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题主你并不知道老子、孔子的智慧有多高,你也不知道怎么衡量一个人的智慧的高低。你只知道老子、孔子的地位很高、名气很大,他们分别是道家、儒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以,题主的问题等同于“在(中国)文化界,还会出现地位比老子、孔子更高的人吗”?
答案当然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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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抛开题主,回到问题本身,当然是可能有。
至于“为什么看不到”、“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这种提问方式把“有智慧”和“有名”等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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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国学
王小波
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于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来,确有一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问题在于撵不走。于是就有了种种针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一种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希望驴和马能和睦相处,这大概也不可能。有驴子的地方,马就养不住。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儿的意见最为正确:对马来说,驴子的确是可怕的怪物。
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处。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做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欧几里得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根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他们还以为,这一点并不坏。抱着这种态度,我们很能欣赏一台电动机。这东西有“器物之用”,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些贡献。我们还可以像个迂夫子那样细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风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还是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发明电动机的那个人——他叫做西门子或者爱迪生。他的工作对我们可以使用电机有所贡献,换言之,他的工作对器物之用又有点用,可以叫做“器物之用之用”。像这样林林总总,可以揪出一大群: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分别具有“之用之用之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这样的驴子之友看来,这样来想问题,岂止是有点笨,简直是脑子里有块榆木疙瘩,嗓子里有一口痰。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说法,它该叫做“之用之用之用之用”,是末节的末节。一个人假如这样看待人类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耻,简直是可杀。而区区的物品,却可以叫“之用”,和人亲近了很多。总而言之,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处;由此产生的狼心狗肺的说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爱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发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做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骗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作为驴子之友,我对爱马的人也有一种敬意。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骡子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阔了没事要好。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总而言之,这是她唯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坐时,每隔三到五分钟,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会缝扣子;其二,我怕她扎着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难闻。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之所以没有咬,是因为想起了傻大姐,自觉得该和她有点区别,所以悻悻然地走开,心里想道:妈的!你知道这些,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学会了一点西洋学术,比方说,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这东西就是几何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那时她肯定要逼我跟她学几何,如果我不肯跟她学,她定要说我是禽兽之类,并且责之以大义。至于我是不是已经会了一些,她就不管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她能学会这东西,而是说她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由这件事我想到超级知识的本质。这种东西罗素和苏格拉底都学不会,我学起来也难。任何知识本身,即便烦难,也可以学会。难就难在让它变成超级,从中得到大欢喜、大欢乐,无限的自满、自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那种品行。这种品行我的那位傻大姐身上最多,我身上较少。至于罗素、苏格拉底两位先生,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说实在的,他们把它放得够大了。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
正如迂夫子不懂西方的智慧,也能对它品头论足一样,罗素没有手舞足蹈的品行,但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大概把对自己所治之学的狂热感情视作学问本身乃是一种常见的毛病,不独中国人犯,外国人也要犯。他说:人可能认为自己有无穷的财源,而且这种想法可以让他得到一些(何止是一些!罗素真是不懂——王注)满足。有人确实有这种想法,但银行经理和法院一般不会同意他们。银行里有账目,想骗也骗不成;至于在法院里,我认为最好别吹牛,搞不好要进去的。远离这两个危险的场所,躲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之内,享受自满自足的大快乐,在目前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人养。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行: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发明永动机,但谁也不能因此发财。顺便说一句,我那位傻大姐,现在已经五十岁了,还靠我那位不幸的阿姨养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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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还有一篇文章《诚实与浮嚣》,我只摘录几句:
有人说,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作“是”,什么叫作“应该是”,从来就没搞清楚过......不独朱夫子,中国人做学问时部是如此 ,
从“是”推理不出“应该”,在哲学上是有名的问题,叫休谟伦理难题。
简单来说,世界“是”怎样的,属于科学问题,是可以实证的。譬如亚里士多德说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伽利略说一样快,到底谁说得对?我们可以到比萨斜塔上做个实验检验一下。
世界“应该”怎样,属于伦理道德问题,不能实证。譬如遇到灾难的时候,有的人说应该让妇孺先走,有的人说应该让领导先走,这就没办法用实验的方式给出证明。那么伦理道德的依据在哪里?就是“先验”的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律(康德)。
伦理道德其实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原始人遇到灾难的时候,让领导先走的部落都绝种了,让妇孺先走的才繁衍下来,我们都是后者的后代,所以本能的感到让妇孺先走是符合道德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才是正确的伦理。
用进化论可以解释很多东西,例如:
康德死的时候达尔文还没生出来,能认识到“道德是一种本能”已经很不容易了。说起来,康德还是从我们的国学中获得的灵感,孟老夫子早就说过:“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尔矣。”难怪尼采把康德称为“柯尼斯堡的中国人”。
所以,伦理和科学是两个方向上的东西,科学是基于经验的,随着我们探索世界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可以不断进步;伦理是先验的,要向前追溯原因,当然,考虑到进化过程并未完结,还是一个正在验的准科学问题。
所以,王小波的《智慧和国学》实际上说的是科学和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而无科学,我们的国学知识,都是关于伦理的知识。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其实不好这么问,四大文明古国都没发展出科学来,所以我们应该问为什么科学会诞生在古希腊?(爱因斯坦好像就说过一段跟这差不多意思的话)
也许因为古希腊相对富庶一点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就想入非非,也许是各种文化的交汇让他们具有了某些杂交优势,反正科学就在他们那里产生了。
不管怎么样,在科学上面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而不是固守着古老的国学,以老大帝国自居。
景公为大钟,将悬之,晏子、仲尼、柏常骞三人朝,俱曰: “钟将毁。”冲之,果毁。公召三子者而问之。晏子对曰:“钟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礼,是以曰钟将毁。”仲尼曰:“钟大而悬下,冲之其气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钟将毁。”柏常骞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胜于雷,是以曰钟将毁也。”
以上三个人,一个说钟坏了是因为不合礼制,一个说是因为不合时辰。
只有孔子认为只是物理原因。虽然不一定对,但是他的思路已经比搞迷信的人高太多了。
别说那个年代,就是现在很多人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还在傻兮兮的信一些伪中医,要了自己命的都不少。
为什么今天看不到这样“大智慧”的人了?绝不是没有了,而是社会进步了,学习变得复杂了。
我们已经不可能凭于丹站在讲台上一说,就学到“大智慧”。
孔子有“大智慧”,但他已经是两千年前的古人。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局限,他的哲学属于原始的,朴素的哲学,因而比较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只要有注解,中学生也可以读得畅快淋漓。
现在呢?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果不进行系统的学习,已经不可能得到什么,更不可能凭着“百家讲坛”得到什么真理,那毕竟是一档文化娱乐节目。
题目描述里有句话很好:“出于某些原因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分析一下,就是“孔子的学问较为容易接受和理解,知名度高”、“当代各项科学较为复杂,不经系统学习难以掌握,而公众更关注娱乐性强的东西。”
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有了。画了一张图用来说明。
1.面对的问题不同。老子孔子们面对的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科,样本量也极小。今天的个人想在人类的根目录,全面的去思考一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2.研究方法不同。今天,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人们只相信逻辑和实证,经验、直觉、顿悟这些被看成是迷信或者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基本不予采纳。
3.描述方式不同。古人无论东西,基本都是告诉你,不去论证。今天要想证明或者说清楚一个观点是巨量的工作量。
看了一眼上面的回复,就知道我的大树画的没错。有人用有没有某种知识去衡量智慧,那三岁小孩都比孔子有智慧。有人用生前的际遇去衡量有没有智慧,那梵高的画都是垃圾。不去论对错了,问题改变了,我们的信息量很大,但是视野不一定宽阔。
倒是那个叫
莲燦
的回答算是提了一个好问题:“大道理都被他们说尽了,人类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是,孔子偏社会伦理,老子偏哲学。
孔子功过两说。到后世儒家已经成为被官僚集团利用的禁锢国人的僵死道德,但后世儒家和孔子关系已经不大了,过不在孔子。我说的不是后世儒家,是孔子本身的失误。这种失误至少体现在两方面:
一个是删诗,几千首上古诗词被删成305首,删掉的可不是几首是那么简单,删掉的是民族最鲜活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回头去读《诗经》完全能感受到那种生命力。
尼采做了什么事?他正是穿越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个古希腊时代,直接回到更早的希腊神话、悲剧、雕刻时代才发现酒神精神,从而提出强力意志的概念。诗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悲剧对于希腊人,是精神之魂,歌者。
第二个失误是“克己复礼”,周采用的是礼乐制度(礼是层级管理,乐是精神融合),孔子过分强调“礼”,忽视“乐”,其后的阶层裂痕越来越深。
老子更像穿越者或者外星人。他的语言很直白,但是道理很难懂。死读《道德经》想读出什么是不可能的。那么老子的作用在哪里?老子的理论为很多大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提供灵感。所以说真正读懂一点老子的不是后来的道门,恰恰是文艺复兴之后的哲学家或者大学者。
随便举个例子,你去读主体论以来的哲学,莱布尼兹、康德,或者黑格尔的123,直到今天的语言学,然后回头去体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可能儒家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天下观念,科技发展到今天也并没有解决环境问题、种族问题、平等问题,诺奖得主齐推孔子是在开玩笑嘛?
17世纪在欧洲就有一个古今之争,结论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科技仅仅是人类各学科之一,并且是双刃剑。否则马云那么聪明智慧的人为什么搞个达摩院又搞个罗汉堂?
或者去看看前一段时间,马斯克女友的洛克蛇思想实验。
发现还是有误解,把和评论者“辩论”的一小段帖上来。
一个网友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比“三人行必有我师”高得多,我出了一道题,然后回复:
不和你闹了。
我出这题就是想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也有可能错了,正反说都有道理。
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后人误读。行,不是大街上行走那么简单,是实践、做事,既然是做事就永远有眼前的,鲜活的事。三,人群。孔子这话是告诉我们,不要傻读书,在人们鲜活的实践中去学习,校正自己的知识。对比今天的应试教育这样的话不好吗?行翻译成走路,三翻译成三,这样僵化下去,《论语》不用反,自己就死了。
这不是孤证,学而时习之,习是练习、实践,学练结合到今天变成一个词,学习,傻读书。不是对孔子的误读吗?
语录体是学生笔记,孔子上课、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大概率是因果逻辑,叭叭叭,只是没有记录,对不对?
孔子不是视角有多全面,是他面对的问题是根本、全面的。我画那个图的意思就是科学发展很快,如果别的跟不上了会有问题。这是《全球通史》里的观点,《今日简史》又提到这个,爱因斯坦搞出E=MC2是非常忧虑的。
没想到这样的话题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感谢。
在很多回复中发现普遍的非黑即白的思想,借着这事聊两句老子。老子最容易被误解的可能就是无为。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老子很多话是对谁说的,是对统治者?圣贤?老百姓?还是全天下?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什么事都不干,是不以XX而为,就是不以某种固定僵死的想法、理论、观念等等为固定标准。后面“上德无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也是这个意思。所谓无为也是相对的,老子讲顺其自然,远的不说,近几十年的变化就能说明问题。苏联解体、中国改开都宣告自由市场经济(无为)对计划经济(有为)的胜出。这几年比较火的《失控》,其实我觉得他的思想来自混沌,在混沌中如何获得秩序,比如开篇就提到机器人究竟是应该做成像人那样,还是做成微小的然后让他们自发的组织形成更高的秩序?即适应变迁的环境的秩序究竟从何而来?是设计还是自然生成?这是一个问题。爆火的微信、抖音都说明只要给出一些规则,强大的单质式群体会让他们迅速成长。了解这些回头去看“无为”,可能会帮助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