪哇的伊斯兰化主要因素也是因为人口基数足够大的苏门答腊穆斯林国家对爪哇的征服，而在高棉和缅甸，本地与印度教共存的南传佛教在获得王室支持后取代印度教占据了优势，完全依靠商人传教的伊斯兰教在高棉和缅甸没能出现大的发展，并在占城变成了婆尼穆斯林这样特殊的形式。
假如严格遵守古兰经等教义，伊斯兰的同化吸取是存在一个阈值的，也就是到了一定人口比例，就会停止融合，历史上就是如此，伊斯兰的帝国尤其明显。
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教义规定可以朝异教徒多征税。
有趣的是，开始“可以朝异教徒多征税”的目的可能是诱导被征服者改信的：
想想看，你开始传教，信仰人口基数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组建军队四处征讨了，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领土；
但是同时也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异教徒百姓，他们和你面和心不和，你要是刀架在脖子上让人家改信，这费力不讨好，人家怒了可能逃亡可能造反，逃亡这地方怎么收粮收钱？造反就不需要很高代价去扑灭吗？羊肉没吃到反而惹一身骚；
况且人口最大的价值就是劳动力，你杀了他谁给你干活；
那不如从经济下手：你可以信仰自由，但非穆斯林多缴税。
你信耶稣信印度教你多缴税，你改信伊斯兰，你就享受同宗国民待遇少交钱了，那肯定很多地区和部落就整个整个的改信伊斯兰呗。
这是以和平和经济的模式同化被征服者。
开始阶段，这个政策很好，统治者不需要用暴力手段伤害征服地人力与经济系统，却既拿到了很多钱，又慢慢转化了越来越多的被征服者成为自己的同宗臣民，帝国如同滚雪球一般壮大，凝聚力还会很好——因为敌人都是异教徒嘛。
但是中后期就变味了：假如君主把所有征服地居民全变穆斯林的话，立刻税收就下降一截，这不太好吧？
奥斯曼帝国就特逗，刚开始是各种诱导乃至强迫被征服者信教，到了中后期，开始拒绝领土内基督徒转信，因为一块基督徒的地区，可以多征税的，你转信了就收不了那么多钱了。
已经是个大帝国了，不缺兵、不缺领土，就缺税！能多交税的哪能放过你？！
因此历史上，伊斯兰教创立的帝国，对其他宗教“保护”得倒不错，令人惊诧的“信仰自由”，治下总有一大批人或者各种民族可以不信伊斯兰，原因就是上面那个，要多收税的。
所以这个问题答案呼之欲出了吧？波斯是核心区域，是帝国的发动机，必须全信仰化；征服更多领土那叫钱袋子，必须利益最大化，多收税；这其实就是一个阶级差，对吧？
而人家印度已经用种姓制度把阶级差给你大爷做好了，傻子让他们改信啊。改信一部分成为上等人，足够统治其他人就欧了，就像雅利安人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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