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并且单纯的从效用最大化,不需要行为经济学就可以解释羊群效应。
有一些观点是从相对薪酬的角度出发,因为很多公募经理的报酬受到相对业绩的影响很大,那么对于基金经理而言,想维持自己一个稳定的收入,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扎堆抱团,这样不管买卖的金融产品是赚了还是亏了,反正大家一荣具荣,一损具损,业绩差异不会差别太大,自己的收入也相对更加的稳定。
但是在利益到来的时候,比如说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全明星基金经理的业绩排名的专栏,只放出来前十个,能进入这前十,对吸引投资人有巨大的帮助。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在边缘的经理来说(比如说排名在11-13位的基金经理),他们其实是没有动机抱团的,因为只有在剩下的日子里出奇制胜,自己才能进入前十,现在也已经有文章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这一点,就是处在边缘位置的基金收益方差要比处在相对稳定位置的基金大。
上面这种对羊群效应的解释比较直观,和以前说过的“肯德基和麦当劳总是成对出现”有点接近。但是对于羊群效应还有一个更加博弈一点的解释,就是基金经理有职业生涯的考虑,想通过抱团显示自己更有能力。
我们知道证券市场随机性很大,能够看穿迷雾,预测市场更准确的的基金经理总是受欢迎的。我们简化一下场景,现在有两个基金经理,两只股票,现在知道的情况是有很多支股票,只有一支是『好』的其他的都是『坏』的,好的股票有很大的概率能涨(但是仍然有机会跌),坏的股票有很大的概率会跌(但是也可能涨,只是概率小),显然一个聪明的基金经理应该会以更大的概率发现并建仓好的股票,而不建仓坏的股票。
所以从外界的角度来看,人们永远无法确定这两位经理是不是聪明的,因为即便是你观察到一个经理购买的股票涨了,你也只能说他更大的概率是聪明的经理,因为完全有可能是他购买了坏的股票,只是碰巧碰上了小概率事件。
既然一切都是概率,那么基金经理之间的互相影响就有趣了。因为聪明的人总是相似的,而不聪明的人各有各的蠢法。也就是说,我们假设两位基金经理都是顶尖聪明的,那么他们必然都会选择那唯一一支很可能大涨的股票,所以他们的选择必然相同;而如果两位基金经理都很一般,那么他们的选择反而会是非常多元化的。
所以『选择的多元化』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负面的信号,会对两位基金经理的声誉都造成负面影响;而『选择的相似』则成为一个正面信号。
设想一个场景:经理A先选了股票1,那么对于经理B而言,除非自己有明确的更好的选择明显好于股票1,否则跟着经理A选择股票1是个对自己来说很不错的选择。因为替经理A背书的同时,也相当于在给自己背书,对市场发出一个信号:我们俩都是聪明人啊!我们俩的选择是相似的!
这里就凸显出『好股票不一定涨,坏股票不一定跌』这个设定的意义了,如果好的一定涨,坏的一定跌,那么当水落石出、股票平仓的那一天,市场会明确的知道你当初选的是好还是坏,动这么一点小聪明来抱团毫无意义;但是只要好的不一定涨,坏的不一定跌,那么对于基金经理而言,抱团就相当于可以额外的获得一点声誉的加成——因为即便是后来跌了,市场也不能排除这两位经理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只是运气不好的可能性。所以对于经理B而言,在做选择的时候稍稍偏向一定经理A选择过的股票就成为了最优的策略。
这个模型可以有很多扩展,比如说,如果经理B觉得共同聪明没有意义,而自己成为市场中那唯一一个聪明的经理是有意义的,那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经理B不但不会背书经理A,反而会刻意的和经理A反着来,这就是“反羊群效应”(anti-herding behaviour)了。
以上就是羊群效应的两个解释,如果对此有兴趣,想进一步看参考文献的话,可以看:
Kaniel, Ron, and Robert Parham. "WSJ Category Kings–The impact of media attention on consumer and mutual fund investment decis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3.2 (2017): 337-356.
Effinger, Matthias R., and Mattias K. Polborn. "Herding and anti-herding: A model of reputational differenti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3 (2001): 385-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