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研究中，有哪些量化企业家精神的方法？ 第1页

这方面不太熟，不过近年来文献确实比较多，可以列举几种常用的方法。准确衡量企业家精神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很难准确说明我们对企业家的要求是什么，核心含义可能是冒险+创新，所谓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 here。

比较传统的方法主要是两个：一是自雇佣率，二是新开设企业/工厂数量。自雇佣率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自雇佣的未必就是企业家，其中可能有很多是因为没有就业机会，不得不自雇佣。这一部分其实是不想冒险的，如果稍微有好一点的就业机会，他/她就选择去就业了(Earle and Sakova, 2000)。一般学者把这种叫opportunity，用necessity来指代那种自发创业者。另外，自雇佣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不愿意创新的(Hurst and Pugsley, 2010)。后一个数据点也有类似的问题，很多新企业/工厂是没有任何创新成分在里面的，或者很少。2011年Kauffmann基金会出过一本书，里面把初创企业分成创新的(innovative)和替代的(replicative)来分析，也是在批评类似的点(Baumol, 2011)。有一些作者更细致地考察了这一点，他们发现自雇佣率在城市地区和初创企业数量以及企业创新数量相关性很高，在乡村地区就就不怎么相关了，失准的原因就是前面说的，很多自雇佣者是因为无法就业才选择自雇佣的(Faggio and Silva, 2012)。因此，如果是要做发达地区的研究，用自雇佣率误差可能没有那么大，而且这个数据也比较好拿。

还有一些其它指标值得注意。Glaeser今年和两个合作者发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大概内容是以当地有没有矿产资源做工具变量，来看企业家精神对城市雇佣劳动力总量的影响(Glaeser, Kerr and Kerr, 2015)。这个文章长70页，基本把用的数据的每一个细节都讨论了，以后再做企业家精神实证，这个文章可能也是必引的。文章中用的指标是初创企业平均雇员数量，在正文里面他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优点，认为平均初创规模既能综合已有的指标，又能比较好地过滤掉经济周期的影响。像自雇佣类和新企业数量这种，在周期不同位置波动很厉害。虽然可以把这部分影响滤掉，但准确度还是没有平均规模好。在补充材料里面他们做了更多分析，发现这个数据的变动趋势和其它一些已有指标都是吻合的。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用福布斯统计的“自力更生的百万富翁”(self-made billionaire)来反映企业家精神。他们认为基于自雇佣率和小企业指标的研究都不可靠，以下因素都可能导致企业家精神和这些指标发生分歧：更高的收入、更高的信任程度、更低的税率、更多的风投、更低的监管壁垒，等等(Henrekson and Sanandaji, 2014)。我个人比较赞同他们的看法，但题主如果是在中国做这个研究，这个指标可能没法用。看起来很多富翁似乎都是白手起家的，仔细追究之下又未必。这种数据强烈依赖于福布斯和胡润之类富豪榜统计的准确性，但这也是很成疑问的。

最后就是有些机构也会定期发布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数据，这些统计基本上都是用对自雇佣和小企业的统计做出来的，所以对上面的批评没法免疫。如果对研究要求不高应该也可以用，如果要求很高，有更细致的微观数据可以检查匹配应该也可以用。比较常用的有全球企业家指数监察(GEM,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这个数据主要统计42月以内的新生企业(baby entrepreneurship)。另一个大家用得比较多的是世界银行环球企业家调查(WBGES, World Bank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Survey)，这个数据主要追踪全球范围内新注册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最后一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企业家指数计划(OECD Entrepreneurship Indicator Project)，这个数据会细很多，类似gazelle business（四年之类销售翻倍的企业，泛指超高速增长企业）这种都有专门统计，很方便。以上数据都有专门的讨论，括号里是和GEM，WBGES和OECD数据对应的文献(Reynolds et el., 2005; Klapper, Amit and Guillen, 2007; Davis, 2006)。如果想做跨国研究，针对这些数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准确性也有专门讨论，主要是针对合法/不合法、正式/非正式、机会/必需来讨论数据，上面第三个维度就是前面讲的opportunity/necessity。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误差，所以用这一类数据必须要谨慎，要找更多相关指标来印证(Sammeksha, 2009)。

如果想做国别的，像英美都会专门统计相关指标，像英国有BSD(Business Structure Database)和CIS(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美国的话就更多了。像Glaeser他们用的LBD(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就很丰富，让人蛮眼热的。如果是想做中国题目的话，应该也可以依葫芦画瓢，构造相应指标。

总之，这个问题还是要看做什么水平的研究吧。如果只是说像看看趋势规模之类的，应该各种指标都可以用；如果想做高水平的，可能各种指标都要用，而且都要讨论。挂一漏万，应该还有很多其它办法，像用R&D指标的，我就见得比较少，也没有列，希望专业人士补充。

参考文献：

Baumol W J. Formal microeconomic structure fo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J].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2011, 1(1).

Davis T. Understanding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ing indicators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nd assessments[M] Measuring entrepreneurship. Springer US, 2008: 39-63.

Desai S. Measuring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Research paper/UNU-WIDER, 2009.

Earle J S, Sakova Z. Business start-ups or disguised unemployment? Evidence on the character of self-employment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J]. Labour economics, 2000, 7(5): 575-601.

Faggio G, Silva O. Does self-employment measure entrepreneurship[J]. Evidence from Great Britain. Spatial Economics Research Centre (SERC) Discussion Paper, 2012 (109).

Glaeser E L, Kerr S P, Kerr W R. 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with historical mine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2): 498-520.

Henrekson M, Sanandaji T. Small business activity does not measure entrepreneurship[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5): 1760-1765.

Klapper L, Amit R, Guillén M F. Entrepreneurship and firm formation across countries[M]//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129-158.

Reynolds P, Bosma N, Autio E, et al.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Data collec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1998–2003[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3): 205-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