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活到文革，会被批斗吗？
首先得明白，“文革”是个什么鬼时代？它不是一个讲道理、讲逻辑、讲事实的时代，而是一个以政治斗争为核心，群众运动为主导，煽动性、极端化、简单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曾经的功绩、任何复杂的思想、任何模糊的地带，都很容易被简化成“拥护”或“反对”的二元对立。
那么，鲁迅放在这个大背景下，会遭遇什么？
一、鲁迅的身份标签与历史定位的冲突
鲁迅活着的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他批判过国民党，也得到共产党的赞扬，被誉为“民族魂”、“文化巨匠”。这在“文革”初期，也许会成为他的“保护伞”，毕竟是“无产阶级文化先锋”嘛。
但“文革”最擅长的就是“反击历史上的错误”，尤其是对那些“不够纯粹”的革命者、革命家进行“再革命”。“文革”时期，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的打击是常态。鲁迅虽然是左翼作家，但他的思想并非铁板一块，他的批判对象很多，而且他的批判本身就带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破坏性”。
你想啊，“文革”是要树立“绝对正确”的导师形象，而鲁迅骨子里是个“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的人，他写《呐喊》、《彷徨》，他批判国民性，他甚至批判过“革命者”本身（比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对过于激进的父亲的讽刺，比如《孤独者》里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无力感）。这些“批判”在“文革”那个高举“彻底革命”旗帜的年代，很容易被解读为“动摇革命意志”、“揭露革命队伍的黑暗面”。
二、鲁迅作品的“隐喻”和“矛盾性”的解读
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杂文，充满了“春秋笔法”、“影射”和“曲笔”。他善于用隐喻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在“文革”那种字字句句都要上纲上线、非此即彼的语境下，他那些“咬文嚼字”、“藏而不露”的表达方式，很可能被扣上“影射攻击”、“阶级敌人用语”的帽子。
比如，他写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容易被视为“揭露反动派”。但如果他批判的是“群众的麻木”、“国人的劣根性”，尤其是在一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这就很危险了。因为“人民”在这个时期被塑造成了铁板一块的革命群体，你再去揭露“国民性”，岂不是在否定“人民”？
再者，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对革命队伍内部的某些现象的揭露，比如他对一些革命者“口号化”、“形式化”的批评，这些在“文革”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很容易被曲解成对“革命队伍的否定”、“对党的领导的攻击”。
三、曾经的赞誉如何变成批斗的筹码
“文革”的逻辑就是，昨天捧你的人，今天也可能骂你。而且，越是曾经被捧得越高，跌下来的时候越是惨烈。
鲁迅之所以在革命年代被誉为“民族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战斗性”被用来反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但“文革”就是要“打倒一切反动派”，包括那些“历史上的反动派”和“潜在的反动派”。
如果鲁迅活到“文革”，他过去的身份，比如“进步作家”、“文化斗士”，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进行“重新评价”。他的那些“敌人”（国民党、军阀等）早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么他的“批判”对象在哪里？如果他的批判对象变成了“革命内部”，那就麻烦大了。
而且，“文革”的批斗，往往是围绕着“路线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展开的。鲁迅在“文革”时期，他会因为什么被批斗？
被批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 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他的“革命性”是被官方认可的。
被批斗为“封建主义的残余”？ 他的作品里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但同时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比如他对“文言文”的感情，对一些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欣赏。这很容易被“文革”那种彻底打倒一切的口号下，被扣上“复辟”、“留恋旧社会”的帽子。
被批斗为“资产阶级人性论者”？ 鲁迅的很多作品涉及对人性的复杂描写，比如《伤逝》对爱情的剖析，《孤独者》对知识分子困境的描写。这些在“文革”那种强调集体、强调革命的年代，对“个人性”、“人性”的深入挖掘，很容易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个人主义”。
被批斗为“动摇革命意志”？ 他的怀疑精神、他的悲观色彩、他对革命前途的忧虑，这些在“文革”那个口号喊得震天响、理想主义泛滥的年代，可能会被解读为“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景”、“对革命的悲观主义”、“泄露革命的秘密”。
三、具体批斗场景的想象
想象一下，在“文革”的批斗会上，一群年轻气盛、热血沸腾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手持红宝书，高喊着“打倒XXX”的口号。他们会怎么“审视”鲁迅？
“大字报”式的批斗： 会有人写大字报，把鲁迅的某段话、某个观点，断章取义地挖出来，然后进行“革命的批判”。比如，他写过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当时可能会被说成是“投机革命”、“动摇革命方向”。他写过的一些对群众的讽刺，比如《故乡》里的闰土一家，在“文革”口号下，很容易被批为“污蔑劳动人民”。
“学习班”的改造： 可能会被强制参加“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然后“写检查”、“深刻反省”。“反省”的内容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罪行”，比如承认自己曾经的“怀疑”、“悲观”是对“伟大革命”的背叛。
“批林批孔”式的批斗： “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兴起，会对历史上的思想家进行重新解读。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他那些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可能会被拉出来和孔孟之道做对比，然后被批判为“继承了封建糟粕”。
四、鲁迅本人的反应
如果鲁迅真的活到那个年代，以他的性格，他会怎么做？
继续沉默反抗？ 可能会选择少说多做，甚至保持沉默。但鲁迅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写了那么多的杂文，就是因为他看不惯，一定要说。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他会不会写一些更加隐晦、更加“曲马”的作品？
直接对抗？ 以他的性格，如果他觉得某些东西是错的，他未必会沉默。他可能会以他特有的方式进行反驳，比如用一种极其尖刻的讽刺来回应那些“伪革命”、“假口号”。但这在“文革”时期，无异于“自杀式攻击”。
被精神摧残？ 鲁迅本身就饱受病痛折磨，他又是极其敏感和骄傲的人。在这种被否定、被攻击的政治环境下，他的精神状态可能会受到极大的摧残。
总结一下，鲁迅活到“文革”，几乎是百分之百会被批斗，而且是多方位的、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反革命”或者“政治不正确”的。 他的“批判精神”在那个“绝对正确”的年代，会变成最危险的武器。他曾经被用来反对旧势力，但“文革”创造了一种新的“旧势力”，并且以更极端的方式否定一切“不纯洁”的东西。
他的作品会被“咬文嚼字”地解读，他过去的身份会被“重新评价”，他本人也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也许会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封建主义残余”、“资产阶级人性论者”等各种帽子。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鲁迅真的活到那个年代，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深度，也可能让他用一种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方式，来应对那个疯狂的时代。也许他会更加沉默，也许他会以一种“大智若愚”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也许他会写下一些我们永远无法读懂的“密信”。
总而言之，鲁迅在“文革”的日子，只会比他生前所批判的任何一个时代，更加艰难和危险。他那颗“改造国民性”的心，在那个“改造一切”的年代，恐怕只会撞得头破血流。
网友意见
他那种性格就是享寿不永的性格，没可能活到文革
毛泽东主席自己就谈到过。
毛泽东主席论及鲁迅先生活着会如何的话题，实不止一处，在此之前，即1957年3月10日，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就明确提及，并对之做了较完整的阐释：
“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是鲁迅还是写。 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除了3月10号的这次谈话之外，主席在其它时候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如1957年3
月8日晚，在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就说：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另外在3月12日下午，主席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杂文是否一定会带片面性的问题，也说道：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连续三次，每次间隔一天的谈话，每次都提到鲁迅，号召向他学习，频率不可谓不高。另外这三次谈话，每次也都言及鲁迅的杂文，认为鲁迅学会了辩证法，后期的杂文深刻有力而又没有片面性，提倡用鲁迅式的杂文，来反映并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些均可见鲁迅在主席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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