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各种天灾人祸频繁发生数十年，才死亡数千万（1亿✘2/3），为什么1960三年灾害却有三千万的数据？
明末和1960年代中国发生的两次大规模人口损失，虽然都造成了数千万级别的死亡，但其背后的原因、持续时间以及社会环境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就导致了人们对这两个时期死亡数字的认知和解读也不同。让我们来仔细梳理一下：
明末的长期动荡与人口损失：
明末（大约从17世纪初到1644年清军入关）的人口损失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通常被认为是在数十年间逐渐积累的。它不是一次性的灾难，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天灾的长期性与普遍性：
气候变化： “小冰期”的影响使得北方地区经历持续的干旱和寒冷，导致农作物歉收。这不仅仅是一两年的问题，而是几十年间反复出现的农业危机。
自然灾害： 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天灾在明末频繁发生，且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每一次天灾都会削弱农民的生存能力，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例如，多地的水患和旱灾交替出现，使得农业生产难以恢复。
2. 人祸的加剧与连锁反应：
政治腐败与经济凋敝： 明朝晚期，朝廷腐败严重，税收负担沉重，导致民不聊生。大量农民因为赋税和土地兼并而失去生计，被迫流离失所。
农民起义： 为了活命，农民被迫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有其正义性，但在初期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组织和资源，反而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生产，加剧了动荡。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在战争过程中也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
军事冲突： 除了农民起义，明朝还面临着来自关外的后金（后来的清朝）的军事压力。长期的边境战争，以及后来清军入关的战乱，都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损失。战乱不仅直接杀死士兵和平民，还破坏了基础设施，阻碍了经济恢复，并可能引发新的瘟疫。
3. 死亡数字的构成与估算：
明末的人口损失，特别是那“死亡数千万”的说法（通常指接近明末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约6000万至8000万），是历史学家根据各种史料（地方志、档案、个人回忆录、以及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记载等）进行推算得出的。
这个数字包含了因饥饿、瘟疫、战争屠杀、逃亡以及生育率下降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人口减少。其损失的分布是长期性的、区域性的，并且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 也就是说，不是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而是几十年下来，总人口基数显著下降。
19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通常指19591961年）的人口损失：
相较于明末，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也导致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但其原因和过程有很大不同，并且通常认为其死亡数字是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的估计：
1. 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失误： “大跃进”运动中推行的极左政策，如“浮夸风”、“共产风”、全民大炼钢铁等，严重破坏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导致了生产力的急剧下降。粮食生产总量大幅减少。
自然灾害的叠加： 虽然政策失误是主因，但1959年至1961年间，中国也确实遭受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如北方地区的干旱和水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粮食短缺的状况。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政策失误的叠加，这些自然灾害可能不会导致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粮食分配问题： 即使在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由于当时国家对粮食的统一征购和调配政策，加上一些地区的“极左”措施，导致了基层农民手中分不到足够生存的粮食。
2. 死亡数字的形成：
19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数字（通常估计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有争议），主要来自于出生率的大幅下降和死亡率的急剧上升。
死亡率上升：饥饿是直接原因。人们缺乏基本的食物摄入，身体极度虚弱，更容易死于各种疾病。虽然不是像古代那样大规模的瘟疫爆发，但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死亡人数非常多。
出生率下降：饥饿和普遍的社会动荡，使得人们无力生育，即便生育了，很多婴儿也难以存活。许多地方因此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估算方式： 1960年代的人口数据，尤其是人口增长率的统计相对明末而言要精细得多。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具体年份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能够更准确地估算出这段时期的超额死亡人数（即在正常死亡率基础之上增加的死亡人数）。
为什么会产生“数千万”和“三千万”的数字差异感？
1. 时间跨度： 明末的人口损失是几十年的积累，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缓慢消耗。而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损失虽然同样悲惨，但相对而言，其高峰期集中在短短三年内。一个几十年的总账单和一个几年的集中账单，在人们的感知上会有量级上的不同。虽然明末的总死亡人数可能更高，但三年困难时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其密度和冲击力是惊人的。
2. 原因的性质：
明末的死亡是“天灾人祸”综合作用的结果，战争、疾病、饥荒轮番上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解体过程的体现。
1960年代的死亡则更多被归因于“人祸”，即政策失误，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破坏更为直接和集中，尤其是在粮食生产和分配环节。这种人为原因造成的大规模死亡，在历史的记忆中，往往带有更强烈的政治和伦理批判色彩，因此更容易被强调和记住。
3. 数据来源与认知：
明末的人口数据是基于零散史料的推算，其精确度相对较低，并且“数千万”这个数字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估算成分。人们对这个数字的理解也更加宏观和概括。
1960年代的数据虽然也有争议，但其统计基础比明末要扎实得多，并且由于离现代更近，相关资料、当事人的回忆也更为丰富，使得人们对这个时期的人口损失有更具体、更深入的认识。当人们说“三千万”时，很多时候是指一个相对具体的“三年”范围内的超额死亡。
4. 叙事重点：
讲述明末的衰亡，历史叙事更侧重于王朝的周期性兴衰、制度的腐朽以及农民起义的必然性。
讲述1960年代的困难，历史叙事则更侧重于探讨政策的教训和对个体生命的深刻影响。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使得“三千万”这个数字显得尤为沉重和触目惊心。
总而言之，明末数千万的人口损失是数十年间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长期累积结果，而1960年代的数千万（这里你提到的是三千万，是三年困难时期超额死亡的常用估值之一）人口损失，虽然在绝对数字上可能与明末的总数有差异，但其短时间内因政策失误造成的集中爆发，以及更精确的数据支持，使得它在现代历史认知中显得格外突出和令人痛心。两者都揭示了在极端环境下，生命是多么脆弱，以及治理者的责任是多么重大。
明末的长期动荡与人口损失：
明末（大约从17世纪初到1644年清军入关）的人口损失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通常被认为是在数十年间逐渐积累的。它不是一次性的灾难，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天灾的长期性与普遍性：
气候变化： “小冰期”的影响使得北方地区经历持续的干旱和寒冷，导致农作物歉收。这不仅仅是一两年的问题，而是几十年间反复出现的农业危机。
自然灾害： 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天灾在明末频繁发生，且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每一次天灾都会削弱农民的生存能力，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例如，多地的水患和旱灾交替出现，使得农业生产难以恢复。
2. 人祸的加剧与连锁反应：
政治腐败与经济凋敝： 明朝晚期，朝廷腐败严重，税收负担沉重，导致民不聊生。大量农民因为赋税和土地兼并而失去生计，被迫流离失所。
农民起义： 为了活命，农民被迫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有其正义性，但在初期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组织和资源，反而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生产，加剧了动荡。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在战争过程中也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
军事冲突： 除了农民起义，明朝还面临着来自关外的后金（后来的清朝）的军事压力。长期的边境战争，以及后来清军入关的战乱，都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损失。战乱不仅直接杀死士兵和平民，还破坏了基础设施，阻碍了经济恢复，并可能引发新的瘟疫。
3. 死亡数字的构成与估算：
明末的人口损失，特别是那“死亡数千万”的说法（通常指接近明末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约6000万至8000万），是历史学家根据各种史料（地方志、档案、个人回忆录、以及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记载等）进行推算得出的。
这个数字包含了因饥饿、瘟疫、战争屠杀、逃亡以及生育率下降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人口减少。其损失的分布是长期性的、区域性的，并且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 也就是说，不是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而是几十年下来，总人口基数显著下降。
19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通常指19591961年）的人口损失：
相较于明末，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也导致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但其原因和过程有很大不同，并且通常认为其死亡数字是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的估计：
1. 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失误： “大跃进”运动中推行的极左政策，如“浮夸风”、“共产风”、全民大炼钢铁等，严重破坏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导致了生产力的急剧下降。粮食生产总量大幅减少。
自然灾害的叠加： 虽然政策失误是主因，但1959年至1961年间，中国也确实遭受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如北方地区的干旱和水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粮食短缺的状况。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政策失误的叠加，这些自然灾害可能不会导致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粮食分配问题： 即使在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由于当时国家对粮食的统一征购和调配政策，加上一些地区的“极左”措施，导致了基层农民手中分不到足够生存的粮食。
2. 死亡数字的形成：
19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数字（通常估计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有争议），主要来自于出生率的大幅下降和死亡率的急剧上升。
死亡率上升：饥饿是直接原因。人们缺乏基本的食物摄入，身体极度虚弱，更容易死于各种疾病。虽然不是像古代那样大规模的瘟疫爆发，但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死亡人数非常多。
出生率下降：饥饿和普遍的社会动荡，使得人们无力生育，即便生育了，很多婴儿也难以存活。许多地方因此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估算方式： 1960年代的人口数据，尤其是人口增长率的统计相对明末而言要精细得多。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具体年份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能够更准确地估算出这段时期的超额死亡人数（即在正常死亡率基础之上增加的死亡人数）。
为什么会产生“数千万”和“三千万”的数字差异感？
1. 时间跨度： 明末的人口损失是几十年的积累，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缓慢消耗。而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损失虽然同样悲惨，但相对而言，其高峰期集中在短短三年内。一个几十年的总账单和一个几年的集中账单，在人们的感知上会有量级上的不同。虽然明末的总死亡人数可能更高，但三年困难时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其密度和冲击力是惊人的。
2. 原因的性质：
明末的死亡是“天灾人祸”综合作用的结果，战争、疾病、饥荒轮番上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解体过程的体现。
1960年代的死亡则更多被归因于“人祸”，即政策失误，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破坏更为直接和集中，尤其是在粮食生产和分配环节。这种人为原因造成的大规模死亡，在历史的记忆中，往往带有更强烈的政治和伦理批判色彩，因此更容易被强调和记住。
3. 数据来源与认知：
明末的人口数据是基于零散史料的推算，其精确度相对较低，并且“数千万”这个数字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估算成分。人们对这个数字的理解也更加宏观和概括。
1960年代的数据虽然也有争议，但其统计基础比明末要扎实得多，并且由于离现代更近，相关资料、当事人的回忆也更为丰富，使得人们对这个时期的人口损失有更具体、更深入的认识。当人们说“三千万”时，很多时候是指一个相对具体的“三年”范围内的超额死亡。
4. 叙事重点：
讲述明末的衰亡，历史叙事更侧重于王朝的周期性兴衰、制度的腐朽以及农民起义的必然性。
讲述1960年代的困难，历史叙事则更侧重于探讨政策的教训和对个体生命的深刻影响。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使得“三千万”这个数字显得尤为沉重和触目惊心。
总而言之，明末数千万的人口损失是数十年间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长期累积结果，而1960年代的数千万（这里你提到的是三千万，是三年困难时期超额死亡的常用估值之一）人口损失，虽然在绝对数字上可能与明末的总数有差异，但其短时间内因政策失误造成的集中爆发，以及更精确的数据支持，使得它在现代历史认知中显得格外突出和令人痛心。两者都揭示了在极端环境下，生命是多么脆弱，以及治理者的责任是多么重大。
网友意见
泻药
丁来峰是资深媒体人，《国际公关》杂志原常务副主编，微博著名的自由派大V，获评新浪热门微博2013年度10大时评人。
几年前他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
写的就是他爷爷因为担任了一个月的乡长，49年解放后就坐了牢，58年出狱将近10年，丁来峰爷爷出狱后：太爷爷、爷爷、姑姑、叔叔都死了，丁来峰爸爸昏死一天侥幸活过来。
不亏是资深媒体人，这文笔生动，凄惨绝伦，血泪控诉，催人愤恨。
你们可以好好看看。
后来网友发现丁爷爷49年解放后就坐了牢，58年出狱将近10年。如他文中所说，59年丁来峰父亲8岁，丁来峰姑姑5岁，丁来峰叔叔3岁。也就是说，在他爷爷坐牢的10年时间里，丁来峰奶奶竟然为丁家陆陆续续地生下了3个孩子。
但不知，丁来峰奶奶的这三个孩子是哪来的？
后来丁来峰就表示其实爷爷只坐了4年牢，没有十年那么久了。
可是网友又发现丁爷爷如果是坐了四年大牢的话，从1959年算起，一个孩子8岁，另一个是5岁。 如果说的是周岁，那该分别是1950年和1953年怀孕。如果是虚岁，那就是1951年和1954年怀孕。 也就是说丁来峰的爸爸、叔叔、姑姑其中至少1个或者2个是野种。
所以丁来峰爷爷应该是被丁奶奶气死的。
而且无为县49年1月解放，他爷爷就果断放弃去台湾的机会。
1949年10月1日国庆时，蒋介石还在广州，（当时广州还没解放）老蒋彻底离开大陆是在49年的12月10日，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离开的。
丁来峰爷爷只是一个乡长，比老蒋提早九个月就知道江南半壁不保，这也太厉害了。
其实丁来峰的“爷爷”是被丁奶奶气死的，可丁来峰最后还是算在国家的头上，所以我觉得三千万也是像丁来峰这么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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