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在撤离大陆时都带走了什么重要的人或物？ 第1页

知识分子里头，看看台湾中研院早期的名单，再查查他们的履历。 有人说，没带走啥大师，主要的都留在大陆，文革时斗死了。那是因为带走了，所以你才不知道那一半的师有多大。

带走什么我不知道，但一定没有民心

鲁迅先生为反对古物南迁还写了一首诗来讽刺：“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一名为吕云鹏的普通市民，直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函，声称：

“请中央政府毫无犹豫地排除万难，以大无畏精神断然下令，将北平故宫博物院中所有全部古物内，除酌留少数极有关我国文化外，概行公开拍卖，预估代价不下几万万元，若以拨充建设空军之需，当宽裕。”

故宫文物的七次大迁移：从大陆到台湾

作者周兵为2009年大型纪录片《台北故宫》的总导演。

从大陆到台湾

1947年12月，文物回到南京，存放在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公处也设置在那里。朝天宫旁边有一座治山，山下平坦处修建了工作人员的宿舍。宿舍都是铁皮的活动房子，底下打桩，铁皮屋就立在木桩上，既可通风，人也可以弯腰钻进去，颇得孩子们的喜欢。铁皮屋冬冷夏热，并不适宜长期居住。条件虽艰苦，但在南京的这一年，倒是文物和人都相对比较安稳的一年。

这年的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中央博物院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的，刚在南京鸡鸣寺设立了筹备处，还未正式开始运行，抗战爆发，中博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道四处漂泊，又一道东归南京，并于5月29日至6月8日，联合故宫博物院一起在中博新馆内举办了两院联合展览。故宫展出历代名画和名窑瓷器，中博展出殷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王像、边疆民族标本和印度名画等。此次展览吸引了十万多名观众，包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佑任。开展的第二天，蒋介石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陪同下来到展场，并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许久。

原本的计划将文物运回北京，但战争的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下来。徐蚌会战，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危险的局势使杭立武心急如焚。这时的他已经担任了国民政府###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等职务。作为抗战时期文物战略性大转移的负责人之一，杭立武忧心的并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那一批他为之尝艰辛、历磨难，九死一生而从不生悔的故宫国宝。杭立武对共产党没有更深的认识，缺乏了解，他只是单纯认为战争可能会对这些国宝会带来危害。

翁文灏，1889年出生于浙江瑾县，近代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比利时鲁凡大学），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

翁文灏此时正处于他人生中最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位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均享有极高声望的标准的学者，不知怎么回事，在1948年5月，居然被蒋介石拉进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成为“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当然按惯例，也就同时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理事长。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翁文灏在任上仅6个月，“八、一九”币制改革便遭到失败，金贺券大幅贬值，他的内阁因此而解体。

翁文灏一开始不同意杭立武提出的迁台计划。内阁是11月3日提出总辞的，杭立武找他商议转移文物时，他还是内阁的行政长官。作为行政长官，翁文灏必然要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当时徐蚌前线战事激烈，如果这时将大批国宝转移至台湾，消息传出去，民心军心势必动摇。

这个观点，与当初九一八之后北平市民反对文物南迁相似，但时局日坏，古物不能不搬，否则悔之莫及。几经考虑，翁文灏也觉得文物迁台是个可行的计划，因此当杭立武提出由他出面主持召集故宫理事会商议此事时，翁文灏同意了。

为慎重起见，正式开会之前，翁文灏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界中最具权威的几位人物请到了自己家中，请他们与自己一起来决定文物的最终命运。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和杭立武在翁文灏位于南京的官邸中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1、故宫文物迅速迁台；2、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3、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

20多天后，故宫和中央博物院正式举行了关于文物迁台的两院理事联席会议，决定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外交部五家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五机关联合办事处”，全权负责抢运两院文物赴台事宜，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明清绘本和军用地图18箱，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同故宫和中博的文物一起运台。这五人是:杭立武、傅斯年、朱家骅、李济、王世杰，其中杭立武担任主任，负责筹款、接洽商船和协调运输等。

杭立武向行政院申请了运输费金圆券28000元，分配如下:故宫1万元、中博筹备处6千元、中央图书馆3千元，中研院史语所6千元、外交部3千元。

若在平时，这钱也就够了。但这是战时，本身物价就极不稳定，兼之币制改革失败，金圆券随时都在贬值。金圆券由由1948年8月开始发行，两个月后的1948年10月11日，北平《益世报》上便有一条消息称: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北大教师为饥寒所迫，不得已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到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就要4亿多金圆券，等到1949年7月金圆券停止流通时，贬值已超过二万倍。幸好此时杭立武已将文物顺利运往台湾，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尽量地安排好这每天都在贬值的运输费，杭立武真是绞尽了脑汁。

抢运开始了。

没有想到，这批文物注定是要远离故土的，仅仅一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12月22日清晨，中鼎轮起航。船上装着712箱精心挑选，价值连城的精品文物，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120箱，另有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文物都放在中间的大舱，一个一个的木箱摞起来，用绳子固定住，上面包着油布。在海上航行的那几天里，一部分工作人员晚上就用梯子爬上去，睡在文物箱子上面。押运总负责人由李济之担任，其他专家分别是:故宫的庄尚严、刘奉璋、早若侠、黄坚，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麦志诚，中图的王省吾，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光宇。此外，专家们的家属也随同一起前往台湾。为使家属们的随船更名正言顺，文物小组给他们安上了工作人员的名号。比如庄尚严的几个儿子，小的不过十来岁，也都是文物押运员。

12月的台湾海峡，风浪很大，还时有大雨。中鼎轮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驶还算平稳，到了海上颠簸得厉害，很多人都晕船，严重的到后来已经吐无可吐，吐出来的全是胃酸。最有趣的是，桂永清没上船，但托工作人员将自己的一条大狗带去台湾。没想到这狗晕船晕得比人还厉害，一晕就叫，叫完就吐，还得劳烦一个水兵专门去伺候它。到了晚上，海风的呼啸声、海浪的轰鸣声、大狗的狂吠声、木箱相互之间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不知船上本来就自觉是逃难的人们是否倍感凄惶？

在海上漂泊了四天，中鼎轮到达基隆港。据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那天刚好是大晴天，风平浪静，船停泊在港湾里，大太阳底下，山峰翠绿，海水碧蓝。从风雨飘摇的海上到达这么一块宝地，大家都很高兴，纷纷向周围划着小舢板的渔民买香蕉吃。庄严的同事，画家刘士贤喜欢吃香蕉，看到基隆这么多便宜又新鲜的香蕉，很高兴，连吃好几天。结果吃到最后，把自己都给吃伤了，不想再吃。

文物迁台的计划决定之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杨师庚和中央历史评议研究所的芮逸夫便先行赴台选址，定下了通运公司在一个名叫杨梅的小镇上的仓库作为文物到台后的落脚点。中鼎轮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所有文物卸船，上火车，傍晚时分即到杨梅。

文物进了仓库，人也跟着住进仓库。仓库里除去放文物的地方，其余部分分成井字格，把捆行李的绳子拉起来，搭上油布做分隔墙，一家人住一间，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各家女主人都在一块生炉子做早餐，用的是那种煤球，然后拿竹编的扇子来煽火，到处烟雾弥漫。条件可谓十分艰苦。

文物在杨梅呆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因为这个仓库很小，放不下后面陆续将要运到的文物，杨师庚、芮逸夫和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便前往气候干燥的台中地区考察，打算另选他址。

去台中考察是杭立武的主意。文物运台前，杭立武花了很多精力去查询，以便决定文物最终的存放地。对古物而言，气候的干燥非常重要。那时广州有很多台湾人，杭立武一一找他们了解台湾各地的气候状况——新洲是有名的风都，基隆是雨都，高雄、台南太炎热，气候最温和又干燥的是台中。最后，考察人员相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当时台中市的市长陈宗熙正好是杭立武在金陵大学的同学，台中糖厂的厂长于升峰又是谭旦冏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台中糖厂不仅出借两栋仓库作为文物库房，还将旁边的一块地皮用于修建跟随文物来台的专家们的宿舍。第一批来台文物终于暂时安顿了下来。

第四次迁移:仓皇海沪轮

1948年底，第二批文物很快挑选了出来。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共3459种，36609册。《四库全书荟要》系四库全书重要部分的摘录，供皇帝随时取阅之用。全书仍分经、史、子、集4部，473种，11178册。《四库全书荟要》共缮写了两部，一部存于紫禁城御花园的离藻堂，另一部存于圆明园味腴书室，后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也就是说，运去台湾的这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

负责押运这批文物的人是:故宫博物院的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霖灿、周凤森、高仁骏；中央图书馆的苏莹辉、昌彼得、任简；中研院史语所的董同和、周法高、王叔岷。

第二批国宝运到了下关码头，等待装船，但这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已经再也派不出一艘军舰了。杭立武只得与招商局联系，包租了招商局的轮船海沪号。

五天后，中共方面对外公布了首批43名战犯的名单，除蒋介石名列榜首之外，翁文灏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名单公布的第二天，海沪号驶离下关码头。

这一次的文物运输很顺利，码头没有海军眷属抢占船舱，航行中没有风浪和狗吠扰人心绪，海沪轮本身又宽敞又平稳。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达基隆。12日，除中研院史语所的文物留在杨梅外，其余全部运往台中糖厂仓库。

第五次迁移:飘摇昆仑舰

第三批文物的搬运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1949年1月10日，徐蚌会战结束，解放军全面胜利，进入南京指日可待。1月14日下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紧急召开理事会，出席的理事有朱家骅、张道藩、徐鸿宝、萨本栋、傅斯年、胡适、翁文灏和杭立武。会议最后决定尽量将尚留在南京的4000箱文物全部运到台湾，并聘请代理主任杭立武为中博筹备处的正式主任。

1月28日，农历新年的除夕，南京城内细雨连绵。2000箱国宝露天堆放在下关码头已经好几天了，木箱上面盖着挡雨的油布，静静地等待着运送它们去台湾的船只。

没有船。这时的南京，交通非常紧张，连火车顶上都站满了人。此前杭立武已经找遍了全城，也没有租到一艘商船。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再向桂永清求助。

28日下午，桂永清派出的昆仑号军舰终于抵达下关码头。但这艘船并不是专为文物而来，它另有任务，只能在下头码头停留24小时，文物必须马上装船，否则过时不候。而此时正值除夕，码头工人都想回家过年，不愿意干活。

工人方面还没谈妥，得知昆仑舰将去台湾的海军总部官兵和家属们又来了。跟上次中鼎轮一样，人们再次蜂拥而上，昆仑号两个船舱很快被他们占了一个，剩下的一个，只能放下500箱文物。

杭立武再次请出桂永清。然而这一次，桂永清也不起作用了。以当时时局的紧张程度，人人想要逃难，既上了船，就不肯再下。桂永清一上船，还没开口，整个船舱里的男女老少便放声大哭。对着自己的老部下和他们的眷属，海军总司令“希望大家以国宝为重”的话实在是说不出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打开舰上全部的官兵卧舱，尽量容纳下所有的人，文物则分别送到甲板、餐厅和医务室。

安顿好官兵和眷属，再答应给工人发放新年特别奖金，2000箱文物终于开始装船。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的人，导致故宫文物中有728箱，中图文物中有28箱没能上船，重新运回了原仓库。已经上船的文物1248箱，包括故宫972箱，中博筹备处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这批文物的运输原计划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先生总负责，由于姚从吾先行赴台布置工作，后改由各机关共同负责了。参与此次押运的人员分别是:故宫博物院的张德恒、吴凤培，中博筹备处的索予明和中央图书馆的储连甲。

临起航时，又有四口箱子赶到了下关码头。四口箱子里，装的是日本战败后归还我国的第一批被劫文物。

说起这批归还文物，就要追溯到日本侵华的五十余年。在日本军队的大肆掠夺和毁损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这些文物包括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以及价值连城的文化古物，如北京人化石等。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贴、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损毁古迹741处。

后来经过清损会成员的艰辛努力，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之间日本陆续归还文物6批文物105箱，从日本横滨运往台湾高雄港，这其中包括辽阳汉墓出土的陶器、玉器、钱币；山东曲阜汉灵光殿出土的砖瓦残片以及南京大鼎。后来这前后7批109箱日本文物分别藏于今天的台北故宫和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归还文物中的翡翠屏风就藏于台北故宫，南京大鼎从靖国神社中追还后，如今就立于台北故宫的正门口，而多年追查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却始终没能发现。

此刻即将上船的这四箱文物，包括沈阳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汪精卫访日时献赠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翡翠屏风、青玉瓷瓶和白玉瓷瓶。这批文物于1948年6月由日本运往上海后又转运南京，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由故宫南京分院接收，汪精卫盗献的三件国宝则由中博筹备处接收。由杭立武派来的押运人告诉中博筹备处负责押运文物的索予明，杭先生吩咐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四箱文物带去台湾。但这时昆仑舰上已经没有空地可以容纳这四口木箱了。经索予明耐心地向昆仑舰舰长诸廉方解释了这四箱文物不同寻常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后，禇廉方二话没说，下令将一间官长室中的办公桌椅拆除，硬是把这四只箱子装了进去。

终于开船了，这天是1月29号。就在头天的凌晨三点，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办，从上海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名为建元号的货办相撞，近千人丧生。太平号可谓东方的泰坦尼克号，它的船东就是当今台湾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事后分析事故的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超载。

昆仑舰超载也很严重。不仅超载，在途中还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不仅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船上还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大事。

昆仑舰开出没多久，刚过长江口，船上的人突然发现船在往北开。到台湾应该往南，朝北那是去解放区的方向。副舰长觉得事情不对，找到舰长禇廉方。禇廉方一口承认他想要起义，带着文物投奔共产党。后来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没人清楚了。总之禇廉方起义失败，昆仑舰最终仍然到了台湾，但到达基隆港时，已经是2月22日，昆仑舰在海上一共航行了二十多天！至于褚廉方，据说船到岸后即被杀掉。

第三批文物运出后，杭立武积极准备抢运第四批。然而当时国共又开始了新一轮和谈，为避免影响和谈气氛，李宗仁阻止了杭立武的行动。

马衡的坚守

在抢运南京文物的同时，杭立武和行政院没有忘记留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精品。

从1948年11月起，东北、华北野战军就已经将傅作义的军队围困在了北平、天津、新保安和张家口一带，到12月14日，北平已经完全被解放军包围。行政院和杭立武惦记着北平的文物，心急如焚，电报飞向紫禁城，催促北平故宫博物院赶紧遴选精品文物，通过空运送到南京，再随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赴台。

然而，此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经做出了与杭立武等人相反的选择——不去台湾，留在大陆。

马衡，1881年生于浙江鄞县，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著名金石学家、篆刻家。马衡与故宫的缘分始于1924年11月，他与那志良等一起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担任清点清宫物品的工作。1933年日军入侵，马衡选择离开北平，带上文物南迁，并于1934年4月被推选为故宫博物院院长。16年过去了，文物再次迁移，而此次，马衡选择了留下。

马衡的留下与他的儿子、著名戏剧家马彦详有关。通过马彦详，马衡很早便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在杭立武等催促马衡迁运文物的同时，马彦详也从解放区捎来了中共方面的诚意，希望马衡不要迁运故宫文物，并许诺北平解放后仍由其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

为敷衍行政院和杭立武，马衡召开了一次院务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古物馆的朱家溍，代表身在上海的馆长徐鸿宝；文献馆的单士魁和张德泽，代表已经赴台的馆长姚从吾；还有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和秘书赵席慈。

院务会看起来开得很认真，马衡与参会人员仔细讨论了选择哪些文物装箱，以及如何装箱等，并告诫大家一定要细致谨慎，“要稳重妥当，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先准备箱板、木丝、棉花和纸，用多少要做个计划交总务处购置。”

其实，故宫里的包装材料像板箱、棉花、木丝等都是现成的，一面挑选，一面造册，一面装箱很快便可完成。但在马衡“安全第一，不要求快”的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工作人员们都没有了抗战时抢救文物的雷厉风行，这个包装工作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地进行着，一直磨蹭到1948年的12月14日，这一天，北平城彻底陷入了解放军的合围当中，对外陆路交通断绝。在中共地下党发起组织的“故宫博物院职工警联谊会”的促使下，马衡关闭了午门、神武门和东西华门四门，选装好的精品文物再也无法运出。

一个月后，1949年的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信中写道:“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嘱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对于文物迁台事件，他更作了明确的表态:“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对庄严，马衡也写了一封信。庄严与马衡本是师生，在北大的时候，马衡是庄严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后来又一起在清室善后委员、故宫博物院工作，关系非常深厚。马衡决定留下后，给庄严去信劝他也留下来，被庄严拒绝，两人的师生关系就此缘尽。

在马衡的周旋下，北平的文物没有运出一箱，全部留下了。

第六次迁移:白市驿机场

1949年月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这时，在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运送文物的行动还在继续。

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带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馆有69箱文物，抗战时期从西安转移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河南方面没有急于将这69箱文物运回，一直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置位于开封市三圣庙。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

赵子立的话引起了杭立武极大的关注。他知道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博。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按说河南这部分文物不在杭立武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只要是古物，杭立武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现在形势这么危急，不能让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毁于战火或落入###手里，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是立即面见蒋介石，因为运送文物所必需的配备以及交通等都得有蒋的允许。正好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还留在重庆没走。

听完杭立武的汇报，蒋介石当即决定运走该批文物。此时海路早已不通，只能走空运的路子。蒋介石的指示下到空军司令周至柔处，命其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抢运这批文物去台湾，同时又命令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直接负责此事。朱家骅接到任务，转头便交给了杭立武。的确，再没有比杭立武更合适的人了。

杭立武接下任务，立即四处联系运输事宜。69箱文物要从柏溪运到白市驿机场，需要足够的人力、船只、车辆，但那时重庆局势相当混乱，交通工具紧张，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小算盘。杭立武一边在这些人之间周旋，签字、办手续，一边派“###”总务司司长班镇中、社教司司长程行可和专员何九思三人赶赴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周至柔也派出了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编号分别为306和233，专门运送河南文物。运输机空间狭小，没有办法装下所有69箱珍宝，而形势逼人，空军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运输机，也不可能为运输文物在重庆台湾之间连飞两次。杭立武思来想去，觉得第一，我们已经把文物的精华，差不多95％都运到台湾了。第二，中共不像日本人。对日本人而言，一个国家不是他的文化，就算他任意摧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感受。而共产党毕竟是中国人，对待中国的文化应该不会像日本人那样。相信这些文物，中共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任意地把它处理，也一定会保管它的。因此，河南博物馆从这69箱文物中只选出了38箱精品运往台湾，这38箱包括陶器17箱、铜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5箱以及档案卷宗1箱。现在这些文物都完好的存放在河南博物馆里。

1949年月12月28日清晨，306和233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停在了白市驿机场。按原定计划，在这个清晨，文物应该已经装在飞机上，由重庆飞往台湾了。

但是文物还没运到。

当时的柏溪不通公路，班镇中、程行可和何九思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12月27日才到达柏溪，随后三人经过整整一个通宵，把38箱文物装上小船，28日中午时分运抵重庆成渝码头。此刻的重庆早已陷入了无序状态，“###”派出的三辆卡车堵在路上，运载文物的船只不敢靠岸。杭立武只得赶往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恳请延期起飞。司令部的回答是，最多只能等到29日，再晚，不是飞机等还是不等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走不了了。

1949年11月28日，已升任“###”部长的杭立武率领一班工作人员等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停机坪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终于，第一车文物13箱由张来福押运于下午4点半抵达机场，第二车12箱由一名陈姓工友押运于下午5点50分也赶到了机场，然而第三车，也就是最后一车，仍然未到。

夜晚降临了，一边是远处清晰可闻的解放军攻城的枪炮声，一边是空军飞行员的催促“再不飞，就来不及了”。就在大家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午夜12点，陶怀中押着第三辆车，载着13箱文物飞也似地驶抵白市驿机场，杭立武和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可以装机了，杭立武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按规定，运送这批文物去台需要河南博物馆与杭立武等在现场清点文物并办理交接手续，然而河南博物馆的代表却迟迟未到。而且由于时间仓促，这批文物既没有清单，箱件上也没有封条，更糟糕的是，有两只箱子已经破损，里面的书籍隐约可见。如果在平时，这种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不能装机的。

情势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杭立武下令立即装机。于是，就在这一夜的凌晨3点钟，38箱河南博物馆的文物全部装上了飞机。

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233号装载21箱文物，由由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人押运，当日下午4时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暂存国立编译馆。306号飞机装载17箱文物，刚一升空就发生了机械故障，但当时机场形势已十分危险，无法降落，于是改飞昆明，第二天由昆明飞海口，12月1日下午由海口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2月2日中午，全部38箱文物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

在机场时运送这批文物，一个河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等文物到了台湾，不仅河南博物馆的人来了，连本来跟博物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河南人也来了，并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河南文物监护委员会”，要接管这批文物。运文物来台的###只好答应由他们推举一人来管理，因为当时在机场没有清点造册，现在要把这个工作补上。没想到由于日军入侵，文物从开封匆忙撤退，包装过于简单，加之十多年舟车辗转，根本没有机会清理，其中大部分的陶器和铜器都已经破损，图书档案也有不同程度的霉烂现象。最可惜的是，因为启运时太过慌乱，许多甲骨上的腊板没有取下，如今，腊板早已霉变，伤及了这部分甲骨。

这批文物一直由后来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代为管理，1956年3月，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经在台的河南籍人士同意，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该馆。可以说，如今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七次迁移:最后的飞离

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部长杭立武——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等候在机场上。别人还好，唯独阎锡山表现奇怪。他随身携带着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着，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他以为那是因为“行政院长”正陷入自己的去国情思之中，因而没作他想。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几句话一说，杭立武才知道，原来阎锡山的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而机场上的政府要员们，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人多，本身就已经超载了，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但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

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把劝说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杭立武想半天，想了个主意出来，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他。

这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被朱家骅否决了。

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政府官员的薪水都以黄金代替，阎锡山的金条也部分来源于此，想要让他丢下绝无可能。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然而，杭立武毕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满口答应。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下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

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大千对他那78幅画是万般不舍的，当初之所以答应杭立武的要求，不过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不能直接向杭立武索取，以免授人以出尔反尔的话柄。抵台几天后，索要壁画的借口就给他找到了，而且还非常之冠冕堂皇——送敦煌壁画去印度展出。

杭立武明白这是个借口，但送国外展览是好事，便没有阻拦，只是一再叮嘱张大千，一定要言而有信。

印度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把这批画带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兑现承诺，托人送回台湾，重归台北故宫博物院。

至此，从1948年12月21日中鼎轮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从大陆到台湾，共运出多少文物呢？

海运: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数量虽远不及抗战期间南迁的文物，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空运:白市驿机场运出河南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将其在中国境内疯狂掠夺的部分珍贵文物分装109箱，分7批陆续归还中国。第一批4箱已由昆仑舰运至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高雄港，再转运台中糖厂。

如此算来，除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外，直接间接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一共有5606箱。这5606箱文物中，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图书馆的，都相继归还，河南博物馆的文物送到了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剩下的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属中博筹备处和故宫所有。

1965年8月，中博筹备处和故宫合并，1965年1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历经颠沛流离的国宝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居所。

甭说带走的了，留学回国的都有去台湾的，然后发现无用武之地，回美国了又，后来拿了图灵奖，再后来……

加入了中国国籍

投了八路了……

说真的，台湾当时不管是识字率还是资源，电力，识字人口，都是完胜大陆的，还有美帝的援助

怎么也得发展成大号以色列吧

结果成了小号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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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365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是一个好问题。

很欣慰，国民党撤走时基本没能带走多少好东西。很多人可能不认同，我们数字说话吧。

人才方面：

国民党党政军那帮废才就不说了，离开大陆越远越好。

衍圣公孔，离开大陆更好。（此处应有 @荒木彦吕飞 ）

技术人才方面，当时老蒋开了一个81人的名单，结果跟他走了的只有10个。有10来个去了美国。众所周知，后来从美国陆陆续续又回大陆更多。基本上没有去台湾的。所以人才方面损失不大。

资本方面：

带走的黄金估计数字是在180吨左右（号称300多万两）。这点黄金根本不算什么。我不得不再次说老蒋是废才。为什么？作为对比，日本1937年光从上海和南京就搜罗走了6000吨黄金！（注1）新中国为了阻止国民党海军持续骚扰东南沿海，于1954年用68吨黄金从苏联购买4艘2000吨的07型驱逐舰。也就说，老蒋带走的黄金约相当于11艘小型驱逐舰。

（大陆经过多年的开采和进口，截至2017年估计黄金总量已经有3万吨。外媒：中国实际有3万吨黄金储备 有大量不为人知的金库）

文物方面：

我不得不再次说老蒋真是废才。老蒋走的时候自然是挑值钱的带走。然而，文物这种东西每个时代的欣赏点是不一样的。当时民国那个时代比较看重的是古籍，而且对历史档案（如清朝奏折）情有独钟。对器物，如瓷器、玉器、工艺品等却没有那么热衷。老蒋带走了70万件文物，其中40万件是历史档案。其余的为近20万册古籍，和器物书画约10万。而有趣的是，精心挑选带走的书画作品中，由于当时鉴定水平有限，不少是赝品。

这个数目有多大呢？目前光北京故宫的古籍就有310万册。

北京故宫的文物总量与精品数量都远超台北。
比拼总量没有什么悬念，大家都知道两岸故宫的藏品数量不在一个数量级。
台北故宫有70万件藏品，看似很多，其实近40万件是历史档案（比如奏折），近20万册是古籍，剩下各种器物书画总共10万件出头。
相比之下，原来的北京故宫明清档案部收藏了800多万件档案，后来档案部脱离故宫，组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收藏量是1000多万件（相比台北40万件）。北京故宫自己还保留了近40万件历史档案。
大陆（也是全世界）收藏中华古籍最牛的单位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珍贵古籍30多万册，加上普通古籍高达280多万册（相比台北20万册）。北京故宫拨了部分精品古籍给国图，自己留了二三十万册。
北京故宫藏品总数186万件/套，去掉档案和古籍，剩下器物书画大约120万件/套（相比台北10万件）。
数量说完了，说质量，也就是所谓的“国宝”。
因为两岸的文物定级标准不同，数据也不全，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说个大概吧。
大陆的正式文物定级标准中，没有所谓的“国宝级文物”，只有“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的说法。珍贵文物优于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再分为一二三级，一级文物最珍贵，是国宝中的国宝。
北京故宫186万件/套文物中，有168万件/套属于珍贵文物，已然是台北文物总数的两倍以上。
186万中有168万是珍品，这个比例是非常变态的。全世界绝大多数博物馆，珍贵文物都占少数。可是在北京故宫，珍贵文物居然占了大头。
168万件/套珍贵文物中，有8000多件/套入选一级文物，从比例就能看出，一级文物是极其珍贵的。
那么，台北有多少一级文物呢？
因为台湾的文物定级系统截然不同，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大陆的标准。但估算一下还是可以的。
台北故宫的强项是书画和瓷器，先看这两项。
北京故宫收藏书画15万件，其中一级文物1000多件。元代以前书画“参评”一级文物比较容易，因为存世稀少，所以比较完整就能评上。明清绘画则命苦，必须是一线画家的代表作才行。
台北故宫有书画1万件。元以前部分和北京差不多，都是700多件，只不过台北绘画多一些，北京书法多一些。明清部分，北京故宫独步天下，台北的实力还不如其他一些省级博物馆（这是乾隆皇帝的偏好造成的）。所以，台北故宫的书画一级文物，估为1000件是正常的。
再看瓷器。
北京故宫收藏瓷器35万件，其中一级文物1000多件。
台北故宫有瓷器2.5万件，其中宋代五大名窑、明代官窑、清代珐琅彩瓷器是强项，有些品种略多于北京，但因为这几类瓷器的存世数量原本就比较少，所以多也多不到哪里去。比如许多人知道台北故宫收藏宋代汝瓷21件，不知道北京故宫收藏了20件。
魏晋隋唐瓷器、辽金元瓷器、除珐琅彩以外的清代官窑瓷器、各种民窑瓷器，北京故宫都多于台北。所以两者瓷器一级文物数量应该也差不多，给台北估个1000件也行。
除去书画和瓷器，北京故宫还有6000件一级文物，主要是从剩下的70万件器物中挑选出来的。
除去书画和瓷器，台北故宫还有6.5万件器物类文物，不足北京70万件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多少够得上大陆一级文物标准呢？
剩下的器物类型，北京故宫基本都占绝对优势。仅举数例：
青铜器：台北故宫收藏6000件铜器，除掉铜镜和钱币，先秦青铜容器和兵器只有3000多件。北京故宫仅收藏先秦青铜容器和兵器就达到1万件，另有钱币1万枚、铜镜4000面、印押1万件。插一句，上海博物馆收藏青铜器7000多件，就连地方上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还收藏了至少3000件。皇帝钟爱青铜器，但现代发掘速度更夸张。乾隆折腾一辈子收藏了4000件，建国后仅宝鸡一地就出土20000多件。
漆器：北京藏1.8万件，台北藏707件。清宫旧藏基本在元代以后，所以台北办漆器展，最早的展品是藏家捐赠的宋代漆器。北京则是到各地“化缘”了不少早期漆器，时代序列完整。
玉石盆景：台北故宫的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原本属于玉石盆景，因为造型复杂，不方便包装，当年带走的很少，台北没有单独统计。北京则收藏了1400多件，搞个菜园或者花园展厅都够了。
其他什么竹木牙角器、珐琅器、金银器、玻璃器、织绣服饰、文玩、家具、钟表等等等等就不细数了，北京的藏品数量大多是台北的3倍到10倍以上。
北京这70万件器物中出了6000件一级文物（6000件一级文物中应该包含了部分古籍，但没有查到数据，因为许多精品拨给了国家图书馆，所以估计数量不会大），台北剩下的6.5万件器物中能出多少件一级文物？
按比例，不足600件——好吧，还是慷慨一点，分你个2000件吧（呵呵）。
这样看，台北故宫的书画、瓷器及其他器物，一级文物不会超过4000件，即不会超过北京故宫的一半。
至于台北故宫的历史档案和古籍中有多少国宝，请她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国家图书馆去比吧，相信结果也差不多。
当然，这只是估算。但你说北京故宫的精品文物多于台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即使台北的精品少于北京，但每一件珍贵文物本身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台北故宫肯定值得一逛。
有人要问了，不是说当年挑了精品去台湾吗，为什么精品反而没有北京多？
原因很简单，台北故宫的文物主体是历史档案和古籍。
文物南迁时，运到南方的故宫文物有13000箱，其中近3000箱运到台湾，剩下的大部分回北京故宫了，小部分留给南京博物院。
运台的3000个箱子看似也不少，不要忘了，首先要装40万件档案和20万册古籍啊！一套四库全书3万多册，要占多少箱子？能剩多少地方装器物？
装器物的时候，运货的显然想多装精品。那个时代的文物观念比较旧，对精品的理解是书画、瓷器、青铜器优先。
当时书画装了不少，可惜时人鉴定水平不如现在，装了许多赝品去（台北故宫搞黄公望书画展，大部分真迹是从大陆借的，自家黄公望绘画真迹只有3件，可当年挂着黄公望名义运去台湾的书画不下二三十件）。清宫流散在民间的书画有很多，大多被大陆博物馆收了，所以北京故宫的唐宋元书画也很多。
宫里瓷器多是官窑的，珍贵得不得了，可惜瓷器这玩意太娇气，也占地方，只带走不到十分之一（具体数据见前文）。
青铜器倒是把宫里的基本搜罗完了，但前文说过，皇帝收集力度有限，北京故宫在建国后通过征集民间收藏和考古发掘，轻松超越了乾隆皇帝的青铜器收藏规模。
除去书画瓷器青铜器，剩下各种器物就没什么箱子可装了，实在拿不走。
其实，如果经常参观台北故宫的展览，或者购买台北故宫的书籍，你会发现，如果只动用自家藏品，可以半开玩笑地说，台北故宫举办的展览，不是瓷器，就是书画，不是宋朝皇帝，就是清朝皇帝。
台北故宫近年举办的、能够跳出宋代和清代框框的大展，往往大量（有时是全部）使用大陆文物，比如去年引起轰动的《秦·俑：秦文化与兵马俑特展》。
如果翻阅台北故宫的导览书，你会有同样的感觉：宋代以后部分，尤其明清，占了大半篇幅，古代中国最辉煌的周秦汉唐却着墨甚少。这就是清宫旧藏的局限。
这样的局限，北京故宫为什么能够避免？因为北京故宫除了有清宫旧藏，还有大量民间捐赠、国家拨交和考古成果。从本质上讲，故宫收藏不只是皇家收藏，更是国家收藏。这种国家收藏的特点，在建国后的北京故宫，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不管什么方面的文物，光北京故宫的藏品通常都是台北故宫的10以上。再加沈阳故宫，南京、杭州、西安、成都等各地的博物馆，以及建国后中国后来发掘的文物，可以说，大陆的文物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碾压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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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以下个人的翻译：

“19世纪30年代，上海黄金交易所是远东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中国人对黄金的偏好使他们遭受了两次浩劫。第一次是在1937年当日本侵略中国时，（这次浩劫）使他们失去了6600吨黄金从后来成为首都的南京流出（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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