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魏国是怎么衰落的？第1页

ye-du-shou-que 网友的相关建议:

顺着时间线，大致如下。

1.魏惠王中后期数次的战争失败（马陵之战，秦收复河西，襄陵之战），使魏国丢失了大部分保卫核心领土的缓冲区（河西上郡，楚南阳外围，泗上小国倒向齐国），但魏在中原持续扩张，仅东半壁领土就有大国的体量（人口城市最密集，农商发达），对韩赵始终保持压制。虽无文侯时期独霸天下的国力，但一增一减之下，仍旧属于一流。

2.襄王时期实现对黄河北岸水道的控制，将韩拦腰斩断（所谓魏分为二在此时就不成立了）。利用秦齐将楚击落神坛（丹阳蓝田之战，垂沙之战）吞并方城外楚淮北地，在中原继续扩张，实力持续上升。此时魏国绝对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因为巨大战争创伤沉默，齐国尚未获得实际领土进账，秦国还未彻底消化巴蜀）

3.昭王时期伊阙之战妥妥的惨败，赔光了魏襄王时期辛辛苦苦攒下的武卒，晋国故地河东沦落敌手。韩国地缘被秦彻底破坏，豫西山区基本被秦推平，颍川地自此暴露在了秦军铁蹄下。这为后来魏冉“五入林中，七攻大梁”埋下了隐患（韩奸）。不过，魏昭王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利用阴谋活动，在齐国的覆灭下成功得到了宋地这块大肥肉。弥补了河东的丢失。

然而，这并不一定是等价的买卖，地缘破坏的代价不是领土进账就能弥补的。

4.昭王后期至安釐王前期报应来了，五国伐齐后，秦昭王联合赵国夹击魏国。北线因为有魏国经营上百年的“邺—汤阴—朝歌”邯郸包围圈，暂时没有大碍（赵国在军力上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的强大，农业上更是鸡肋，国力不强于魏）。东线，因为韩国在伊阙之战后地缘被彻底破坏，在核心区（颍川）面临秦魏两国的攻击下，被迫倒向了威胁相对较小的秦国（魏城马陵和韩都新郑近在咫尺）。秦军在魏冉白起的率领下，“五入林中，七攻大梁”（其中包含传奇的华阳奔袭战），给沿途带来巨大的破坏，魏国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但不能忽视的是，魏国东部地区人口城市密集（5~6个城市圈），交通便利（鸿沟等运河），能够调动大量战争资源反击。这种强悍的防御能力严重妨碍了秦军推进的步伐，使得魏能够有时间利用外交手段来斡旋，争取他国援助。即使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武安君，也曾经因为合纵两次在大梁城下铩羽而归。

5.安釐王中后期秦军在野王—长平—邯郸—汾城战争中消耗严重（顶着荒年与韩赵决战，消耗了巴蜀地区大量的战略贮备；士卒伤亡接近30万），魏楚因为接近20年的休养生息（巴东拉锯战，华阳闪击战后三国再未爆发大规模战争）基本恢复了实力。在信陵君主导的第一次合纵中，联军成功把王乾击退，魏国趁势收复了半个河东，回头就灭掉了卫国，并吞并了秦国的陶郡。虽然后来秦将张唐反攻收复了河东，但秦只能承认魏对陶郡的占领（当时中原最大的商业城市），之后魏国甚至攻下了齐五都之一的平陆。

连遭两丧的秦国在庄襄王时期再次出关，蒙骜(蒙恬祖父)一战拿下太原，二战南下上党，直逼魏国高都（三晋在上党地区最后一个要塞）。丢失大片领土的韩赵沦为中型诸侯国。信陵君再次出山，指挥纵军将蒙骜打回老家。秦军狼狈地退回关内，似乎准备放弃关外的全部领土。

也许是早年压抑地过狠，晚年的魏安釐王野心开始膨胀。魏军反手攻韩，全歼韩国最后的一支野战军，信陵君兵临管城（新郑东北大门），企图一举灭韩。不愿魏坐大的楚考烈王出兵攻魏，却连在南阳和宋地连吃两场败仗，在秦魏的威胁下（楚陈地军可能在这两仗损失不小），楚国即将迁都巨阳。信陵君攻下管城，但频繁的战争消耗了魏国大量战争资源，魏国最后还是没吃掉韩国。不过，沦为小型诸侯国的韩国灭亡也进入了倒计时。

远处的咸阳，秦庄襄王、吕不韦、蒙骜等人乐开了花。

表面上，魏安釐王似乎成了天下的征服者。破秦败楚伐齐收赵残韩，好像当年魏文侯魏惠王也没这么拉风过。

然而，不管魏国取得了多大的胜利，魏楚同盟已经破裂，韩国已经残废，齐国已经退出合纵，燕赵相互扯皮……三晋势力基本退出上党，秦晋一体化基本实现。秦国的国土安全彻底解决，凭借巴蜀关中的支持，蛰伏关内的秦人正在布局一盘大旗。透支国力并举目无亲的魏国逐步丧失先机。

6.景闵王时期蒙骜再度出山，这个当年信陵君的手下败将此时已无人可挡。秦军横扫河内，打穿东郡，断绝纵亲之腰。沦为中型诸侯国的魏国已经独木难支。纵有庞瑗击蕞，春申君击陕（历史上最后一次合纵），然而，列国已无人助魏重整江山。毕竟，那个魏安釐王时期的魏国实在太过可怕，没有哪一个国家承受得起它复兴的后果。魏只得疯狂向齐扩张（一度打到济南历下）来维持实力，以抵御秦的兼并。

不过，那个政治强人不会让列国抓住时机，死灰复燃。在尉缭李斯等人的谋划下，一张密集的间谍网伴随虎狼之师的脚步逐步吞噬列国。

7.魏王假：在始皇帝灭赵破燕，秦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包围魏地。魏国仍旧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利用大梁周围发达的交通和水利，坚持抗秦。

通武侯王贲水淹大梁，魏王仍旧没有逃跑，率领军队和涌入城中的秦军巷战，力战到投降被杀。

这个继承了春秋第一强国衣钵的强国，最终伴随着大梁的毁灭，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三晋地缘的破坏和尴尬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个强而不霸的国家，也预示了它的命运！

larrynonelson 网友的相关建议:

要想知道魏国是怎么衰落的，就得先知道魏国是如何崛起的。不过此事说来话长，且听老夫慢慢道来。话说国运之事离不开三个因素：天时、地利、人和。

一、天时。

话说三家分晋之初，商鞅还没有去秦，田氏还没有代齐，吴起还没有去楚，燕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微弱的存在感。其他诸侯国郑国、宋国、卫国等已经没有叙述的必要了。这一时期，魏国周边的大国尚未从春秋的颓废中苏醒过来。

魏国国君魏文侯，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率先对魏国进行封建化改革。其具体改革内容如下：

一、废除官吏世袭制度，选贤与能，广招贤才。这一操作让魏国人才济济，例如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吴起、西门豹等等。

二、废除西周以来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采取“尽地力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个措施让封建地主阶级迅速壮大，魏国飞速迈入封建时代。

三、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这是在为封建国家完备制服建设，为魏国的封建化提供制度性保障。

四、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威震天下的“魏武卒”。这位魏国的崛起提供了军事上的保障。

在魏文侯的带领下，魏国率先跨入封建国家行列，综合国力远超同时期其他诸侯国。可以说魏国因天时而崛起。顺便在这里说一句，各位老铁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对比一下商鞅变法与李悝变法相似程度有多高。

二、地利

关于魏国的地理条件，废话不多说，先上一张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魏国的四周都有大国，西邻秦、南接楚、东临齐、北有赵。这是典型的“四战之地”，一旦外交战略出现失误，魏国很容易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局。与此同时，魏国的大部分土地位于平原上，尤其是国都大梁周边，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

魏国的版图形状也特别有意思，东边一大块（河东之地），西边一大块（河内之地），中间被韩国的上党郡隔开，两地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北面吕梁山与太行山之间的一条孔道，一旦孔道被截断，魏国就只能呵呵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魏国的地理环境并非一无是处。魏国地处天下之中，是各国往来的交通要冲，并且其土地平整而肥沃。从经济角度看，魏国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所以，天下诸侯中，也只有魏国玩得起重装步兵——魏武卒。

地理环境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国运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商鞅未去秦国之前，也没见几个人鼓吹秦国地理环境的，大多数都是马后炮般在秦国强大之后，大力吹捧关中地形条件得天独厚。

魏文侯一波神操作，让我们几乎看不到魏国地理环境的劣势，反而是将其优势给充分发挥了出来。魏惠王几波骚操作，则是把魏国地理环境的劣势给凸显了出来，从理论上的四战之地变成了现实中的四战之地。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人，自然环境总是有利有弊的，就看你如何利用了。

三、人和

魏国的人才多不多，多，太多了，多到爆！！！

魏文侯时代，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抑制赵国，灭掉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为中原的霸主。并且魏文侯团队十分注重三晋联盟，面对软柿子魏国直接单挑硬刚，面对齐、楚这样的大国则是三晋一体，联合讨伐。得益于正确的外交战略，多线作战的困境对于魏文侯而言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魏武侯、魏惠王时代，魏国同样人才济济，但是全特么跑路了。吴起去楚，孙膑去齐，更可怕的是商鞅、公孙衍、张仪去秦。你说这不扯么，真心不知道魏惠王吃错了什么药，居然眼睛这么瞎，放跑了那么多经天纬地之才。暂且不说商鞅去秦给魏国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光是一个孙膑就把魏国给忽悠瘸了。

人才流失还不算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魏惠王认不清当时的形式，北边伐赵，西边攻韩，彻底瓦解了三晋联盟。失去了三晋联盟庇护的魏国，就如同脱了壳的螃蟹，全身都是软趴趴的。以前的魏国是主动出击大杀四方，现在的魏国是被动防守，四方被杀。

综述：

魏国本来得尽天时，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在战略出击上频频失误，没有一个主攻方向，四面出击，得罪了全世界。从外交上讲，只要三晋联盟存在，魏国就并非四战之地，但是魏惠王的刚愎自用导致了韩、赵、魏联盟关系彻底破裂，魏国彻底陷入了四战之地的危境。接下来人才严重流失，周边齐、秦、楚的强大都得益于魏国送去的人才大礼包。以前都说“楚才晋用”，到了魏惠王这里变成了“魏才天下用”。悲哀，的确悲哀。。。。。。

说实话，魏虽然出于晋，但是在各种层面上都比晋差得太远。

就军事智慧而言，魏国跟晋国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想当年晋国玩得多花，假道伐虢、退避三舍那都是穿越时空的经典智谋。反观魏国，几乎都是靠着魏武卒硬刚，留下的经典战例不多。

在外交智慧上，魏国也比晋国差远了。晋国高层十分善于纵横捭阖，各种阴谋鬼计层出不穷。例如培植吴国势力直接掏了楚国的肛。魏国呢，就连起码的三晋联盟都维持不住更不要说玩合纵连横了。

在战略选择上，魏国更是比晋国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当年晋国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压制楚国北上，但是同时也利用众诸侯对“南蛮”的恐惧来巩固自己中原老大的地位。魏本来有很好的机会，魏文侯先于其他国家进行封建改革，国力最强。结果，骄横的魏惠王四处开战，连同出于晋的韩、赵也不放过。从外交上讲，魏国本来并非四战之地，活活被自己给打成了四战之地。要是晋文公看到了这一幕，不知道棺材板能不能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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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li 网友的相关建议:

魏的崛起，很大程度要归因于晋的家底好，晋可是中原之国，众所周知，曾经的中国，中原地区是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再如涟漪般向周边地区扩散，在生产力水平，土地开发程度，晋都是超越其他国家的。

晋国的冶铁技术在当时也是傲视群雄的，前513年，晋铸造了一个铁质“刑鼎”，所用之铁还是从民间收集，说明晋的民间已经能熔炼生铁，并掌握了生铁冶铸技术。

《孙膑兵法·吴问》：晋国六卿之中，中行氏、范氏制田以一百六十步为亩，智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韩氏、魏氏以二百步为亩，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亩。

虽然各国农民耕种亩数相同，但其他各国往往是百步为亩，百步一亩的田，和两百步一亩的田，此间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可见铁质农具的大量使用，使得晋的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

三家分晋后，魏自然也继承了晋的生产力水平，《战国策·魏策三》：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

《论衡·率性》：魏之行百亩田，邺独两百亩，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

魏文候采用李悝变法，定魏国新法典，《法经》六篇，平籴法等，使得魏国更加富强。

正是因魏国富强，家底好，才可以采用魏武卒制度，让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而这是其他各国想学都学不了的。

建立之初，魏武卒的确可说是百战百胜，但却是不可持久的，从建立到庞涓在马陵之战，葬送魏武卒主力，前后60余年，而庞涓和吴起所统帅的魏武卒，已不可同日而语。

《荀子·议兵》：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魏之武卒，谈之色变，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魏武卒便是以重赏选拔勇夫，再以重赏激励勇夫，问题就出在重赏上，以当时生产力，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这种重赏。

选为武卒后，全家徭役赋税便全部免除，国家还分房分田，立了战功还能获得爵位和赏赐，荀子一语道破，当武卒年龄增长，无法再作战时，以当时人的状况，这也不过十来年，国家收回赏赐的良田？重新征赋税？那不就成了“过河拆桥”，谁还为国拼命？

标杆已经立在那里了，后面只能按这个标准来，不然凭什么别人当兵赏良田百亩，自己当兵就赏五十亩？凭什么别人当兵免赋税，自己当兵还要交赋税？

由此魏国进入一种死循环的发展模式，为了应付魏武卒带来的国家土地减少，赋税收入减少，必须要通过对外战争，掠夺别国土地和资源，但长期对外战争，不仅大量消耗本国资源，更重要的是，长期作战，魏武卒群体也必然随时间不断膨胀。

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对外战争所产生的收益，无法弥补魏武卒增长，所快速消耗的国内资源，可魏国要维持武卒制度，又只能不断战争，否则同样会内爆而亡，魏国岂有不衰之理？

正所谓利之所在弊亦随之，魏武卒初期利大于弊，而随着时间推移，则弊大于利，魏武卒属于重装步兵，由于赏赐丰厚，装备是自给自足的，重赏不仅提高了其作战动力，同样作战装备也优于其他各国士卒。

庞涓所统帅的魏武卒，由于几十年的时间流逝，其获得的赏赐和初期已经出现了差距，当获得的封赏逐渐逊于之前，不仅作战动力在不断下降，最终也再难自给自足打造精良装备。

战国时期，法家的主张都是不可持续的，包括商鞅变法，这些变法最终目的，都是封堵平民的出路，将上阵杀敌变为唯一出路，为此许以重利。

商鞅变法废除贵族特权，为秦快速积累一笔可用于赏赐的奖品，平民为了争夺奖品，便唯有上阵杀敌。

同魏武卒一样，获得奖品的人，便不会再愿意将奖品让渡出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私有制下的重利，可以快速调动人的积极性，但同样，私有制也存在重大天然缺陷。

魏昭王、安釐王时期，都是想着办法，要让武卒群体将曾经的赏赐吐出来，不仅无法实现目的，还导致国内矛盾不断加剧。

治乱循环，源于制度的内生性原因与偶然因素的合力，而制度的天然缺陷是无法避免，必然会呈现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周实行的是封建贵族政治，世卿、世禄、世官，具有阶层凝固性，古代中国既是施加政治调节的功能组织，也是一个身份组织、生活组织，是一大群人谋生牟利的组织。除了行政效率最大化之外，安排身份的尊卑贵贱，也是国家的重要组织目标。

周的个人生计，与血缘身份紧密联系，由职位获得的采邑与禄田，退职时也是要交还的。

上层贵族具有凝固性，作为下层贵族的士，具有流动性，由于嫡长子继承制，上层贵族余子可下降为士，甚至平民，而平民亦可被选为士。

士作为一个具有流动性群体，逐渐从封建贵族政治体系中游离出来，具有一定的自由性，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一定自由的士，便不甘心作为底层贵族而存在。

章学诚所言“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

周是政教合一，孔子时代，政教逐渐开始分离，孟子所言“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群体逐渐增长，虽受过教育，又自诩有着聪明才智，却游离于贵族政治体系之外，大量士，既无法入仕，更无法施展抱负。

孔子提出“敬鬼神而远之”，便是士阶层夺权的重要一步，不能忽视“巫”这个群体，周及之前，“巫”担负的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和鬼神沟通，从而指导人们的行为，“巫”的话语权具有相当的分量，并且“巫”的身份也具有继承性，必须要降低“巫”的地位，才能为士阶层上升打开通道。

真正阻碍士向上流动的关键，自然是贵族身份的凝固性，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这些著名变法，都是在瓦解贵族世袭的身份凝固性，以“选贤任能”为士阶层开启晋升通道。

墨子主张中的尚贤，也是强调贤良之士为国家之珍，社稷之佐，君主必须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金子塔的最高层为国君，依次贵族-平民，而士游离于贵族和平民之间，并且作为群体，目标便不可能是取代国君，只可能向上取代贵族。

对于国君而言，士群体的上升，并不动摇国君的地位，只是将金子塔进行重构而已，故国君往往会支持变法。

当一个群体成长起来，却遇到天花板，无法上升时，便会摧毁阻碍其上升的障碍，士便打破了贵族特权，这自然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

但当群体获得上升后，金子塔进行了重构，原先的进步力量，则退化为保守力量，更多考虑如何将身份地位传承下去，关闭其他人的上升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关闭上升通道，不能简单理解为“屁股决定脑袋”，也无关个人道德品质，无论是小人还是君子，都会趋向于关闭上升通道。

并且，士的群体不断增长，内部必定会开始分化，新的内部矛盾也随之出现。

另一个不得不重视的，士最初作为底层贵族，是由于血缘关系，战国时代游士的大量出现，血缘关系又同地缘关系逐渐产生联系，地缘关系的产生，自然激化了士群体的内部分化。

地缘关系便会产生方舆之见，排斥乡土以外之人物、政见、学说。

当然，战国时期，地缘关系只处于萌芽阶段，要到秦汉之后，地缘关系才会深刻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

变法会使利益分配发生改变，在争夺利益的窗口期，便会充满活力，当利益瓜分完毕，窗口期关闭，活力则逐渐消逝，唯有等待新群体的成长，再开启新一轮的利益重新分配，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古代，新群体的成长，需要时间过长，活力期结束后的等待期，国力自然也会逐渐衰落。

李悝变法，作为战国时期变法的先行者，魏的内部矛盾必然会先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杨蓉. (1993). 春秋战国时期先进的冶铁技术.教育学报(3), 44-44.

李仲均. (1988). 春秋战国秦汉冶铁遗址综述.中国冶金史料(9).

马卫东[1]. (2012). 战国时代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贵州社会科学(7), 78-83.

杨生民. (1994).中国春秋战国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

杨宽.（1998）.战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荫麟. (2013).中国史纲.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余英时.（2011）.中国文化史通释.三联书店.

阎步克.（2010）.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治安，杜家骥.（2015）.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华书局.

王桐龄.（2012）.中国历代党争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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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网友 @王靖海的文章《残魏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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