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向富人多征税吗？ 第1页

严格来讲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大堆问题。

不同国家差别很大，而且是累进制的，多或少不好说。比如：法国还有北欧国家税高达70%，但国人毫无怨言，美国45%左右，还是有人觉得高，中国名义上是最高45%，国际上不高，但用于民生的比例偏低，所以相对就高了，而且高房价实质是ZF在征税，因为土地是ZF垄断的，大部分受益归于ZF了。

如果财富完全是个人能力所得，那么说明你的能力是超出一般人的，从一个文明的社会来说，有能力的人应该帮助穷困的人，这是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区别，所以富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多纳税，如果财富是通过寻租得来，那就不是纳税的问题了，是刑法问题，如果财富是通过继承得来，那么你不能自己创造财富凭什么享受财富。

如果从纯经济角度来说，富人未必必须要纳更高的税，因为那是他辛勤劳动所得，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是反对征收富人税的，因为他们觉得过高的税率会打击有能力的人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所以不同学派，不同价值观对这点有不同的判断。

就美国和欧洲比较——欧洲的税率较高，欧洲的社会福利因此更好，美国相对较差，对普通人来说，似乎欧洲更好，但是如果从经济学来看，对于欧洲来说，更好的福利反而使其经济更缺乏弹性，对经济危机的应对能力更差一些，而美国经济的弹性更好，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强，但区别就是社会福利不如欧洲，看上去好像很矛盾，但这就是经济的事实。08年以来经济危机，美国比欧洲更快的复苏，根本原因就在这，所以税收，以及由此的福利问题并不是表面的非黑即白，涉及很复杂的判断。

像北欧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税率75%都有，但国民一点不觉得高，觉得很幸福（个人感觉），也没人因为这个选择移民，也没影响他们国人的创造力，所以这个东西和国家民族的性格也有关系，像瑞典也有很多国际上知名的科技企业，芬兰、挪威在科技上也一点不落后。假设中国也实行这样的福利制度，估计中国经济早就崩溃了，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投机取巧的近视者（纯个人观点轻拍，哈哈）。

至于中国应该向富人多征税，这还有疑问吗？适(dang)当(ran)比(ying)例(gai)

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太大，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更何况很多富人的财富不是通过个人能力，而是通过寻租或非法手段获取。

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促进贫富分化的，而且贫富分化本身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这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什么事过头了都不好，物极必反。

贫富差距过大，在经济上会导致社会需求降低，因为穷人的消费倾向比较高，而富人的消费倾向低，如果财富都集中在富人手中，整个社会的储蓄就会很高，导致需求萎缩，最后就是经济崩溃，中国这些年一直没有崩溃是因为出口很厉害，转移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矛盾。

（说句题外话：这些不仅仅事政府支出的差距造成，更多是政治、腐败等问题造成的，所以说现在反腐败怎么严厉都不过分，唯一担忧的应该是引发高层问题影响经济发展，差不多就这样，再讲就不好了。）

如何征收税率

第一，把税收的起征点继续提高，现在的3500太低了。具体多少应该通过实证分析，譬如考虑全国的收入中位数或平均值，像去年全国GDP是568845亿，考虑劳动总投入，如果有8亿人在工作，那人均月收入就是

左右，如果10亿人在工作，那就是人均月收入5000开始征收。

第二，征收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是指资本商品，如股票、债券、房产、土地或土地使用权等，在出售或交易时发生收入大于支出而取得的收益，即资产增值。资本利得税是对资本利得所征的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智库百科），尤其指股市里的资本利得，中国现在都不对其征税是不对的，国外一般征收20%，要知道，一般都是富人才有力量炒股，如果不征税，无形中拉低了富人的税率，而股市征收资本利得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打击短期炒作，国外都是持有股票时间越短，征收的资本利得税越高，这样可以鼓励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反对炒作。

第三，征收遗产税和资本转移税，父母给子女的遗产要课以重税，国外一般是45%。

以上。

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在一个答案里讨论清楚，但我们至少可以把问题给定义得更清楚一些。

首先，在这类问题上，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在不同的情况下，对最富有人群的征税税率必然是不同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如果政府希望减少贫富差距，提高再分配水平，那么增加富人税率可以立竿见影；如果政府希望增加总投资，增加就业，那么他也许应当减税。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政府的目标不同，社会的财富结构不同，最高税率有着显著差别。

上图摘自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在2013年出版的第五卷。

可以看到从上个世纪初到1950年，最高边际税率一直在上升，其中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接近100%，美国也在1950-1960年间保持在91%。

在60年代后，这些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又开始下降。到本世纪初，几乎所有国家都处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税率最低位。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国家对于富人的税率又重新上升。

从边际税率的先升后降再上升，就可以讲出一大串故事，比如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左倾大政府思潮，而后又是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滞胀的出现，政府调控的失灵；再到席卷全美的示威”We are the 99 percent"，奥朗德重新对富人征高额边际税率，等等。

列出这幅图的意思是，在税率这种问题上，我们只能说这个政策是不是有利于当前的经济环境，是不是已经最大程度符合了各个社会阶层的诉求。单纯讨论对错，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国我们说公平和效率，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云云，在西方国家我们又说equity-efficiency trade off，这在全世界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是不是要对富人征更高的边际税率，比如说，中国的富人，就必须把当前中国公平和效率两者何为重要讨论清楚。

首先，我们单纯地讨论一下提高富人的税率，分别会对公平和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公平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占全社会的比例正处于历史的高峰。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一人群，占总收入的20%，是平均水平的20倍；前万分之一的人群，拥有3%-3.5%的财富，是平均水平的300多倍。这里说的还只是收入情况，要是看财富拥有情况，这些比例都要乘以2。我们得承认，最富有的人，在比例上来说必然拥有最多的聪明人、高技能人才和最富有企业家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人。但问题是，最富有的人，真的能生产几百倍于平均水平的社会财富吗？在这几百倍里，富人的家庭背景、权钱关系贡献了多少？富人的资本联盟产生的各种有利于富人的政策，又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上图摘自自Saez的公共经济学课程，表示美国最富有人群和剩下99%人群在近20年的收入变化情况，可以发现，最高收入的人群，在收入增长时攫取了所有增长的六成，而在危机到来时则并没有产生相匹配的损失。在2008年之后的复苏中，富人更是攫取了整个收入增长的121%——这意味着在富人赚钱的同时，剩下的99%人群出现了收入降低。

这引爆了人们的不满，即所谓的”We are the 99 percent"运动，政府便产生了提高富人边际税率的动机。税提高率对于最富有人群的收入控制到底有没有用呢？

当然是有用的。

上面两幅图都摘自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在2013年出版的第五卷，其中上图的横轴表示从1960年到2009年各个OECD国家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化，纵轴表示同时期内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下图表示不同时期美国的最高边际税率，以及最高1%人群和剩下99%人群的收入变化。我们能发现的一个显著趋势是：最高边际税率越低，富人相对于穷人的增长速度越快。当美国开始减税时，他的富人收入便大幅度提升了。美国作为减税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他的富人收入在过去50年内可以说有着异乎寻常的增长；而丹麦、瑞典、德国等国家，由于并未减税，其收入变化较为平均。

2，效率

虽然提高税率能够降低不平等，但显然也会对效率产生影响。如果税率过高，努力工作也赚不到更多的钱，不努力工作也能赚不少钱，那人们的最佳选择就是减少工作的努力程度。

上图的横轴表示总收入，纵轴表示税后可支配收入，那根红线就是社会主义大国法国的状况——收入50000美元，最后被课税后可以花30000多；收入为0，也有接近20000元的福利。那我还不如就吃福利，在家休息得了。

过高的边际税率，也会影响优秀人才的走向，比如最近法国发生的电影明星移民的现象。这篇论文（

）研究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最高税率与球员转会。研究发现，由于丹麦的税率改革，高收入移民的税率从59%下降到25%，这引发了大量优秀球员涌向丹麦。这说明，对于足球运动员这类高流动性人才来说，税率可能会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

从效率和公平的分析来看，美国属于更注重效率的国家，所以这些年来他有所左转；而欧洲属于注重公平的国家，所以产生了欧猪五国。他们可能都需要有所折衷。那么中国更接近哪一类国家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完全走的是效率路子，对于公平可以说几乎没有关注。现在，中国的不平等状况可能已经与美国类似。

增加富人税率，增加转移支付，会造成工作努力程度降低吗？会不会让富人选择移民？可能会。但如果我们继续放任“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可能可以继续改善一些效率，但更可能在公平的缺失上吃更大的苦头。

（本答案仅讨论富人税率，暂不涉及其他话题，因此我不会回应诸如“为什么不改进法制”、“首先应该增加民主”之类的话题，这些东西都和本答案不矛盾。连家用电脑都是16核的了，请别再停留在单线程时代。）

你所提到的方法其实都是些传统方法，实践证明了意义不是很大，只对有钱的中产有效，对资本家没什么作用。

向富人征税必须要进行方法上的创新，需要分三步走。

1:关门打狗：

富人可以跑路，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欢迎富人带财产过来，而且富人几乎可以在所有国家都过上富足的生活，所以一旦你要向富人收税，富人必然会逃跑，因此你首先得关起门来不让跑，首先必须关门打狗，对外汇进行完全彻底的总量控制。

2:废除所得税，征收财产税。

没错，你提到了“持有”环节，但是在这个环节所收的财产税如果依旧是对“人”征税，即“资产超过多少才交税”这种的话，对富人依旧无效。

征所得税容易，但是这对富人而言是没有用的，因为所得税，必须要进入所有者的名下才能征收，而富人可以变着花样来支配自己“不所有”的东西。

比如，某个富人想开豪车，但是如果分了太多红，用分红的收入来买车，就会被课25%的税，那要这么办？

于是富人完全可以不分红，直接把豪车挂在公司名下，然后这就是公司的资产，这个豪车的维修保养就成了公司的“费用”，还拉低了公司的帐面利润，交的税还变少了。

富人可以用无限种方法，控制法人，买通穷人冠名“所有人”的名义，你要对这种人征收征税目标是“人”的所得税，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真正正确的方法是对“物”来征收税，而不是对“所有者”来征收税，比如税务局就地估值一辆车价值100万，每年收这个车价格3%的税，也就是3万，然后在这个车上贴个牌，如果一年之内没人来缴税，就直接没收整个车，不管是谁的车，不管是谁来交税，总之不交税就直接没收。

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对富人收税，不管富人把钱转给谁，不管富人如何把自己的“所得”吹成是别人的或者是公司的所得，不管他用什么错综复杂的手段掩盖自己的收入，他交的税都永远不会降低，因为这种税只要有车就收它3%，根本就不用管这车是谁的。

而且尽管是对所有财产按比例收税，必然是偏向穷人而不是富人的，富人财产多，自然交的税就多，只要有3%的财产税税率，50年就能把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

至于穷人，穷人的年薪占他财产的比重远高于富人的年收入占它财产的比重，诸位月薪两万的人，总资产也不会超过200万，而马云资产估值2000亿，要是一年3%的财产税，直接60亿走起，马云一年也就吃个20亿分红，妥妥入不敷出，保证富不过两代。

这种彻底的，对物“征收”的财产税，等于是直接打击在资本的利率上，等于直接把利率降低了一个比例，算上通胀的话，可以完全破坏资本的逐利性，等于直接打击了资本的剥削基础。

在这种征税方法下，不仅能缩小贫富差距，还能打击投机倒把金融虚高的把戏，在这种税制下，要是有券商敢炒高股价，光交税就爆掉它。

只有这样的收税方法，才是真正正确的收税方法，只有这样的收税方法，才能真的缩小贫富差距。

3:上面两种方法都说到底只是政府的操作，但光靠政府是不行的，如果在财产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的今天，政府真的关门打狗改收财产税，既不利于我国对外投资搞一带一路，又不利于吸引外资。

政府进行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府是没有灵活性的，政府不可能对这个村收5%的税，对另一个村收50%的税，政府的行政命令和法规，必须要在很大范围内同时施行。

这种灵活性的缺乏就往往表现为俗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资产阶级的力量总是比官僚强大的，完全依靠官僚集团来对抗资本家，是治标不治本。

要真正减小贫富差距，要真正对富人“收税”，最有效的办法是依赖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资本家的下方，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对策”，远强于资本家，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行政力量，而要自己动手。

这个世上除了土地和那之上的楼房，大多数的生产资料，都扛不过20年的折旧，一个完全把财富寄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如果不能剥削到劳动者，20年，他的所有财富都会化为乌有。

一个把财富寄于货币的资本家，每年会被通胀缓慢的消磨，仅仅需要20年的时间，他的货币财产就会缩水一半。

资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剥削劳动，资本之所以能增殖，也依赖于剥削劳动，资本成也劳动，必然败也劳动。

所以不是官僚的命令，而是劳动者的团结，才是资本家最惧怕的东西，只要群众能团结起来，敢走上街头，来一次罢工要求涨工资，或者要求股份，只要你们受到不公的待遇后敢辞职跳槽，而且敢带着一群人辞职跳槽，而不是蝇营狗苟的当工贼幻想着讨好资本家升职加薪——只要你们有这样的胆子，只要你们能这样团结，比什么政策，比什么法规都有用。

阶级斗争，才是最为有效的税收。

越是富人，你越征不上来。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题主提到的高档汽车等奢侈品苛以重税，普通中产买个高档汽车只能老老实实交奢侈税，普通老板买个豪车就能挂在公司的名下，增加企业资产，折旧和费用就由公司承担，冲抵了利润，还能少企业交所得税，岂不美哉？

甚至地方政府会主动提供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政策给“高级人才”，比如我司很多人都享受个税返还政策（这种地方政策普遍存在）。

2008年出台的《天津高新区扶优扶强政策》指出，对企业中年薪（税前）超15万元、担任企业关键职务、签订有5年以上劳动合同的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予以个人所得税留区部分额度内的奖励，支持方式为前4年按50%比例奖励，第5年按100%奖励，并一次性补齐前4年差额部分。

至于顶级富豪，他们有比立法团队还要精英的税务筹划团队，有各种限制了你的想象力的避税方法。

最后你真的要“杀猪”，富人大不了移民一走了之，拜拜了您嘞！

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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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个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因为珠三角有香港的特殊关系，以及面积体量等各种方面的不同，这里我主要拿京沪来举例。

第一，周边基础

首先明确一下，北京周边只看石家庄以北的城市，上海周边只看苏南浙北。于是就能发现北京周边北有燕山，西有太行。题主所谓的“还不及中西部的大中型城市”，其中绝大部分处于这片山区（甚至北京本身就有2/3的面积处于山区），外加自古便是慷慨悲歌的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河北经济发展水平在北京没有成为首都的时候就是落后的。而上海周边则是天堂苏杭，外加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鱼米之乡并非边疆要塞。因此，在没有上海的时候长三角便是富甲天下的地区。打个比方，北京是在贫民窟长大的，而上海是富二代。

（珠三角也是一样的，广东也是个多山的省份，于是就有了珠三与非珠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差距在大平原省江苏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两地政策

现在我们假定北京、上海发展现代经济的目标都是建成一座可以带动、反哺周边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那么北京、上海在建设核心城市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先“吸血”（政策获益），再“反哺”（带动周边）的现象。

因此，我们来看看的“吸血”吧。人所共知，北京是49年后受到政策倾斜最大的城市，而上海则是当仁不让的老二。但如果把时间轴的原点从49年挪到辛亥革命，那上海将是中国近代受到政策优惠最多的地方。从大上海计划到后来的工农业剪刀差，从“中国的王牌“到浦东开发，无一不说明这点。因此，上海的”吸血“比北京早了几十年。所以理论上相应的”反哺“就会早几十年。我们可以拿苏州园区的建设对比唐山曹妃甸，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差。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说当下京沪两地的政策获益还可以比较的话，那江苏与河北的获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江时期大量的政策倾斜几乎可以说是集全国之力发展长三角（发展中部三角、打造成渝经济圈、以及振兴东北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所以出现了很多搞笑的事情，比如作为中国科技中心的北京有大量的科研成果等待卵化。而这些叫“清华科技园”、“中关村科技园”之类的卵化机构居然不在河北或者天津，反而去了长三角的无锡苏州。这就越发加剧了两地的发展不均。

第三，产业结构

上海是中国的工业中心，而考虑到交通问题，北京则主要发展服务业。这样一来，上海在产业升级的时候更加适合给周边地区“反哺”。而北京则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外放了。

第四，人文思想

江南人民的商业头脑自古就是中国翘楚，并且和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而河北大部分人至今没有摆脱小农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奋斗精神也十分值得称道，而河北人民的生活相对闲适，更喜欢享受生活，比不上四川，但我看也差不多了。虽然，“奋斗”和“享受”这两种生活态度不能说有优劣之分，但必须承认不同的态度对地区发展有着实际且不同的影响。

综上，结果就是：基础好并且有优惠政策和商业头脑的江浙地区，更早的接受了上海更多的反哺; 基础相对差并且又没有政策优惠和商业头脑的河北地区，更晚的接受了北京较少的反哺。这样一来就有了今天的局面。

最后来个私货：我认为如果北京不是首都或者只是单纯的政治中心，那么河北可能比现在还差。毕竟不论从地理位置还是资源条件来看，河北几乎都是中国大陆临海省份里最差的，甚至不如一些内陆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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