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别？争取自由的主体仅指个体吗？ 第1页

比如说你今天中午想去吃面，然后忽然颁布一条法令，“XX（你）今天中午只能去吃面” 那么从积极自由的角度上来说，你的自由没有被侵犯，但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上来说，你的自由受到侵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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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部分剽窃自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词条

任何错误归于我理解不当，而任何正确都归于原作者。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是自由的两种分类，而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两者是对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解释方式，我们不是把某些自由定性为消极的，另一些定性为积极的，而是在判定一个人是否自由之前，首先要决定我们采用的是哪种标准，如果依照积极的标准来看，这个人可能会是自由的，但是依照消极的标准来看则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这里的消极和积极并不具有褒义或者是贬义，可以参考正电荷和负电荷中的正负二字。当然，使用消极和积极本身也和对应概念的内涵有一定的联系。现在在政治哲学中谈论自由的概念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把自由理解为消极自由。

要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内涵，还是用一个前人常用的例子好了。

假设我在开车穿过一个小镇，我遇到了一个岔路口，然后选择左转，但是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左转。接着我在一个十字路口向右转，同样，没有受到强迫。总之这里没有什么车，也没有行人和斑马线，没有交通事故封路，没有交警和路障，甚至没有红绿灯和监控，就是简单的那种一个岔路口有几个指示牌的那种岔路口。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让我们试想另外一种情况：我开车先左转然后再右转，是因为我对毒品上瘾，比如说大麻，然后我十分想去某个卖大麻的人那里拿货，我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跑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不是被自己的意志，而是被自己强烈的毒瘾驱使着要去开车和那个人碰面。并且我知道，如果我去和那个人碰面了，可能我会错过今晚的一场和客户的会面，或者是错过一班车和一次飞机。我希望我能够自由地控制自己（而不是被毒品控制），从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中逃脱出来。

所以，虽然我没有被路障或者是交警阻拦，但是与此同时，我却是某种意义上不自由的。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对于自由，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外界主体对我的行为没有干涉。只要我在行为的时候，没有人干涉我的行为，我就是自由的，这里的行为包括了两种，一种是实在的行为，比如说上述例子中我选择的先左转后右转，第二种行为是潜在的可能的行为，比如说，即便当时我想先右转，或者是先左转再直走，也没有人干预我。

另一方面，自由又指我控制自己的能力。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必须能够自控。在上面那个例子中，我虽然知道我有很重要的火车或者是飞机要赶，又或者是说我虽然知道我要去和重要的客户见面，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买大麻。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充足的自控能力，所以我是不自由的。

概括来说：消极自由就是指，做事情不受外界干预。积极自由就是指：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情。这两者应该在很大的层面上是重叠的。比如说在上面那个例子中的第一种情况里面，我想快速穿过这个城镇，并且确实实现了这一点，那么无论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谈自由，还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谈自由，我都是自由的。相对地，如果我想没有成功的穿过去，而是被路障挡住了，那么从两个角度上来说，我都是不自由的。

另一种便于理解的解释是：消极自由关心我面前有多少门是开着的或者是关着的，而积极自由关心的是，我能够持着正当的理由走过正确的门。

再精简一点：消极自由是缺失，积极自由是存在。

这两个概念是柏林提出来的。他表示，我们在使用消极自由的概念回答如下问题：

What is the area within which the subject — a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 is or should be left to do or be what he is able to do or be, without interference by other persons?

而我们在使用积极自由的概念回答：

What, or who, is the source of control or interference that can determine someone to do, or be, this rather than that?

刚才说过了，对于自由的两种不同的解释，主要区别在于它们考察的因素不同。消极自由考察的是外部因素，而积极自由主要考察的是内在因素。而大多数人第一眼的想法就是：政治哲学家应该集中思考消极自由，因为积极自由是心理学或者是伦理学研究的话题。虽然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有时候很难完全分开，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界限。所以属于伦理学的内容就丢给伦理学好了，政治哲学家只研究消极自由就够了。当然，哲学家们总喜欢各种扯，所以他们也会认真思考，到底积极自由属不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个体或者是群体能否通过政治行为最终得到积极自由？政府是否有能力，或者说有权力，在这方面敦促人民？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没有错的话，洪堡，斯宾塞，穆勒是一派，而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另一派。前者拥护消极自由的概念，后者拥护积极自由的概念。

在政治哲学中，如果要提积极自由的概念，一般来说是针对一个集体而非一个个体来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主社会是自由的，因为这个社会的行为由其本身决定。

而积极自由的概念最常被人诟病的一点是，这个概念有可能会把我们引向威权主义。在一个单纯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中，一些无法改变的少数群体，比如说同性恋，比如说无神论者，会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虽然就其本身参与民主过程这一点来说，他们是自由的，但最终却显然是不自由的。更进一步，一个民主社会不一定能够自我控制。多数人的思想的汇集未必最终是理性的。一个理性的集体的先决条件是大多数个体也是理性的。并且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当一个组织，即便打着民主的旗帜，最终却是通过顶层的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政策的时候，可能剩下的大部分的理性个体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而他们实际上也会处于不自由的状态。所以，即便是大部分人都是理性的，民主本身依旧不能够保证整个社会是自由的。即便从宏观上来看，这个民主社会是自己控制自己的，也即，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下是自由的。

关键的一点是，这种强调积极自由但却最终转向威权主义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历史上有很多臭名昭著的集权主义政治领袖，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显然，一种原本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德性自制、自律以及自由的东西，最后被扭曲成集权主义的工具，是每个人都无法忍受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考虑一下前面说的那个开车去买大麻的人。她有两个相对的自我，其中一个想去做正事，而另一个则想去见毒贩买大麻。这两个自我是相互矛盾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自我是有高低之分的。其中高的那个是理性的；而低的那个代表欲望。而只有高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自我，是那个可以进行内省的，可以承担责任的自我。我们说一个人是自由的，也就是说那个高的自我控制了那个低的自我，就像柏拉图把人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那样，只有当理性控制了激情和欲望的时候，这个人才是健全的人。

进一步，显然我们知道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为理性，于是，按照某种柏拉图式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人在社会中理应有着更高的地位，也即，只有欲求能力的人应该服从于拥有理性的人的管理。因为理性的人本质上是在帮助那些不理性的人逃脱出欲望的牢笼，使他们自由。于是，就会出现某种傲慢的情况：吃你妹的山珍海味，好好看莎士比亚去，可鄙的家伙，只知吃喝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中国人的体会显然是最深的，想起来最近某个白痴领导说要取消大排档，多建死大巴克斯，大概也就是这个原理。

那些站在消极自由阵营中的人尝试将这种变质的过程扼杀在摇篮中：自由根本就不是什么劳什子的积极自由，自由就是消极自由。我爱受到欲望的驱使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们政府没有权利管我。我爱吸毒就吸毒，等我买不起毒品杀人的时候你再把我抓进监狱去。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想法。当然，我个人的观点依旧是大麻不应该算作毒品，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关于毒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是否具有道德问题，还是说控制毒品仅仅具有政治意义。

事实上，如果说自由就是减少欲望，增加理性的话，那么没有什么人比死人更自由了：死人完全没有欲望。所以通过减少欲望的方式来增加自由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不是说这种方法绝对错误，而仅仅是说这种方法不能，也不应该作为一个社会全局性的标准。因为在这种标准下，被奴役，并且甘于被奴役的人是最为自由的。而这也就直接导致了集权主义。

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是，我们经常会把自由和幸福混淆。的确，我沉溺于酒精、烟草、大麻、赌博、性，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幸福的，但是这种不幸福就意味着不自由么？显然不是。显然以下两种情况都是逻辑可能的：幸福但是不自由，自由但是不幸福。一个幸福的人可能拥有自由的感觉，但实际上是否真的自由是另一回事。很多时候在无知的情况下，我们的确不会产生欲求，就像是我们在不知道电视机、电冰箱和微波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欲求这些东西，同样也就不会认为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我们是不自由的。

当然，最为坑爹的，赞同积极自由理论的人的解释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奴隶是自由的，这句话，是不是很像 1984 中的那句 slavery is freedom ？

按照这种观点，假设我有一条 penis 受伤了，那么让我免除痛苦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治好它，当然，如果这种方法实在是太困难，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切掉它。某些修道者，斯多葛学派的人和苦行僧就是用这种方法获得自由。通过从外界缩回来进入一个完全自在的自我中。在这个龟壳中，个体可以免于任何一种形式的外界压力的困扰。但是，这真的是自由吗？这明明就是一种压迫。

因此，正常人更倾向于去使用消极自由的概念。因为积极自由实在是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