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城的百姓值得张麻子这么付出吗？ 第1页

（平台抽风，替我开了评论筛选）

值得。

我读书的时代，教员的作品选编《老三篇》还算流行，内容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三篇短文，当时课本里还有这三篇文章。个人认为这本选编的制作方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了这三篇文章，因为这三篇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傲视死亡

“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是含有祭祀功能的悼念文章。另外一篇《愚公移山》虽然并非直接用于追悼，但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呼喊中，依然能感受到关于“死亡”（牺牲）的浓重信息。

两篇悼文，一篇充满了大无畏牺牲精神的闭幕词（结束）和动员令（开始）。死亡在这里是一个仪式，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我们通过祭奠死亡的同志，来让活着的同志精神上得到升华。

一、生存还是死亡

人是生物，每个人潜意识中都不希望自己死亡，但世界是物质的，自然规律证明没有任何人能超出自然限制而实现不死这种渴望。生物遭受巨大创伤后，会在肉体上死亡；而从精神层面看，“创伤”一般意味着三种感觉，一是羞辱，二是恐惧，三是死亡。人们经常关注前两者，因为对个体而言，只有“被羞辱感”和“恐惧刺激”能储存在个体的记忆中，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死亡”会随肉体的消失而消失，人死如灯灭。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我们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旁观过死亡的人，是一个在经历死亡后，还活着的幸存者”。通过“幸存者”见证，“死亡焦虑”继续在群体记忆中长期存在，成为一种无法消失的“创伤”。人们承认死亡会消灭生命，又同时期望死亡不能消灭生命，这种矛盾必然要寻找一个出路，于是，超出个体局限的那种不死的渴望，就会通过寄托群体延续的方式，来变相实现。

既，通过将个体“精神”在群体中的保存，来突破“躯体”的个人限制，其身虽死，其魂永存。这样，“个体的限制”就通过“象征”（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这一出路，与“群体延续”走到一起了。“躯体”必死，“精神”永存。

在这种方式下，集体生命将大大地优越于个体的生命，因为只有把个体的有限生命，融入到集体生命的无限之中，才能实现“永生”；只有把现世的思想、作为变成一种值得深究的问题，被“幸存者”持久地效仿、探究、甚至争论，批判，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被“幸存者”以各种方式融入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之中，只有这样一条路径才可能走向“永生”。

与广义的“幸存者”不同，在亲身参与和经历过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件等非常规事态后的狭义“幸存者”中，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心态”。很多“幸存者”会被“死亡焦虑”击倒，变成PTSD；而那些能够经受住“劫后余生”考验，没有被死亡恐惧压倒的“幸存者”，将调动起一种超越常规的力量。

面对战友、亲人和至交等的死亡，经受住“劫后余生”考验的“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但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具有两种明显的积极效应：一方面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恐惧的控制，并在潜在复仇的意义上激励出超凡的勇气；另一方面是“幸存者”将把这种复杂的感情直接转化为更加坚定的信心，并即刻融入到现实的斗争和行动中去，以此为精神渠道从而超越负疚情感的阴影。

所以，愈是艰难困苦的环境，愈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愈是狡诈强悍的敌人，“幸存者”就愈能显示出其向死而生的豪迈和义无反顾的执著。

他们把死而复生的经历，“储存”、“转化”、“升华”为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执著。试验、冒险、突破，以超常规的动力去实现超常规的目标，成为他们最为渴望的自我实现途径。
“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以一无所有去直面死亡。”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将无所保留地试验、冒险、突破，因为他不仅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甚至会在“死亡”里获得更多。

二、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1840年-1949年，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处于混乱、耻辱和倍受国内国外，双重剥削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剥削势力已经是比死亡更难承受的苦难，人如草芥，命如蝼蚁，在动荡的社会中，已经没有比从群体存在的“永生”中更能获得个体安全的保护和精神需求了。

但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延续千年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崩溃破产，导致过去那种传统封建农业社会下，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永生”模式，已经没有可以依附的经济基础，这种“永生”模式摇摇欲坠，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

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人们试图重新整顿自己的集体存在并为其寻求意义支撑，渴求着有此种功效的一切思想与行动。这种渴求从当时的报纸中可见一斑：
《卢督电驻沪浙军言上海乃浙江门户，绝不容直孽侵犯》
《齐省长强调行政统一，省界不容割裂，称将武力收复沪衢》
《武汉商会拥护吴帅统一电，斥鄂奸勾结湘匪祸省》
《渝参议会称蓉参会乃熊党勾结粤党之工具，宣言开除参加者省籍》

在各种泛滥的思潮中，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即由有机的革命‘大家庭’、长存的革命业绩、以及超然的革命热情所构成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在这种情形下，身为一个经历过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好友死亡，自己也多次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教员向中国人民发出一系列傲视死亡的号召，这些号召最后凝练为《老三篇》。教员告诉中国人民：对我们来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我们绝对没有什么可害怕。对于在109年间，饱经混乱、暴力与伤害，一直为死亡焦虑所纠缠的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号召自然会引起特别的共鸣。

被国内国外，双重剥削势力视为“畜生”的中国人民，如果相信这种关于超越死亡的号召，那么他们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将动荡社会下的“死亡焦虑”转换为一种安稳有序的崇高使命感，并克服人性中最为致命的“死亡焦虑”，傲视死亡、达到一种近乎于战无不胜的平静。

在 “死亡”面前，他们将变得英勇无畏，不仅没有丝毫的懦弱和退缩，反而显示出超凡的亢奋，一旦个人生命的“死亡”变成历史层面的“牺牲”，普通人的生活就和国家命运的变化趋同，它就被“转化”成深沉的动力，“升华”为崇高的道德。在生理与心理之间上达成统一，个人的付出就与历史的行程合而为一。他们在“期盼的欢愉”中迎接“永生”，在与国内国外，双重剥削势力的搏斗中“死亡”，“永生”为英雄！

能量是守恒的，丧失生命的灾难必须得到超越生命的事业予以补偿。死亡并不是结束，正所谓“死得其所”，“所”是什么？用教员的话说，它不仅要“干净、彻底、全面地歼灭敌人”，而且还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种表达中包含着“拼命”、“持续”、“忍耐”甚至“复仇”等复杂含义。

对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这并不是功利的“政治手段”，而是在实际上变成了“价值认同”。

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教员做为一个“幸存者”，在许多公开场合屡屡谈及“死亡”。那些肉体已经消失的同伴和战友，一直作为一个整体存活在他的政治记忆之中。这种感情已不再具有个人的性质，甚至也大大地超出了简单的悲痛层次，而“转化”和“升华”为一种不可抑制民族责任和革命动力。

1938年3月12日，教员在“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说：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开了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同时，抗日战争己经打了八个月，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们开了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 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它党派的人。我们真诚的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真、陈锦绣、李桂丹、黄梅兴、姚子番、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教员向着敌人甚至向着全世界宣称：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心和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代价（地）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战争对抗野蛮的侵略战争；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祝模范青年大会上，教员作了题为《永久奋斗》的讲演，提到了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他说：
“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个在历史上叫‘盖棺定论’，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的好坏，议论他的功罪是非。所以发扬永久奋斗精神是重要的，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在教员眼中，精神意义上的死亡已经超越了物质意义上的死亡，这些民族和革命的败类是生不如死，不配谈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年年底，当得知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由于急于救治伤员而不幸感染，以身殉职的消息后，教员当即写了一篇饱含感情的精炼悼文《纪念白求恩》。他在文章中说：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教员赋予白求恩以“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极高的精神内涵。在这里，“牺牲”与“道德”紧密而且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1944年9月5日，面对一位普通战士张思德因煤窑事故而“死亡”的事件，教员感慨万分，对此十分重视，他不仅叮嘱一定要召开专门的追悼会，而且亲自对此事做了详细的安排。据后人回忆：张思德牺牲的地点石峡峪离延安有七八十里地，天热路又不好走，运送遗体十分不方便，于是有人就提议最好就地掩埋。

但当向教员汇报时，他却坚决地要求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并说：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张思德是四川人，他牺牲了，虽然回不了老家了，我们也不能把他埋到荒天野地里哟！同时作了三条指示：
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
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
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三天之后，即9月8日下午2时，张思德追悼会在枣园后院的干河沟上举行。会场上悬挂着教员亲笔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他空手而来，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但他慷慨激昂地连续演说了近半个小时。正如莫扎特著名的《小夜曲》出自为酒吧随意而写的畅想作品一样，他这种即席、率直和未经修饰的追悼演说，也更加真实地展示了其心理图景的所有细节。

他激动而坚定地说：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

“生以备死”和“以死寓生”，成为这篇著名悼词的深刻主题，这就是1944年9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那脍炙人口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

1945年4月，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依然畅谈死亡，充满感情地论及共产党政治宗旨的真诚性，因为它是用鲜血和生命予以证明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特别是《报告》的结尾处，他再次使用了习惯的“口号式”修辞方式，以强烈的情感注入，热烈欢呼未来新中国的诞生：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这里，“牺牲”与“诞生”融为一体的宏大意象，划出了一道由“个体牺牲”到“群体创生”的超然境界。“死亡”超越了“肉体”的躯壳以后，无奈的悲哀必将转化为不妥协的执著。
教员所恐惧的不是个体的“死”，而是群族的“亡” 。所以，当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遭遇空难后，次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在飞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教员题词为“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挽联，并发表了“诗史”般的悼词：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1945年6月17日中共“七大”最后的一个议程是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教员发表了讲话。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陈述之外，有几个重要的逻辑关节值得注意：

首先、死亡与发展性的辩证法。
他说，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是在暴力中进行的，因此“屠杀”就成为制止革命的常见手段。
“但一切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他们杀人越厉害，革命队伍发展就越大。我讲这是成正比例的，是一条规律，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反动派的希望和企图是他们杀人越多革命队伍就越小，但是希望和结果是两回事。……几十万共产党、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起来继续战斗。
拿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时期来说吧，头一个时期发展到五万多党员，一巴掌被打散了，剩下的很少；第二个时期我们发展到三十万党员，又被打散了很多，剩下的也是很少；到抗日战争中我们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死亡与再生之间的持续性，在这被视为革命过程的一种行为规律。

其次、死亡与责任性的辩证法。
教员认为，杀戮的后果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责任”，由此而唤醒和激发的不是“恐惧”而是“信心”。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反动派又想要把我们打倒，把中国人民打倒，下决心要把中国一切人民的民主力量、革命力量统统消灭。那时或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全国就是黑暗的，延安也是黑暗的，中国像沉到大海里去了，每天都是夜晚不见太阳，黑暗得很，要再过上几十年恐怖日子。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样子，那就是把黑暗势力压下去，把拿刀子杀人的人压下去。”
在“黑暗”与“光明”的绝对界限的选择中，“革命牺牲”的纯粹性和庄严性就与后人的责任性以及历史的持续性实现了逻辑的联结：“我们今天开大会，我们是有信心的。烈士们是已离开我们了，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不达到目的是不停止的。……这个光明的中国是烈士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成功就牺牲了，但是他们给了我们教训。我们今天开追悼大会纪念他们，革命也还没有成功，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成功。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变为人民的中国，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

再次、死亡与彻底性的辩证法。
教员一生曾反复说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 这简单利落的口号，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革命彻底性的意识渊源。他曾对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
“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他还举太平天国为例说“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
由此可见，在教员的心理图景中，“死亡”占据了一个多么至关重要的位置。简而言之，教员不仅不想回避和掩盖“死亡焦虑”，相反，他在促使这一致命焦虑的转移和升华的心态中，从来自死亡的威胁中发掘出破釜沉舟和死而后生的“驱动力”，并以这种彻底性的爆发力，实现“不可思议”和超越常规的奇迹。

最后、死亡与永生性的辩证法。
在讲演中教员还有一个表达非常值得重视，他说：“法西斯快要死了，我们人民正在青春少壮时代，…… 法西斯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紧拉着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在他的话语中，特别是在其即席讲演中，“灵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灵魂”等等。
这里的“灵魂”不是所谓死后转世的轮回观念，而正如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所引愚公老人的话所说：“我死了以后还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它所强调的是精神能量对于政治群体生命的续存意义。
换言之，这个“灵魂”就是对于“革命正当性”的忠实信仰。只要有这种正当性信仰贯穿其中，革命事业就会获得并保持其永世长存的整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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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脚穿越到20世纪初的美国，开始不适应周围都是白人，就去了唐人街打算找一下同族的人，结果：

袁大师刚转进唐人街就听身边传来了一声“吼……呸”，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口黄中戴绿绿中带点蓝的浓痰就正正地吐在了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上。

“F……”

他硬生生地把一句脏话给咽了下去，抬头……没看见人，再低头一看，一个矮小猥琐的中国男子也正看着他。这个中年男子本来脸上还带着抱歉夹杂着讨好的神情，可是他一见到袁燕倏那张黄色的脸庞，那股子卑微的气息顿时消失不见，而是挺起了有点鸡胸的胸膛，刻意地露出了脖子上不知是龙还是泥鳅的刺青。他嘴里“哼”了一下，说了一句“衰仔”，施施然地背着手就此扬长而去。

我们的袁大师记忆里面不算，生平真的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他只好捡起一张废报纸，强忍着恶心把痰迹擦去，想找个垃圾筐扔纸……环顾四周之后，他就把纸头扔在了地上。

这里也够脏了，不差这一张废纸。

街上不但脏，而且乱；不但乱，而且吵；不但吵，而且……这里的人们总少了一点东西。

这些中国式样的牌坊下面的洗衣店、杂货铺、饭店、赌档、烟馆、女支院……之中出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的黄色面孔，而这些和他一样拥有华夏血统的中国人却让袁燕倏感到陌生，陌生到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二话没说，扭头就走。

我们的袁大师忽然有点理解了那些“高等华人”，也许他们和自己一样在见识了先进文明的西（wei）方（lai）之后，再回到落后蛮荒的东方，那种落差大到他们自己都无法面对更无法接受。于是他们不自觉地把洋人当作了文化意义上的同胞，而把民族上的同胞当做了还没有开化的土著。

也许只有爱那块土地爱得深沉，只有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到人民之间，只有具有砸烂整个旧世界勇气和决心的真正爱国者才能挖掘出中国人所拥有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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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本来的想法是觉得大别山一带群众基础好，发展根据地肯定很顺利。

真到了发展根据地的时候，却发现当地百姓反应冷淡。

原因其实很简单：当地百姓曾经帮助过解放军，但是后来国军回来了大肆迫害百姓，老百姓也怕了，不敢支持了。

所以刘伯承元帅说：老百姓不是命中注定要跟我们走的。

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军主力序列，以毛泽东思想武装为指导，司令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是真正以人民利益为首的革命军，这都不能令百姓“赢粮而影从”。而淮海战役时，当地百姓已经坚定地站在人民解放军这一边了，此时距离挺进大别山不过一年半。

百姓不看你说什么，只看你做什么。

张麻子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呢？

张麻子是一个北洋时代的旧军人，他的朴素的个人感情里，对鹅城百姓确有“同情”“支持”“爱护”这样的情结，所以他会说“不许跪”，会喊出三声“公平”。

但是归根结底他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旧人”，他的理论体系里其实没有鹅城百姓尤其是农民的位置，所以他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到黄四郎头上，对百姓作出了“谁赢他们跟谁”的错误论断。

至于做了什么……张麻子住在县长府里，不说锦衣玉食，起码是个鹅城壬上壬水平，他既没有在百姓中开展思想工作，也没有关心过百姓的衣食住行，百姓眼里他和其他县长没啥区别，为啥要跟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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