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犯了罪的人被流放的时候难道不可以偷溜回来吗？ 第1页

确实可以偷溜回来。

这样的例子其实还不少，我不明白为啥这么多人信誓旦旦地说不可能，什么你能想到的计策，皇帝老儿、刑部尚书都能想到。这是古代版的海精算，比你懂比我懂吗？

我这里再次强调，或许古代的法律、制度在王朝之初还是制定得比较严密、统治者有执行下去的意愿，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长期贯彻执行，尤其是王朝中后期吏治日渐败坏的情况下，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有特权可以豁免者太多，以皇帝、贵族、官僚为首的统治者带头败坏法律、制度；二是底层政权不够精细，没有足够的、有素质的执法者，法律往往成了一纸空文。

其实流放、充军者偷溜、逃亡的数量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多得多，甚至朝廷专门设置了相应的官员去抓捕逃人、逃军。

比如明代的清军御史，虽然其本职工作不只是为了抓捕流放的罪人，而主要是为了抓捕逃军，但明代很多罪犯流放和充军也差不多，罪犯跟当兵的军人丘八没啥两样，处罚罪犯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让他去边地当兵，抓逃军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抓这些罪犯。有时候还亏悬赏抓捕逃囚。如：

正统二年三月戊申（三月十八日），行在兵部奏：天下勾军官旗例以半年为限，过者发戍极边。今旗手等卫原差官旗人等四百五十人已经一年未回，宜先将户丁一人发戍宣府卫，仍移文清军御史等官逮治之。
上曰：户丁且勿发，其即榜示，限一月出首，发戍宣府，若仍不遵，移文捕获，全家戍辽东极边。
宣德八年七月戊寅（七月二十七日），命行在都察院严官吏军民隐藏逃军、逃囚之禁，定首捕赏格，揭榜示之。

但即使如此，大量的逃军、逃囚还是抓不完，甚至多到藏匿山林，畏罪不出，因而纠众为盗作乱的，所以很多时候朝廷干脆在一些特定时候，比如新皇帝登基、册立皇太子、天象示警等等，下诏免除逃军、逃囚之罪，宣称只要自首，就可以免罪、减罪，比如：

永乐九年闰十二月己未（闰十二月初三日），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同六部尚书等官上言十事：......其九曰：各处逃军、逃囚多有藏匿山林，畏罪不出，因而纠众为盗，宜令兵部榜谕，许以自新，就于所在官司首告，与免本罪，军还原伍，囚送所司发落。
永乐十三年正月戊午（正月十九日），敕谕内外诸司官曰：......一、逃军、逃囚许令赴官自首，与免本罪，军还原伍，囚还原配所。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八月十五日），以嗣位……一、逃军、逃囚、逃匠人等，诏书到后，许一月内赴官自首，与免本罪，军还原伍，民还原籍，匠复本业。
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正月初一日），朔，上御奉天殿，颁诏大赦天下，诏曰：.....一、各处逃军、逃囚、逃匠，自诏书至日为始，限两月之内，赴所在官司首告，悉宥其罪，各发着役宁家，其有情犯深重赦所不原者，亦许首实，所司为之具奏，量情宽贷。
成化七年十一月甲寅（十一月十六日），遣会昌侯孙继宗充正使，尚书彭时充副使，持节册宝立皇子祐极为皇太子，......，是日颁诏天下，诏曰：......一、各处逃军、逃匠、逃囚人等，自诏书到日为始，限三个月以里，许于所在官司首告与免本罪，军还原伍，匠仍当匠，民发宁家，其各处觧军之人，有因违限问发充军者，放回宁家，后不为例。

弘治十三年四月甲辰（四月二十一日），礼部言：近者钦天监奏有彗星之异，而云南地震之变尤异，况今边方告警，虏情叵测，伏望皇上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敕谕内外臣工同加修省，仍许诸人直陈时政以闻。
上曰：天象示戒，朕心祗惧，尔文武百官宜痛加修省，勉尽职务，共回天意，勿事虚文。
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杨纶等言十事：.....
一、近例，流民不肯复业及逃军、逃囚人等展转不首，俱发边卫充军，即今河南流民成群，恐酿大患，乞敕湖广、河南、陕西等处抚治、抚民等官严各该军卫有司，将例后流民清出，尽数驱遣，量免其遇革之罪，间有年远失迷乡贯、置立田产及婚姻丧葬在彼者，果非逃军、逃囚人等，许于邻近州郡附籍，如有复逃来者，问发充军，仍责各该巡守、守备等官每轮半年巡历山谷，各将驱过流民并有无入山啸聚为盗缘由，依期转呈抚治重臣，具奏定夺，如抚民官互相隐蔽，听抚按等官参究。

而流放、充军者想要从戍所逃跑也并不难，要么有后台，稍微找几个亲朋故旧就能给你运作出去，但弊端就是可能会被政敌死盯着，溜了又给你逮回来，比如明朝嘉靖年间的严世蕃；

要么自己胆子大，想跑敢跑，成功的几率还挺大。反正被抓住了无非是再充军，那就再跑呗。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胆子小不敢跑那就年复日久的在流放地受苦受难吧，有些逃囚跑了或是隐姓埋名于民间，或是聚集在官府难及的山林之处成为流民，遇到运气好的时候还能被赦免，甚至为盗作乱，朝廷平定不了那就招安，也是统战价值的体现。

所以清军御史、巡抚、巡按等官员有时候一次就能查出、勾补百千上万逃军、逃囚。

总之就是各显神通，成功的例子太多了，我这里仅举两个比较典型、神奇的例子。

一、严世蕃

嘉靖四十一年春夏之交，以徐阶为首的倒严集团进入决定性阶段，尤其是在蓝道行诈为乩语等一系列攻击的帮助下，严嵩地位已经大有动摇之势，嘉靖帝“心动，欲逐嵩”。

五月十九日，监察御史邹应龙看准了严嵩父子已难逃倾败的厄运，先上疏专劾严世蕃，并对严氏家族主仆的诸多罪恶行径猛烈抨击，请求嘉靖帝斩严世蕃，罢免严嵩。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藁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孝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世蕃，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斁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

疏入。嘉靖帝令严嵩致仕回乡，将严世蕃下法司拟罪。严嵩上疏求饶，嘉靖帝没有同意。

上曰：“嵩小心忠慎，祗顺天时，力赞玄脩，寿君爱国，人所嫉恶，既多年矣。却一念纵爱悖逆丑子，全不管教，言是听，计是行，不思朕优眷。其致仕去，仍令驰驿，有司岁给禄米一百石资用。疏内有名各犯，锦衣卫逮送镇抚司拷讯。应龙尽忠言事，当有特嘉，吏、礼二部其拟官以闻。”
下世蕃等于法司拟罪。嵩上疏为世蕃请罪，且求解。诏如前旨致仕。

于是法司判处严世蕃流放于烟瘴之地的雷州卫，严鹄、罗龙文等发边远卫所充军。

于是法司坐世蕃烟瘴卫分，鹄、鸿、龙边远卫各充军，年锢于狱，俟追世蕃赃完拟罪。
诏俱如拟，特宥鸿为民，盖上犹念嵩故也。后治元逮至瘐死狱中，鸿业冬俱论充戍。

然而实际上严世蕃、罗龙文等人胆大包天，压根就没去戍所，直接藏匿在老家江西，严嵩还假惺惺地上疏请求将严世蕃和孙子严鹄放归。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戊子（九月十三日），原任大学士严嵩上疏，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俱赴戍所，在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马填沟壑，谁可托以后事。惟陛下哀其无告，特赐放归，终臣余年。
上曰：嵩有孙鸿侍餋，已恩待矣，竟不许。

直至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监察御史林润再次上疏，称严世蕃、罗龙文为逃军，还招纳亡命盗贼，图谋不轨，这才将其捉拿归案，随后斩首。

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辛丑（十一月初二日），南道御史林润奏：臣巡视上江，备防江洋，盗贼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之家，龙大卜筑深山中，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而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众至四千余人，道路讻讻，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
疏入。诏以世蕃、龙文即付润逮捕至京问。

如果说严世蕃之前毕竟与其父严嵩一同把持朝政数十年，树大根深，党羽众多，且嘉靖帝当时并不想把严嵩赶尽杀绝，这才使得严世蕃这等逃军得以安然在家，甚至招纳亡命，愈肆凶顽。

那么嘉靖年间造反的弥勒教首领李福达屡被流放却每次都能成功逃回，甚至还改头换面花钱混入了官僚队伍，成了太原卫指挥使的经历就更显神奇了。

二、李福达

李福达，山西太原府崞县人，秃头，相貌奇特，性格狡黠，大约生活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以从医为名游历于四方，其叔、祖均从事秘密宗教，实际上是邪教世家。当时这些人假借佛教、弥勒教，妖言惑众，煽动聚集起了不少人。

弘治二年春，山西连年遭灾，饥民无以为生，遂蜂拥而起。教徒王良、李钺等人假借佛法之名，聚集数百人，欲图谋不轨，苦于明军势大，遂决定联络蒙古小王子犯边，然后乘明军抵御、腹里兵力空虚之际起义。送信的使者在朔州胡浪庄迷路，被守墩者抓获，事情败露。

王良、李钺等人不得已，仓促间准备攻打崞县，山西巡抚翟瑄调兵剿捕，王良等率五百人逃奔至定襄县洪泉寨山间为盗，啸聚剽掠，官兵趁大雾入山攻之，大败王良等人，抓获王良等一百余人及大量妖书、器械、衣服、马匹，其中五十四人被押赴京师，经法司审定，全部斩首。

而根据《大明律》，以邪教妖术聚众谋逆，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李福达等从犯被流放至山丹卫（今甘肃山丹县）充军服役。

大约弘治十三年，李福达从山丹卫戍所逃出，并改名为李五（或李午），逃至陕西延安府鄜州洛川县一带。这是第一次成功偷溜逃离流放之地。

后来被清军御史查出，李福达再度被流放至辽东山海卫。

几年后，李福达再度从山海卫戍所逃出，并同其叔父李越再度潜回了陕西鄜州。这是第二次成功偷溜逃离流放之地。

从弘治到正德年间，李福达开始自称弥勒佛转世，构建了一套弥勒佛转世的理论，以行医为名联络大量民众，并广收门徒。

以李福达为首的邪教组织纠集数千人，手执兵器四出劫掠，多次在山西一带掠杀。

至正德七年，李福达对其同党邵进禄等说：“我有大分，宜掌教天下，今暂还家，若等宜聚众俟我。”遂将家迁至山西。

就在这时，李越被官府抓捕，邵进禄等人见事觉捕急，决定提前造反起事，于是为乱，伪授官爵，杀伤吏民。

正德七年十一月，洛川妖贼邵进禄等入犯，由黄龙山据白水卫寨，四掠潼关卫，指挥张潜、百户王珍与战，死之。兵备张伦击走之。

起事失败后，邵进禄、何蛮汉等被俘，官兵拷问出李五为首谋后将其全部处死。李福达在山西听闻后，立即逃亡至山西五台县，又改姓名为张寅，贿赂县吏将自己与儿子的名字纳入五台天池都张子真名下，嘉靖元年重新登注黄册时，李福达又伪造文书，以原先漏报为名，托张氏族人报上。

为免日久暴露，李福达采用狡兔三窟之法，占籍山西徐沟县同戈镇，贿县中大姓认为同宗，还编立宗谱，以掩人耳目。

《万历野获编》“再证李福达事”一条有详细记载：

【再证李福达事】李福达之为张寅，直至隆庆间，四川叛贼蔡伯贯一案而始明，都御史庞尚鹏奏闻得旨矣。 今观伍少参《袁萃漫录》所记，则又得一确证，其言曰：“丁丑计偕至京，同寓有一老上舍听选者，徐沟县人也。”余问以李福达事，答曰：“此生少时所目击者，县中大侠张钺子张宾，好结纳奸宄，而以交通权贵，故无敢讦者。福达亡命携二子投钺，钺爱其才武，改姓名张寅，令与宾齿，名二子大仁、大礼。宾无子，以大礼为子。无何，钺、宾俱故，寅专有其资。二子纳粟入国学，而大礼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勋。同邑韩良相，亦尚侠，与寅相善，因争买美妾有隙，首之马直指录。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干武定书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经内外多官勘问，具言情真无枉，词连武定。时武定以迎合议礼，有宠于上，而与永嘉比周为党。永嘉以此力为辩雪，而公论遂诎，良相既抵死，则以所争美妾贻寅，寅为托武定得减死戍边。后寅死，家渐贫落，大仁选幕职，移住河南；大礼仍以妖术惑人，一旦，挈妻子去不返。及余令贵溪，尝质之江中丞（潮）子，云当时常给舍（泰），力证张寅为李福达，亦如上舍言。据此则福达即寅，不待言矣。”
江中丞在当时，亦以张寅事受重谴，其子言必不误。然首张寅者名薛良，而韩良相证之耳，伍记亦微有误云。 按福达事，本不必究论真伪。当其时君相作主，昭雪郭勋，明旨既颁，且屈帝尊面鞫，以杨一清力谏，讯狱非天子事，乃止，命三幸臣分掌三法司。正如于谦逆状，徐石辈证之足矣。尚哓哓称冤，愚哉。

正德末年，李福达又携重资入京师，窜入匠籍，以黄白方术与武定侯郭勋结为深交，又假称张寅，援例监生纳粟捐官例，在郭勋的疏通帮助下，纳银四百八十两，捐得太原卫指挥使的官职，两个儿子李大仁、李大义都补为匠役。

至此，李福达再次逃脱，甚至混入了明朝官僚系统。直至嘉靖初，李福达案彻底爆发，但很快此案因牵涉大礼议政治问题，被嘉靖帝、张璁、桂萼等人借此大规模打击议礼诸臣，案件真相本身不再重要，因而黑白颠倒近半个世纪，李福达竟以寿终。此案在嘉靖朝和“大礼议”齐名，称“大狱案”。

直到嘉靖末年，李福达之孙在四川等地再度宣传邪教造反起事，官军平定后，真相大白，朝廷于隆庆年间才平反此案。

《明世宗实录》对此案的记载：

嘉靖五年七月乙酉（七月初五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等言：山西太原府崞县人李福达，初以妖贼王良、李越谋反事连坐发戍山丹卫，逃还改名李五，清军御史勾发山海卫，复逃还，寓陕西洛川县，妄称弥勒佛教，诱惑愚众，县民惠庆、邵进禄辈俱往从之。
福达以是居积致富，诳进禄等言：“我有大分，宜掌教天下，今暂还家，若等宜聚众俟我。”遂将家还山西。
进禄等事觉，见捕急，遂聚众为乱，伪授官爵，杀伤吏民，官兵捕获，供称李五首谋。福达闻事发，复亡入五台县，易姓名曰张寅，往来山西徐沟县同戈镇。已又挟重赀来京，窜入匠籍，以赀纳例为山西太原卫指挥使，其子大仁、大义、大礼俱补匠役，诡能烧炼和药，往来武定侯郭勋家甚密，久之，踪迹颇露，乃回同戈镇，其讐薛良首发之，福达惧，复亡入京，官司捕得其子大义、大礼，案治之，福达窘，乃身自抵正而贿求武定侯郭勋，书抵巡按御史马录为之嘱免，录不从，竟拟福达谋反，妻子缘坐。臣等谨按福达以妖术惑众邵进禄等之反，实福达首谋，寘之重典，厥罪允宜。但郭勋以勋戚世爵，乃交通逆贼，纳贿行嘱，法不可宥，请并逮治之。
得旨：令诛福达父子，并没入其财产，妻子为奴，郭勋令对状。
勋具服谢罪。上特宥之，给事中程辂、刘琦、王科各言勋罪重，不宜贳。章下所司。

关于李福达一案前后近十次审判，请看我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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