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满清误国，但是版图不是清朝的功劳吗？ 第2页

决定近代国家疆域定型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通常而言影响最大的还是民族分布。

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沙漠绿洲没有在近代脱离中国，是因为18、19两个世纪中，虽然在前3/4的时段中清帝国原则上是严格限制汉族移民向黑龙江流域、内外蒙古和沙漠绿洲（这一地区18世纪后期才纳入，因此实际上上前1/2的时段）流动的，但是在政治上处于同一政权治下，且汉地各省人口激增产生的局势下，汉地对于当时地广人稀的黑龙江流域（实际上也包括半开放的辽河流域）、蒙古高原和沙漠绿洲形成了巨大的“势能”。

因此在18世纪，尽管清廷三令五申禁令，但是还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冒死越过柳条边和长城，在塞在地广人稀的大地上定居下来。

而清廷并无力，实际上也无心（祖宗家法是一种需要日日讲月月讲，传达不过夜，但是实际上被“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号召性条款）驱逐越界流民。人过中年的清帝国早就是一个费拉的科层帝国，无论满汉蒙都早就一起流沙化，武德还不如西南山民和南岭械斗家（值得一提的是，嘉庆时代有个知县竟然通过威胁受害者销案和销毁档案的方式掩盖了辖区几十年中死亡近千的数十起械斗案。事发后他被震怒的皇帝判处在北京城门枷号示众终身，但是当时官场作风可见一斑）。

因此清廷也和那位县令一样选择自欺欺人，选择将非法定居黑龙江流域和蒙古草原的汉民一律宣布为旗人或者蒙古人，并纳入当地的八旗旗人、蒙古旗下属民的户籍中。

久而久之，随着柳条边和长城关隘越来越有名无实，清廷干脆连掩耳都懒得干，直接在“非法移民”定居的地区设立州县，纳入民人户籍。

因此到了鸦片战争前夜，如今中俄远东边境中国一侧几乎都已经变成汉族主流的地区了，满族只是在如今辽宁省辖区东部的山区还是主流民族（这种分布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于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因为气候寒冷交通不便，加上内东北人口远未饱和，因此当地不但汉民，甚至满族的定居点都寥寥无几。

（汉民和满人在江北的唯一的大定居点就是江东六十四屯，这也是北京条约承认清帝国对这一地区治权的缘故。）

因此等到19世纪40年代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突击移民后，外东北的人口结构迅速发生逆转，当地俄罗斯人达到了百万，而汉满索伦相加不到30万。大势已去。

19世纪60年代后清廷全面放开对东北的移民限制。于是汉民迅速在东三省成为压倒性的主体民族，沙俄终究无力在庚子后继续吞并内东北，也与此关系不小。

在蒙古草原，因为气候因素，可耕地有限，因此汉民的增长较东北为慢，但是到了民国时期，长城以北的附塞地区也已遍布汉民，甚至外蒙古也有了10%的汉族人口。晋商的高利贷剥削，北洋政府的色厉内荏（色厉与内荏共同作用），加上新思想沿着欧亚铁路传来。于是外蒙古发生了民主革命，北洋军阀、山西金融家和喀尔喀贵族对这片土地的联合统治成为历史。

内蒙古在中国民主革命末期，经过一系列的博弈与交易最终选择了加入新中国，而非蒙古人民共和国。汉民定居内蒙以及随之而来的内蒙古与内地日益的经济联系，对这一结果的达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沙漠盆地的情况与内蒙古类似。

至于高原地区，是因为高原地区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性，和英俄19世纪力量平衡，以及英帝国主义在20世纪前期的迅速没落，最终实现了暹罗式结局。

综上所述，清帝国对于如今中国版图的形成有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它是一个被动的砝码，而谈不上主动的“贡献”。这个影响就是，让上面提到的这些地区在近代同中国传统本土地区在政治上处于同一政权治下，得以在清帝国灭亡前发展出同内地足够强大的人口和经济纽带，让这些地区得以加入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当然，不能说假如明朝或者大顺、大西在1644年后继续统治中国，就一定无法实现这一点。但是在近代之前，对于追求帝国内部同质化的过高热情，通常而言的确是帝国扩张和稳定统治边缘地区的负面因素。

朱家人、李家人或许还有张家人（？）能否搭建一个能够长期稳定的东亚—内亚联合帝国的框架，如今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也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