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真的想要立福王为太子吗？ 第1页

对 @首阳大君 的回答有些异议，与大君商榷。

大君回答中提到的郑贵妃派人所立碑文是在泰山三阳观，一共有四通，为万历二十九年正式册立光宗为太子之前，郑贵妃差派太监前往泰山三阳观斋醮所立碑文，抄录碑文如下：

万历十七年

钦差乾清宫近侍、御马监太监樊腾，遵奉大明皇帝贵妃郑淑旨，敬诣东岳泰山岱顶圣母娘娘陛前，虔修醮典，徧礼诸圣。仍于三阳庵全真道士昝复明等，复作清醮一百二十分位，上叩诸天，遥鉴圣母垂慈，佑保贵妃圣躬康泰，皇子平安，星辰顺度，疾疫痊除，寿命延长，家国协吉。领教奉行，顿首谨意。 万历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本庵道士昝复明立石。

万历二十二年

钦差乾清宫近侍、御马监太监曹奉、尚膳监太监李奉，今承明旨，遥叩泰山顶上圣母娘娘，进香徧礼诸神，仍命三阳观住持全真道士昝复明于玄阁修醮，进香三次，礼醮三坛。伏望诸天默佑，圣母垂慈。上祝皇帝万岁，享圣寿于无疆；贵妃遐龄，衍天年于不替；四海澄清，太子纳千祥之吉庆；边夷踈服，黎民受五谷之丰登。皇图巩固，国脉延绵。领教奉行，顿首谨意。 峕万历岁次甲午孟春吉旦日 本观住持全真道士昝复明立石。

万历二十四年

钦差乾清宫近侍、□□监太监□曾，今奉明旨，遥叩泰山顶上圣母娘娘，敬神拜献，遥礼诸神。仍命三阳庵住持道士昝复明等，于就玄阁修醮，进香三次，礼醮三坛。伏望诸天默佑，圣母垂慈，上祝皇帝万岁，享圣寿于无疆；贵妃遐龄，衍千年于不替。四海澄清，太子纳千祥之吉庆；边夷竦服，黎民受五谷之丰登。皇图巩固，国脉延绵。领教奉行，顿首谨意。 万历岁次丙申季秋吉旦，本庵住持道士昝复明立石。

万历二十七年

钦差乾清宫近侍……太监王朴、刘超……明旨遥叩……泰山……玄阁修醮……皇帝万寿无疆……明贵妃天年不……太子千瑞之吉……公主□享……皇图昌固，国脉延年…… 万历二十七年岁次己亥……住持道士郭志□立石

四通碑文完整看下来可知，首次皇醮是在万历十七年，乾清宫近侍、御马监太监樊腾“遵奉大明皇帝贵妃郑淑旨”，非神宗旨意，所以推测万历二十二年及以后的三通碑文中的“奉明旨”皆是奉郑贵妃而非皇帝之旨。故而不能因此碑文断定称呼朱常洵为太子是神宗之意。

从醮祭地点看，选择三阳观也不符合惯例。三阳观在始建于嘉靖三十年，非皇家宫观，直到隆庆四年前才成为德王的香火院，和泰山众多皇家宫观如碧霞元君祠相比，三阳观从未得到敕修，皇帝也从未遣人醮祭。另外，明清时期的泰山志书很少提到三阳观，即使偶有提及，亦语焉不详。

比较庆幸的是，三阳观庙貌依然，碑石宛在。至今保存着建观至今400多年的七十余块碑刻，有且仅有四块皇醮碑，就是郑贵妃派人所立的这四通。

郑贵妃选择三阳观，大约有两种考虑。一是据上述，三阳观并非皇家大观，在国本之争日趋激烈的气氛中，有避人耳目之意，避免惹来朝臣的攻击。二是取“三阳交泰”之意，希望通过斋醮使得其朱常洵入位东宫，所以碑文中直接称其为“太子”。

而在北京东岳庙中，也有郑贵妃所立的一块类似的碑，记载万历二十年三月，郑贵妃带领朱常洵到东岳庙祈福。碑文由“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太仓王锡爵“撰写，其中有“大明皇贵妃郑氏暨皇三太子集诸宫眷 、中官”字样，称呼朱常洵为“皇三太子”。

从碑文得知，王锡爵离京之前，郑贵妃派宦官刘坤、刘朝等人前来，请其撰写碑文。王最初拒绝了，刘坤等人解释称：“贵妃 、皇子所为齐心礼岱者，不为一身计，不过为主上祝厘，为苍生答贶。”于是 ，王锡爵发挥了一番，认为此祭 “一举而三善备，虽垂之久远，天下后世即议其迹，不敢尽非其心；即指其渎，不得不嘉其意。”

郑贵妃选择东岳庙是因为东岳庙是明代官方正祀泰山之神的所在。从五行上来说，五岳对应五行，泰山在东，东方属木，于色为青，太子又有“东宫”、“青宫”之称，故而在此祭祀的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保佑朱常洵得封太子。

然而在京师国家正祀之所，地方香火鼎盛的东岳庙，又在国本之争的敏感时期，王锡爵绝不敢公开直呼其为太子，连郑贵妃也不敢如同在三阳观那般在碑文中称其为“太子”，用了“皇三太子”这样不伦不类的称呼。而从前文得知，刘坤、刘朝等郑贵妃心腹日常对话中称呼朱常洵为皇子，王锡爵即使为了解释自己接受郑贵妃的要求撰写碑文，也给郑贵妃找了高尚的理由。其在碑文正文中也仅称呼其为皇子，与碑文开篇中的“皇三太子”不同，去掉“太”字，改为“皇三子”上下行文才流畅，推测“太”字是郑贵妃自己加上去的，王锡爵的原文中并没有太字。

如上所述，泰山和北京道观碑文中的“太子”称呼皆有可能是郑贵妃擅自指称，仅凭碑文难以确定神宗是否要立朱常洵。

神宗迟迟不立长子为太子，除了想立皇三子这个解释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明代黄景昉提供了另一种说法，神宗因为担心影响自己的寿数才延缓册储。

其谕王文肃札云“朕不老，又无重疾”二语，想即其本怀。或以世庙立储迟，算永；穆庙占储早，算促。疑有邪说阴中者，亦未知果出是否也。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大学士沈一贯上本希望神宗早立储位，皇长子早日冠婚，“子孙之昌，正以培养元气而增圣寿于万年。”他在题本中有一段话特别耐人寻味：

沈一贯以太祖多子多福为例，劝谏神宗不要信“鄙俚之谈”，并以《易经》中关于人的命数之言为依据，希望皇帝不要因为“妨忌曲说”而心中不能释然，这不正对应了黄景昉所说的“邪说阴中者”？

沈一贯在同年四月再次上本，再次以太祖多子多孙而寿永为证，言册立冠婚不会影响皇帝的寿命，说明其二月题本中“增圣寿于万年”并非华辞冗文，确实是有人向神宗灌输了早立储妨寿的“邪说”。我想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郑贵妃以此让神宗延缓立储为自己的儿子争取机会；另一种可能是神宗不知在哪里听信了这种说法，所以不立长子也不立皇三子，碍于和郑贵妃的深厚感情不便明说，让郑贵妃觉得神宗其实是想立皇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