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满清贵族的生活有多奢靡？ 第1页

首先满清没有欧洲那种世代相袭的贵族阶级，所以当时的贵族有钱，但还谈不上穷奢极欲。

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藩制利弊的基础上，确定“封而不建”的原则。这比明朝更进了一步。明朝对皇子之封，还有郡国之号，到时要到所封的地方居住，称为“就国”，清政府连分封各地的形式也取消了，彻底杜绝了藩祸之乱。据《清史稿》记载，这些皇亲贵族分府之后，无郡国可去，只能在北京城建府而居，他们领钦命而“内襄政本，外领师干”。并且“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规定北京内城(今东城区、西城区)只准八旗驻防，而将汉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全部迁往外城(今崇文、宣武区)。这实际上在北京内城形成了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宗族社会，他们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专门的户籍制度、管理机构和司法系统。

清朝的贵族们分别居住在了成拱卫皇帝之势的各旗中。这是清代王府汇聚于北京内城的原因。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王府的“定制”极为详尽。“紫禁城金碧辉煌，黄色琉璃瓦是其主要颜色。而王府的屋顶只能是绿色的。”

但是这些控制城市的官僚们有着基于权力和财富的安全感——所有财富和规矩都由皇帝一个人给予。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贵族阶级，也没有清晰的阶级界线。甚至直到明清，中国仍然不存在世代传承的贵族。最辉煌朝代的统治家族的后裔在其王朝覆灭后也不再保有封爵和声望。明朝最显贵的王府是福王和桂王的，但前代元朝的贵族并不能与他们共存于世。同样，1644年以后，明朝的贵族和王府也没有得到保留。满人有自己的贵族划分，他们出自努尔哈赤、其他著名将领的后裔。但清朝的政策规定，除了个别世袭罔替的爵位，在九等爵位中，赐封爵位的家族当每一位享有爵位的人去世，下一个承袭者的爵位就要降低一级，这样，二等爵位的继承者就降为三等爵位，三等降为四等。最后如果不是家族的某人因卓越的功绩而幸蒙皇帝提升，曾经显贵的家族都将回到平民百姓行列。

所以，王府里贵族们于是始终在谨小慎微地生活。他们同时和皇帝进行着各种争取各自家族利益的博弈，并随时为自己留好退路。1911年，宣统帝退位。北京大小王府里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寻找国外拍卖行将府藏的古籍、字画、瓷器拍卖变现。另一些王府则把绝大部分资产迁至天津、青岛，在北京的王府实际上成为一躯空壳。据《北京通史》记录，当清政府仍在利用京汉铁路快速向南调兵镇压武汉兵变，战争未完，“各王公大臣府第，亟于自保财产，纷纷向银行提取现银，积存私宅，且有转存外国银行及收买黄金者，人心愈加恐慌”。末代醇亲王溥杰在他的回忆文章《醇亲王府的生活》里提及他少年时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曾跟他抱怨说，“你看，英国征服了印度，可是印度的王公贵族，至今照样存在。日本灭了高丽，李王一家在日本也继续保持着贵族的爵位。可是咱们，恐怕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溥杰说他当时听了“很受到一种冲动，一度认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确是一句名言”。

其次，满族生活的规矩很大，很枯燥。

早晨6点多，“就有妈妈们打开帐子先对我说一声二爷吉祥，跟着就把我的衬衣、衬裤在火炉上烤热，然后给我解纽扣、换衣裤，我只是安卧不动听任摆布。起来之后，妈妈们拿来漱口盆、牙刷牙粉，太监把洗脸盆端来，开始搽洗。从搽背到洗脚甚至私部都是妈妈代行”。——这是溥杰曾经对如今已经87岁的溥任先生描述的他在王府冬天的生活场景，他在醇亲王府生活到18岁。然而“这是一个看上去富贵的开头，接着的就是刻板无趣的生活，我们看到电视剧中的那些场景其实都是被戏说的”。溥适先生对记者说，“因为祖先们是在马背上得到天下的，是靠打仗拿天下的，八旗制度其实就是兵民合一的制度，而王爷都是以前有军功的将领。王府在这个制度下有个被规定的作用，就是为了准备随时能打仗的将领，为了教育下一代。王爷对后代是很苛刻的，而这些就是通过礼节来限制的”。

在睿亲王府生活了十几年的末代王子金寄水的描述告诉记者:“王府的刻板生活，实际上是在演戏，上上下下都是剧中人，每天表演相同程式，道着相同的对白。”金寄水先生所居住的睿亲王府就在现在东单外交部街，根据金寄水先生所著《王府生活实录》的说法，他们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那时在他家旁边的朝内南小街禄米仓被改为陆军被服厂，“那儿有个高大的烟囱，每晨鸣汽笛两次”。每当头遍汽笛一响，有披甲的(打更的)就会由太监领着进入关防院——也就是王爵子孙居住的后院洒扫，小苏拉(下人)往各殿堂下窗户。二遍汽笛响后，仆妇开始伺候内眷们盘腿坐在前沿炕上对着镜框化妆，化妆品到那时已经是“中西合璧，有法国名牌和月中桂精品。太福晋只有双妹雪花膏和甘油”。梳头时候，仆妇送上冰糖莲子羹或清煮梨汤一小碗，润口用的——这些都是规定好的，不能不吃也不能多吃，不能早起也不能晚起，如不守规矩，甚至连老资格的妈妈都可以训斥小王子，冯其利说。

王府生活的轴心就是被规定好的规矩:“梳洗完毕就要穿戴好到长辈处请安。王府设有衣服库，清初到同光年间王爷更衣很严格，而主管衣服库的司库是王府官员，管辖王府成员衣服的更换，比如夏季规定内衣必须每日更换，由浆洗房妈妈们负责洗涤，冬天则须每天更换内衣的袖衬、领衬，浆洗整洁后由仆妇依次缝上，王府的仆妇‘各抱一角’，一切都被规定到最细微的程度。”冯其利说。

“你只要在王府生活过一天就可以大概判断出第二天第三天甚至一个月后的哪一时间王子王爷们在做什么。”溥适先生对记者说，“生活简直是一成不变。”

8点的时候，按照满族礼节孩子们就要去请安。嬷嬷领着孩子进来，女孩规定在前面，男孩在后面，一个个依次跪安，然后福晋和奶奶们梳洗完毕，换上衣裳，一起上殿去太福晋处请早安。等到请安回房不一会，8点多时候，“一个专门伺候我们的小太监照例到母亲祖母处报告，老师来了，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去小书房读书”。“当时对小孩子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上午从8点到正午12点，下午从1点到4点都是读书的时间。到了下学时候，还必须在书童和太监的跟随下把习字的成绩递过去，以便查看当天功课。”溥适说，“如果作业能通过祖母和奶奶的审查，才有下午大约一个小时的玩耍时间，要不等到6点吃饭，一堆繁文缛节后又要开始准备睡觉的事情。”

“小王子的生活非常枯燥，除了应付繁文缛节就是读书和吃饭，事实上他们吃的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好，甚至没有我们现在普通人吃得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赵书对记者说。早点大约7点左右，就是仆人出外面买吊炉马蹄、麻酱各种烧饼和油炸果，从不换样。中饭和晚饭大约都定在每天正午12点和傍晚6点，菜的式样也是各府根据自己的条件规定的，比如金寄水先生所在的睿亲王府每餐规定是四个七寸盘、四个“中碗”，一般盛装两荤两素两凉拌，还有两大碗汤菜，醇王府的饭菜是四碗四盘，另有粥和饭以及一般面类和两小碟卤菜。甚至荤菜都不多，睿亲王府一般以拍黄瓜、素拌菠菜为小盘，中碗里偶尔有烩什锦丁、鸡丝烩豌豆，唯一比较好的就是每餐必备两个五寸盘熟食，如小肚、酱肉等等，另两个小盘装的是酱咸菜。主食也永远是老米饭(陈仓米)和白米饭，根据金寄水的回忆“所以上上下下都盼年节，才能加菜”。

“虽然俸禄和庄园收上来的钱完全可以不在意伙食方面的开销，但是对孩子的严格和内院正式伙食方面的控制是为了遵循祖宗的遗训。不过后来为了改善伙食，有的王府各房奶奶们都私自有小厨房，到抱厦儿共餐就是应景一下。真正遭罪的是掌事的太福晋，由于地位问题她不好开小伙，还有就是小王子，孩子们不到10岁的不能和长辈同餐，有的在炕桌上吃有的在自己卧室吃。”赵书介绍说。

再次王权制度下生活空间非常狭小

王爷的生活空间是很狭小的，清朝的八旗制度下，皇帝掌握在手上的是上三旗，还有五旗旗主各自是八大铁帽子王爷担任的，王爷有辖管的旗和相应的子弟兵，如果让这些王爷相互走动，就可能出事。为了怕王府与王府间勾结谋反，王府间是不能随便来往的，所以即使想来往也要有所理由，不是因为‘喜庆’前来请人办事就是事后来谢步。事实上在京城里走动着很多皇帝的探子，按规定双方拜访需要大声通报和“回事”的礼节，其实也有让探子更容易知道串门的原由。

“还有个严酷的规定——王族们未经过批准是不准出内城40里的，为的也是防止他们‘有所谋’，如果违反就要被砍头。”清史专家、北京市历史第一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先生对记者说，“所以王爷们就只能在自己家里寻摸着怎么闹腾，发展各自的爱好。肃亲王家喜欢唱戏，根据溥杰的回忆，肃亲王家王子宪均曾说过，肃亲王府的日常生活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天都差不多要在王府里演戏，而当时剧院一年中也才上演二百来天。而豫亲王家喜欢研究小点心等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爷们大都艺术造诣精湛，而清朝崩溃后，那些王族后裔大都成为艺术家。

一方面是被规定需要节制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腰缠的万贯家产，“比如庄亲王家有55万亩地，除了这个还有规定的3000两的俸银俸粮等等，55万亩养的却只有全府上下大约55人。举个例子，现在北京西二旗西三旗所在的那几个村，历史上一年的作物收成就是供一个王府一双靴子的钱，钱实际上多出很多。钱太多又花不出去，就会想方法折腾。

对众多王子来说，一个王府就只能有一个王爷，也就是说，没有当上王爷的都必须出王府，一般规定年龄就是18岁。“最可怕的是有可能被赶出北京，比如新封了一个王爷或者郡王，内务府就会四处勘探房子，如果房子需要兼并到你的宅子，或者甚至等18岁出府的时候，房子是内务府帮你安排的，如果安排不上，就可能打发你回东北去，一次性折现所有俸禄和庄园的收入，然后送回东北。”赵书对记者说。所以王子们在这种压力下18岁之前是要进入很残酷的竞争的，“一个是在府内争王位继承权，一个是看能不能被皇帝封赏”。

除王府成员之外，长史是名义上管理王府最大的官，因为实际上王府是公产，长史一开始是内务府派来帮忙并监督王府的，不过后来也就是婚丧大事才来，成了形式上的官员了。再就是管事官和首领太监，一外一内，内院是首领太监，养着首领太监一二名，回事太监二三名，小太监六七名，微差太监约十二三名，妈妈三十来名，丫头六七名。外院则是三四品管事官，体系更为复杂些。“一个体系复杂，每个人就管很小的一件事情，而且待遇都不差，即使是在王府‘回事’——就是负责传话的也是五六品的王府官员，要有五六品的经济待遇。”王府中最细致的还要数花园，有专门管理温室和地窖的把式——其实温室一冬的成绩就在于存储了少得可怜的蔬菜，地窖的作用也只限于使花木不致冻死，但是所需费用却不少。有的王府除了雇花把式，还雇专门的养鸽子把式，伺候龙睛鱼的鱼把式。

“再有就是各个体系也都各自克扣钱，使得王府的运转成本很大。”赵书说。外院最重要的是庄园处，是王府进账的经手单位，王府的收入分两块，一个是俸禄，一个就是庄园的收入，而且更主要是后者。“他们在见王爷时，满口，他们不但会哭穷——诉说地租催不齐的苦楚，还会假发慈悲替佃户求情，以便达到欺上瞒下。”这中间就让王府收入被克扣很多。

“那种大家印象里的奢侈浪费，更多是在时节上。除此之外，清末以前那些奢侈可能是那些没有被封上王爷的王子，在被赶回东北前的狂欢。不过后来清朝末年那些祖宗的制度都被改了，没有封上的王子们也能各自在王府里占据一角，因为对未来不确定，各自通过变卖财产求狂欢。”赵书说。据溥杰的记忆，那时成年后爷们和他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几乎每晚都有酒会，常去的地方就是天和裕、新丰楼、明湖春、“六国”等等。溥雪斋对这种现象闹嘀咕，理由是当时的俸禄根本够不上能这么花，甚至断言这些子弟的父亲肯定通过某种关系接受贿赂。溥雪斋先生忽略了一个东西——比起他所在王府，其他王府一些王爷其实都有收集珍奇珠宝的习惯，那是很聪明的一种存款方法，房子庄园不归自己，但珠宝归自己。

现代文明生活的冲击

就像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当时的社会风潮记录了发生在另一个东方国家的这种戏剧化的西化历程: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开始风靡，儿童通过儿歌背诵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因为这10样东西被看成是文明的象征。同样曾尝试过一场现代化运动的清朝政府，也很容易对这些新鲜事物和生活方式产生好奇和亲近。王府贵族们作为最先可能接触这些新玩意儿的阶层，又容易将这种昂贵的猎奇变为传统意义上贵族式的奢侈生活。

当然也有固守旧生活的亲王。毓在回忆录中写道，1915年后他父亲在青岛的时期，每个月有两三名随事的换班，一切吃喝使用等物品一如既往，由北京采购，鸡鸭鱼肉和咸菜只吃老字号的，像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的点心。此外每月开支现款或3000或5000，有时不够用，打电报再从北京汇。这些开支和往日差别不大，略有缩减。“北京还住着我的两位叔父，二叔是常常爱住在京西门头沟的戒台寺，那里不需要用现钱，每天的吃喝得用驴垛子由城里送去，一天也要十几元的开销。城里还住着我的三叔和祖母。年年入不敷出，就把不多的地租分作两份，北京一份，青岛一份，同时把管事的也分成两拨，各为其主了。”

新生活方式往往在王府贵族的后裔那里会得到更为强烈的追捧，即便是在后来王府日常供给日益紧迫的日子里。一些王府确实被断送在这样充满现代精神的奢侈生活中。

1915年，多尔衮的十一世孙、末代睿亲王魁斌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中铨和中铭简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随着清朝结束，一切礼制土崩瓦解了，中铨和中铭这两个小爷花钱毫无约束。他们用卖王府、卖东北和河北庄地的钱修建新房、花园、安装电话、添置西餐厨房，一次就购买了两辆汽车，8辆马车和大量洋货。还经常去前门外豪赌。据《北京通史》记载，1919年他们又卖掉西郊别墅，带妓女到天津去玩，连花带赌1天花去1万元。后又把家里的500间房产，抵押给德商礼和洋行。10万元花完后，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间房卖掉，还把祖坟园的建筑和树木卖掉。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钱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法院于第二年将地处东城石大人胡同的新王府查封。中铨吓得躲了起来。家人也匆忙搬家，将马车、汽车等物品送给车夫和司机作为工钱。府中物品运出六七十车，暂时寄放在当铺里。40多箱衣服只开了一张200多元的当票，后来无人过问，成了死当。一无所有之后，又将看坟的养身地1000多亩，以每亩8元卖给了看坟人。1929年，由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将该王府借给私立大同中学做校舍。到1933年，大同中学以3.5万元购买后成了学校校产。据说，中铨在穷得没办法时，想借移灵之机把祖宗棺木里的陪葬珠宝取出卖钱，但由于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告发，中铨被判了7年徒刑，坐了5年牢后死于狱中。一座世袭罔替的睿亲王府只在不到30年的时间就败落而尽了。

最后，民国后满清贵族经济崩溃的原因不是生活奢侈，而是没了权力

恭亲王溥伟之子毓曾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讲过他对自己家族的观察。他说，到光绪末宣统初，他家里的近万顷土地只有很少是在始封恭亲王时一次由皇帝赏赐的，更多的地是外省地主“带地投主”而来。这是地主们对向政府纳税所采取的一种“欲减多粮而就少，避重差而就轻”的形式，包含两种代理关系:穷人把土地挂在一些特权者名下，可以按较低的税率纳税，以及分享部分特权，免交一些附加费。这些地主又将自己土地投到王府名下，假报王府土地，如此每年只向王府缴纳较少的地租。

曾在庆亲王载振府中服役的老人汪荣方估计当年以“带地投主”方式依附在庆王府名义下的土地就超过1000顷，散在各地。他说，“王府每年秋后派经租处的大批奴仆下乡去收取地租。为收租方便，许多王府都和庆王府一样在外县往往找一名地主做‘皇粮庄头’，为他们代收地租”。每年这一项中央财政流失的土地税收相当巨大，这是一类很明显的“违法”行为。但它在多数时候被皇帝所默许，出让利益的条件当然用以安定诸侯人心。

王府所供养的家人同样从中有利可图。毓在回忆文章中称，除“带地投主”，王府管事的也会时刻注意着去收买土地。当然这买卖中间有巨额的佣金可图，并且凡是经谁手收买土地，以后便由他下去收租，所谓“经手三分肥”。“每年八月节后，王府有100多人，除庄园处20来人，内账房、外账房、管事处、回事处，还有书房和后花园等处伺候王爷的人，都要抽调，下到下面各个州县，到十月底便陆续回京缴纳租银，到年底结账，算是当年地租全部收齐。”

一旦王府没落，这个监管松散、成本巨大的收租系统本身也无法维系。

战争是一个原因。收租再也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就简直难以为继。另外，动荡刺激了白银的囤积。王府贵族出于自保从银行提取白银，囤积家中或转存外国银行。这期间白银的大量囤积和流失导致了银铜比价的迅速下降。上世纪初还是100枚铜元换1元银洋，到1912年要用400枚铜元才能换到1元银洋。

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毓写道，“租能收上来的寥寥无几了。而王府生活仍然照从前一样要花钱就向账房去支，起初款项开支不够，便在几个经常存款的银行借贷，到秋后收租时再还。地租少了，收来的租子又得先还银行的借款，一年亏空一年，以后再向银行借贷也没门了”。

1924年，冯玉祥在赶溥仪出宫的同时，也把清室各王府的土地以“缴价升课”的办法没收。就是佃农按照当时规定的较低的地价，分期上缴，以后这些土地便属佃农所有，此后只用向国家缴纳课税，不再向王府缴地租了。这种“变旗地为民地”的方法更是彻底中断了王府这条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当局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官产清理处”，专门清理这些“旗地”。许多王府根本不知道自己土地的具体数目，这些从来就操纵在管事人手里，也由管事全权处理了。据说肃亲王府到民国以后便把土地都卖给了承租的佃户，单价很低，但因为土地多，也卖了很大一笔钱。有些没卖的便划归“官产清理处”处理。因为军阀混战年代的势力变动，这些土地的归属也动荡不定。张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帅时，“官产清理处”自然归入张的势力，当张作霖倒台后，官产清理处也收了摊，但在这一时期中所清理的旗地就全完了，清理处的巨额款项被卷走了。换了几次军阀，这些土地也全清理完了。王府的财富变得毫无根基，飘浮在尚未成型的中国社会之上，几经易权，它们就成了一些军阀官员的新家产了。

最后放几张图

晚清的一位朝廷大臣与妻子合影,背后是一片欢声笑语

晚清时代典型的贵族家庭，一家人合照

几个身着满族传统服饰的贵妇人玩纸牌,一旁的丫鬟端着茶水

贵族家庭在一起吃饭的场景，几人围坐，饭桌上放着多种菜肴

贵族家庭女子出嫁时的嫁妆

官宦人家的豪宅，亭台楼阁，妻妾子嗣成群

图中为驼轿，前后两匹马，能够遮风挡雨，这种出行工具一般的家庭是乘坐不起的，只有当时的一些贵族才能用到

勋臣子弟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明朝徐达，常遇春子孙也是潇洒二百年，到最后南明时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地主。

且不说勋臣子弟了，就说明朝皇帝女儿公主，改朝换代还不是照此办理，不是稀奇事。

譬如，万历帝的大女儿荣昌公主朱轩媖。清朝入关后，一样该哪儿呆就哪儿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公主的母亲王皇后和父亲明神宗相继崩逝，异母弟朱常洛继位，即明光宗，年号泰昌。而明光宗在位仅月余便驾崩，侄子朱由校继位，即明熹宗。明熹宗于泰昌元年十一月辛亥封姑母荣昌公主为荣昌大长公主。 明末农民军进城，公主的五个儿子中有三个遇难，一个夭折了，入清后只剩下了一个儿子和十三个孙子。

清军入京后，曾称要礼待明朝宗室，公主于是希望清廷安置她，并派人去收田租。但实际上她在京中的十余所大房产都被清廷征做军队的居地，自己和子孙被赶回丈夫老家固安县，昔日佃户亦恃强凌弱，拒不给租，反状告公主。

公主最终于顺治四年（1647年）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随着公主过世，明神宗已无在世之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