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自成的大顺军打不过满清军队？ 第1页

很早就想写关于明末各个势力的战力对比，但是水平有限又太懒迟迟没有动笔

这个回答简单的说说我的看法，算是开个小头（如果不想看来龙去脉可以直接看结尾）

首先要说明的是 ，明末起义较早的农民军骨干有很浓重的军事色彩，不仅仅是陕西三边的民风剽悍，还以为明代陕西社会与边军体制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在万历末陕西就出现了小股流寇势力，其组成大多是萨尔浒之败后逃回陕西的溃卒。如果把时间推到崇祯元年十一月农民大起义的开端府谷王嘉胤起义，我们会发现，仅仅在一个月后，也就是崇祯元年十二月，西北边备的中心固原因为长年缺饷发生了固原兵变。（不要忘了，王嘉胤也是边兵出身）

这两场起义本质上就是朝廷放弃的九边丘八和千万饥民以“蚍蜉之身撼大树”揭开了明末的大幕

固原兵变持续几个月，“流劫泾、原、富、耀之间”便被朝廷的官军打散，其中相当一部分“固原贼”被纳入王嘉胤部，剩下一部分在固原一直活动到崇祯二年，洪承畴率万余人围剿，其突围走淳化。《明通鉴》记载“固原贼尽入贼党”。

所以后来发展的明末义军三十六营中骨干成员的军事素质是相当过硬的

举几个例子：

李自成，驿卒出生，妥妥的军事背景；

过天星张天琳，《平寇志》记载其原为延绥镇兵（《延绥镇志》可为佐证）；

王文耀，翻阅《延绥镇志》猜测其原先应为明军夜不收，后在八队中被呼为“夜不收”

张献忠，延绥镇兵；

谷可成，怀远堡军卒，于米脂参与李自成起事

......

还有很多将领事迹不可考

虽说初期义军军事素养过硬，但是因为王嘉胤过早牺牲，缺少威服众人的领袖和清晰的战略目标，农民军各部过于分散，且战力参差不齐。

李自成在崇祯四年六月二十四路农民军推举王自用时还只是八队队长，手下只有骑步兵七百人，三队投奔李自成之后其势力才不断壮大。

此时的农民军与官军战力相差悬殊，究其原因，在于农民军内部结构松散（明军其实也差不多），后勤缺乏保证。而且从士兵本身军事素质来说比起九边精锐还是有不足。

但好处也有“分和无常，飘忽不定”，有利于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逐渐壮大

在这期间，农民军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于流动作战的战术习惯，以快速机动的骑兵为主，且常以声东击西的奇袭战法。农民军围蒲州奇袭大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王自用受抚时，李自成势力已发展到三营之众

此时的农民军是相当危险的，从张凤翼《兵部题为“晋省”贼势披猖等势》中可见，崇祯五年，明朝方面西有李卑艾万年被巡抚许鼎臣所留，只有贺人龙一千余人在吉、宁一带与农民军交战，总兵张应昌驻扎在汾阳打死不肯挪窝；东面张宗衡麾下宣大的四千七百战兵只是把义军赶往西边了事；河南毛葫芦兵也驻足不动。其实四面八方的明军加起来也没有义军一半多，何况大部分都不挪窝，这个时候的义军短暂的获得了片刻喘息之机

紧接着兵部开始计划调集山西周围可供支配的机动兵力合力剿杀义军了

明军计划动员：

督臣张宗衡所辖宣大白安虎大威标兵两千
李卑标兵一千
贺人龙一千
左良玉两千三百
以上总共八千余人，负责平阳泽潞十一州县
抚臣许鼎臣因驻守汾州，负责西北路明军，下辖：
麾下总兵张应昌、苟伏威两千
史记、颇希牧一千
艾万年一千五百
调宁武兵一千
代州北楼利民马站老营兵共两千
合为七千名
西北三边总制洪承畴也派遣曹文诏率三千五百精兵出潼关

明军的构想，就是三面进击，把义军困死在晋中，不让他们流窜河南

就在奏疏递上去的同时

李自成联合过天星、八金刚等部攻破石楼渡黄河，突破垣曲进入怀庆，就这么突围了.....

入怀庆之后义军好一通搅和，又一次打乱了明军的部署，虽然被驻守阳和的边军击败，但当机立断避入太行山，经过十日休整以后，果断回击怀庆，于河口击杀参将王士英

这已经足以证明义军已经渐渐掌握了战场的节奏，《国榷》记载“最枭獍者为闯将、紫金梁”

叫闯将的人也可能是大大的狡猾

崇祯六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原因有三：

一，李自成所部兵数过少的问题开始暴露，明军与义军的实力并不对等，因为明军的装备远强于义军，所以虽然由总兵一级的武官麾下标营人数大概只在一千到三千不等，但其拥有的大小轻炮火铳和家丁这种精锐中的精锐可以弥补一定程度上的人数差距，所以就能看到义军转战河南时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败多胜少，但在合营的情况下会好不少（崇祯六年河南局势大致上是明军一到两万余人，义军各部总计十万余人，局部战斗明军：义军大概在1：4左右）

二、六年初李自成保守估计只有万余人，王自用死后余部二万奉闯将李自成为主，李自成势力保障至三万，其战术思想开始形成

三、义军中的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部为战力最强，整体战斗意志上升，与明军精锐已然不相上下，七月李自成、高迎祥部在五日前连败于左良玉曹文诏的情况下于二十日大战曹文诏六次，双方伤亡惨重，后从八月、十一月、十二月连续受挫，十二月诈降突围后复又分营。

崇祯八年到九年是李自成为首义军极速成长的时期，其大致战略方针和战术思路确定下来。

可以把曹文诏之死作为参照，曹文诏先于崇祯七年大同败与皇太极，后于崇祯八年湫头镇与李自成、张天琳、乱世王交战，被左右合击，所部尽没。

明军的优势在于火器军备先进，精锐士卒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高，关于战斗意志口说无凭，举一个例子：

虽然这是一场伏击战，但是两千多就敢围上万人（参战义军应为万余骑军）也可见明军的自信（或者说傲慢）

还有一个记录在兵部提行稿中，一股400百左右的明军在一个守备的带领下追击千余农民军长达十日，但总是慢一天，中间还几次交战，最后追的干粮吃完，鞋也走破了才作罢。

义军在这种酷烈的形势下也开始建立完备的军事体系：

1、建立哨探：“伏路静静听，以防袭杀”

2、行军分前拨、倒拨，左翼、右翼，相互策应

3、作战时：“左右埋伏，更番迭承”

《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对敌有冲锋埋伏，奇正合法，其狡不可当也”

此时的农民军逐渐走上正轨，以曹文诏中伏身死为节点，明军逐渐发现以同样的兵数对付顺军逐渐捉襟见肘

崇祯九年李自成、罗汝才围攻光州，已经可以动用二十门火炮攻城了：

进剿的官军，也达到了六千之众.....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部的义军将会迎来一场质变

但是在这之前，李自成必须度过他在崇祯朝十七年中最困难的时光

此时为崇祯九年，年初的义军纵横陕西，与明军互有胜负，在义军队伍中表现最好的应该是李自成与张天琳部，其中张天琳因左光先、柳绍宗穷追不舍，且军中断粮投降，后因李自成再入陕北复举义旗。李自成除了在四月败于曹变蛟与左光先以外并无败绩。

虽然李自成战果颇丰，但是陕西义军的整体情形不容乐观，洪承畴虽然道德低劣，但其人军事水平极高，况且其麾下有曹变蛟、左光先、柳绍宗、贺人龙等人所率边军精锐，入陕义军渐感独木难支

是时候合兵了

原定在四月月末停留固原的混天星郭汝磐、九条龙刘进福南下，高迎祥于汉中北上攻石泉与李自成会和但是洪承畴提前预判了义军的动作，派遣左光先一路逼迫郭汝磐东走。

北面义军合军的计划已经泡汤，现在只能期望南面的高迎祥与李自成联合

好巧不巧，孙传庭刚走马上任

孙传庭其人，作战水平并不及洪承畴，练兵之法也并无出彩之处

但其胜在一个没下限：

孙传庭所统的官军，一路上拼命搜括居民的粮草财物，残酷地对农民政权管辖下的人民实行阶级报复。九月八日，兵至汝州，义军都尉李养纯投降。九日，抵宝丰城下。李自成任命的宝州牧陈可新、州判姜鲤组织百姓据城抵御。十二日晚，有绅衿二百八十八人私自出城投降，“城遂破，诸军蜂拥入，城中鼎沸，火光照若白昼。”陈可新、姜鲤等均被捕杀。孙传庭从投降的二百八十八人中，“择二高年，命一一指名，不能名者十余人，疑为贼，斩之。”对其他城中百姓，更借口“为贼固守”，全部杀光(22)。官军别部于十二日夜攻占唐县时，也借口义军老营曾留在该县，将全城居民屠戮殆尽。——《明末农民战争史》

击败高迎祥也是打了一个伏击，闯王（高迎祥为闯王）以长途跋涉、天降大雨骑兵施展不开、军中缺粮的情况下足足打了四天，最后力尽不支败退进山中被捉....

流寇数十万，最强无过闯王，彼多番、汉降丁，坚甲铁骑。洪承畴、卢象升即日报斩获，不过别营小队耳

此时的李自成还在纵横徽州、阶州

所以还是别吹孙传庭了

高迎祥被俘的一个月后，李自成终于和张天琳、郭汝磐、高迎祥余部会和，此时的李自成部为陕西义军仅存的劲旅，因此被推为“老掌盘子”

这段时期的各种资料应该注意的有三点：

一、李自成部农民军在崇祯九年之前的马军占比并没有想象中的高，真正的质变应是崇祯九年三月李自成奇袭天水明军牛马营补充数千战马，这也是在五月李自成能在徽州顺利躲过柳绍宗追击的主要原因

二、此时的陕西明军大致结构发生了变化，洪承畴主持的剿贼工作效果显著。主要体现在：

1·总督洪承畴战局判断精准，抓大放小；

2·其麾下总兵所辖标兵人数虽然没有变化，但是骑军的作用开始出现凸显，标营内部构成发生转变 比如崇祯九年兵部档表明进行追击任务的马军粮饷耗费太巨，逐渐成为一个大问题：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崇祯五年第一支被李自成成建制消灭的延绥总兵俞冲霄，其下标兵三千，有精骑一千。还有祖大乐转战郧阳时因骑兵不便入山，撇开骑兵只率步卒追击。而在明后期边军体系中本应带领奇兵的副总兵转变为率领步卒防守截击的角色（此前被李自成击杀的艾万年便是掌奇兵的副总兵），总兵职权进一步提升。

3·此时陕西明军军数虽少但总体实力还是强于闯军：

六月乙酉，洪承畴上言：“秦中兵今实数共骑步一万三千有奇，见选川兵五千有奇，俱步卒，专蓝田、商、雒等处，堵剿秦、豫接界之寇。先是，闯将李自成众约三四万，混天王众约二万，过天星、满天星众约二三万，历次剿散。混天王逃延绥、定边，势孤，复合闯将、过天星、满天星等，今奔延绥等处，犹可督责收拾。闯塌天、闯王、蝎子块俱出郧、襄，已奔兴安、汉中。进则入三秦，退可犯楚、豫。亟宜合兵凑饷，力图协剿——《明史纪事本末》

三、义军的由于多年流动作战的经历，逐渐形成了：喜欢设伏（以李自成为最）、攻城准备仓促分工不均、分兵较频繁、怯于野战的习惯，此类习惯应付崇祯四-八年的明军自然是绰绰有余，但洪承畴、卢象升主剿时一改往日方针。左光先、曹变蛟、柳绍宗部人数较少但机动性和战斗力极强，从屡次交战情况来看以上三部明军追赶的义军很紧，以至于李自成那么爱打伏击战的人经常来不及布置伏笔伏击明军；卢象升则不同，卢象升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他选择将入援辽军（骑军较多）并入前锋，火攻步卒三营置于后阵。且放弃分兵进剿的方法，采用增募主兵屯田，合主客兵一处寻敌决战，重堵不重剿。

其实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并无对错之分，陕西军队的马匹比荆楚多是事实，同时期的宣大总督标营五千中马军就占了两千，陕西的马匹自然比宣府更加宽裕。荆楚地在南方，也非边防重地，平日主要靠客军作战，而客军粮饷支出过大，主兵且少，这种方略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所以一南一北双管齐下，农民军在连番打击之下力不能支，陕北原三十六营如今死的死降的降。

因蝎子块部被明军围攻，李自成、张天琳被迫与蝎子块分开。后又于宝鸡中伏，被洪承畴、贺人龙追杀逃入千陇山中

李自成在千陇山中迎来了第一次成长

休整一个月后的李自成复出攻宝鸡，连战连胜，并且，李自成开始不畏惧与官兵正面野战，崇祯十年二月，李自成刚出山不久就与曹变蛟、白广恩、左光先、祖大弼（此人于松锦斩杀后金穆克谭）、孙显祖这帮猛人刚正面：”连战七日，杀伤相当“，一个月后洪承畴亲自率左光先、曹变蛟、马科、祖大弼、孙显祖又一次与李自成合战，还是没决出胜负。十多日后李自成分张天琳兵南下，独自屯兵徽州山中与明军主力合战。四月又与左光先、孙显祖、曹变蛟作战，两军于雨天大战，两败俱伤。

五月祖大弼追击义军孤军深入，又又又被伏击了.....死伤大半，游击祖杰、参将费邑宰、守备王泽鸿具死。

七月与明军相持与阶成山：”气焰风声，益非昔比“

此时的李自成已经转变了昔日的流寇打法，开始有目的的主动引军与明军主力决战，如遭遇尾随小股明军，便会十分熟练的打出一套伏击战（除了左光先）

同月在洪承畴、曹变蛟、左光先、孙传庭的夹击下伤亡千余的情况下保全老营，还打了一套防守反击

李自成军中出现”老营“，我倾向于将之理解为顺军的精锐嫡系，《石匮书后集》曾经提到农民军作战时一般将老弱士卒置于外，精锐骑兵置于内的战法，应该和《怀陵流寇始终录》中士卒护得老营撤退的记载吻合

又根据《孤儿吁天录》记载，张献忠于崇祯十年受抚时自报”马兵七千，步兵三千“（《上戴治院疏》）郧阳抚治造报了张献忠部花名册，其中提到解散一万八千农人，留下精兵一万一千。此时的李自成部总数应该也在三万左右总数最高不超过五万，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推测李自成部有精兵一万五千余。且从李自成多次避退入山的情况看，步骑比例应不及张献忠高，还是以步军为主

有些人在阅读史料时可能或多或少的产生了误区，比如“马大肥捷”之类的描述多用于形容张献忠、罗汝才等人而非李自成。

《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崇祯十五年时罗汝才部有已有五哨骑军，每哨三千，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而对于李自成的记录依据时间先后，其军队作战方式并不相同。

在李自成被陈奇瑜围困时，其部下应以骑兵为主，《绥寇纪略》记载其被困于车箱峡时因大雨马匹困顿，弓弦不张，李闯部的战法应该还是以弓骑为主。与陈子龙《陈忠裕文集》卷三“骑兵步兵”记载相符：

我聞將吏之言曰寇非智勇遇人也壯賊人挾兩騎去來如輻風人不及覺其格鬬也去官軍討四十步則駐馬不勁弓弩齊發俟我小卻遂馳騎躁禍之或從旁起伏橫截我陣我兵之昕以數牝也此雖敗軍懦將之言然不可

当然这种以弓弩在四十步距离进行火力投射的战术并不能很好的对付明军的火车营攻势，明军的常规战术通常为马军为前锋，火车营（或者是操火器步兵）居后。同时期的后金实际上也大体沿袭这个思路，只不过后金的重骑数量和质量上比起明军优势更大，而明军方面则是轻炮装备率更高

后金的作战思路在努尔哈赤时期的特点大致为车骑配合

从《满洲实录》“太祖破董仲贵战图”可以看出，后金是依托盾车掩护其精锐重骑在明方一万步兵的枪炮射击下进入骑兵作战范围，从而突破屏障，《清太祖实录》中有“楯车冲入敌营”的相关记载

皇太极时期后金的火炮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有搅和明军驻堡的、也有掳掠汉人工匠进行仿制的（一开始的质量不怎么好），在大凌河明金双方的长山之战皇太极先是撇开车营率两万骑兵突击明军，其中左翼因为躲避明军炮火跑到了右翼，明军在损失过半后合营，皇太极复于明军东面布置大炮火箭轰击，等到车营到来，再以盾车当先，骑兵于后射箭，一番苦战后击溃明军。后金佟养性所辖主要为战车。松锦的东西石门之战，明军阳和五营把总九营中军带炮二十门与后金互射，不分胜负

说回李自成这边，崇祯九年十年李自成出陇山开始寻敌野战的表现来看，其应该改变了之前的思路，采用了崇祯十四年被明方记录的“三堵墙”战法

所谓“三堵墙”就是前锋列马兵三万（《国榷》一说一列七千二百人）分为三列，分别着红、白、黑三种颜色的号衣，三阵列前者返回后者向前，轮番迭承。如果久战不胜，便使马兵佯败，长枪步兵三万又接战，马军回转分两翼合击

所以也难怪洪承畴会说：“左右埋伏，更番迭承，则剿杀之难也”

但此时的李自成军中真正的精锐战兵只有一万余，除开老八队，其中还有一些是高迎祥余部

但是在崇祯十一年洪承畴、傅宗龙、孙传庭、曹变蛟、左光先的联合打击下，义军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明军猛烈的连环打击下分兵逃散，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投降，李自成几乎被左光先追击了一整年，最危险的时候李自成本人只剩三百余骑的两军相隔四十里。

被孙传庭于南原伏击后，只剩下了十八骑

但是即便如此，李自成也始终没有受抚，甚至去说服张献忠复反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延绥镇志》记载，李自成在崇祯十一年的减员并不是被歼灭的，其实八队本部很多是被冲散了，在商洛山中李自成一直在“收集散亡”，并且一改年轻时的作风“昼则射猎，夜则读书”

出山之后的一年李自成也打出八队的旗号收集往日被冲散的旧部，几个月后又招得精锐千余，后遁入商洛山接受各处流散的农民军势力进行整编重组，这也是为什么仅仅在一个月后，重组的农民军能够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

待到崇祯十三年末，李自成已然破茧化蝶，以猛虎下山之势席卷河南，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加入义军，李自成正式开始了他的永昌之旅

关于崇祯十四年以后的战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大面积明方人员倒戈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粗表，不全)

李自成军在崇祯十四年打了几场大规模的歼灭战，成建制的消灭了明军在北方所剩无几的有生力量，并且缴获了大量武备军器，火炮的运用逐渐得心应手，火炮因后勤局限和出现时间较晚一般不用于野战

李自成本人的指挥能力和技战术水平可以说是绝无敌手，最有名的郏县之战，李自成先断粮道逼迫孙传庭出击，白光恩认为士兵疲累胜算不大，开战前带着自己的八千人火车营撒丫子溜了，李自成军中有一个被俘虏的原明士人，李自成很器重他，没想到他暗中和孙传庭商量里应外合。两人书信被李自成发觉后，李就将计就计。在阵前一改往日战法将阵型设五重，最外为老弱，次三层为骑军，再次骁骑，嫡系老营家口居中，明军冲破三层马军阵型又遇骁骑死斗、步卒以白木棍击打，余众为新兵，见马军尽没，纷纷溃逃。

至少在崇祯十七年，大顺军的战斗力、军器、战阵经验、主帅能力经过这十七年炼狱一般战火淬炼，已经完全不逊于关外的后金

其最大的差别在于——大顺太年轻

顺军的战斗力特别是战斗意志可以说是更胜一筹的，但是其并没有适应后金在辽西战争中火器为重的作战方式，顺军的马军步卒的三眼枪、快枪装备的应用很广泛，但是明代战争形态已经是冷热兵器并重，热兵器对于后勤体系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所以大顺还不具备在野战中大规模投入使用各式轻炮战铳的条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顺军缴获明军大量火车营但运用不广的道理。

后金则不同，辽西的高烈度战争将后金军备体系建构成为明军的加强版，其重骑战斗力完全可以与闯军的骁骑相比，更重要的是将盾车、炮车与骑兵结合的车骑战术，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后金对大顺是有一个信息差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顺军在地形兵力的主场优势情况下对付后金常常是两败俱伤，况且入关后大批前明兵将降清，清军实力更是暴涨。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李自成对后金的判断失误，而且高估了吴三桂此人的节操，即使是在一片石后金倾巢出动+吴三桂辽军的情况下，李自成处于兵力的绝对劣势一方，最终依然带领数千骑精锐有序撤往真定。

潼关之战，刘芳亮、李自成在顺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多次袭营，虽然在清军的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但是具《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记载分析，有几次清军险些崩阵

所以大顺并非简单的打不过，只是再牛逼的人也抵不过“时也命也”

反驳那些说“明不亡于流寇”的人，让他们自己去看看流寇死事诸臣表：

你跟我说不亡与流寇？上到总督下到知县割麦子一样死，这™不叫亡于流寇？

附：除开表中所记，其他时间段投闯的明军还有（类似姜瓖那种光速投清的人间の屑不计入）：

原明军副将后为罗汝才心腹的赵应元；

西安内应原明军副将王良智（其死因不详）

原明陕西兵备道樊一蘅麾下标将贺珍

固原->甘州总兵左光先（明末t0级别的猛人）崇祯十六年降于李自成，深得李自成信任，永昌二年富池口断后被俘降清

榆林总兵梁甫

原明总兵陈永福、其子陈德

宁夏总兵官抚民，死于山海关

原明保德守备白帮政

原明朝密云巡抚王则尧

原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韩文铨

原明朝将领罗岱的家丁谢应龙，精通火器

大顺军的人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来源：

第一，李自成从商洛山带出来的老兄弟。这些人军事素质过硬，组织纪律性极强，而且对李自成绝对忠诚，都是在最艰难危险的环境下与李自成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死忠。唯一的问题就是数量太少，只有一千来人。

第二，以河南人为主的饥民。他们是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也是闯军能崛起中原的基础。但是，这些人的军事素养很一般，闯军也一直没有时间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整训，只能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谁活下来谁就是精锐。

第三，以秦军为主的官军降兵。这些人就是某些人口中的“九边精锐”，九边之中，甘肃、固原、宁夏、延绥、山西、大同、宣府、蓟门八镇的兵马大部分都被李自成打败收编了。可是由于时间太仓促，李自成完全没时间对他们整编，几乎都是由原来的将领继续统带部队。

这些人的战斗力固然不错，可是意志力、纪律性都比闯军嫡系差得远。打顺风仗的时候，固然勇猛无比，可是到了逆境之中，还是那些饥民以及早期与闯军共患难过的官军逃兵能坚持抗战，而那些后期成建制收编的官军，只有少数几支部队打得很顽强，大部分都是败退甚至投降。

在打明军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毕竟明军已经菜成那个德性了。而他们遭遇的清军，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手。

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根据地，经过33年的经营，到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统一了除叶赫部之外的女真各部。1618年攻明，1621年夺取辽沈。到1644年的时候，他们已经用一个甲子的时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军事体系。

如果说1644年的清军已经进化到了完全体，当时的闯军只能算成长期。

论军队的作战经验、兵员素质，清军经过了和明军多年战争的锤炼，不是闯军中比例过高的新兵能比的，只有少数闯军老部队才能达到清军的水平。

论组织纪律性，清军有成熟的军事制度，且结成了比较稳固的利益集团，而新投靠李自成的军阀们没有太多利益和闯军捆绑在一起，李自成也缺乏制约他们的手段。襄阳建政以前就加入李自成麾下的那些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是不亚于清军的，可是只靠他们根本填不满战线。

在意志力、斗志上，闯军的嫡系部队丝毫不亚于清军，甚至比清军更强。至于那些当惯了墙头草的明军，他们有意志力？

后勤补给上，双方是半斤八两，清朝在辽东经营时间虽长，但辽东能提供的后勤补给是很有限的。闯军控制的地盘虽然很大，但是几乎全是1644年才开始恢复生产，1643年只有鄂北豫南一带组织了屯田。

清军在火器部队的运用上也比闯军有优势。

直到忠贞营时期，闯军才完成了整合。经过从山海关之战到荆州之战的大浪淘沙，那些不够忠诚的人该跑的都跑了。但是这个时候，闯军老部队已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地盘也只剩下夔东一隅，没有稳定的粮饷来源，清军又不像明军那样垃圾，闯军没有流动作战的条件。结果就是军队只能越打越少，和清军硬拼消耗，还有大量水土不服、瘟疫等因素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所以也就再也不具备战胜清军的条件。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相信那种斗兽棋一样的战力比较？

九边精锐都是让满清歼灭的？

那武安之战中被歼灭的昌平兵算什么？

那为什么蓟门总兵邓玘在汤阴之战被李自成摁着暴打？

为什么陇州之战中贺人龙被打得跟孙子似的？

为什么曹文诏的兵马被闯军杀得只剩不到两千人？

为什么尤世威面对李自成打都没打就垮了？

为什么俞冲霄手下的延绥骑兵被全歼了？

为什么华亭之战中洪承畴和李自成鏖战七天也只能拼个两败俱伤？

为什么左光先、曹变蛟和孙显祖在郭家坝之战里又和闯军打得两败俱伤？

为什么祖大弼带来的关宁军在铁锁关之战里死伤大半？

为什么取得“西南奇捷”的侯良柱死在李自成手里了？

在商洛山时期以前，李自成和明军一直是互有胜负。用郝摇旗的话说：

商洛山之前，农民军和明军的战斗就是一场比拼意志力的消耗战，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伤亡。

为什么一贯以杀降著称的洪承畴在崇祯十一年的时候反而招安了大批农民军，甚至把白广恩、高杰、牛成虎、折增修等人当成了中坚力量，对于高汝利、张天琳、刘忠、郭应聘、焦得名、武大定这些人当了官军却不肯打其他农民军的做法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崇祯连张献忠和罗汝才都急不可耐地招安？

因为明军在这场鏖战中也被农民军消耗得非常虚弱，银子花没了，粮食吃光了，军中的老兵大量伤亡，还流行瘟疫。

不招安流寇，和他们打到底？要消耗的军费将比发给这些受招安部队的军饷高得多。如果崇祯、洪承畴、孙传庭手里有钱有兵有粮，他们难道不想把农民军斩尽杀绝吗？他们是真没这个本事。崇祯十一年洪承畴、孙传庭进京勤王时，都不得不带着高汝利、张天琳、刘忠这些刚招安没多久的农民军一起去才能保证足够的兵力。

至于李自成冲出商洛山之后，那就只剩下闯军吊打明军了。傅宗龙、杨文岳、汪乔年、丁启睿、孙传庭五个督抚轮番上阵，结果除了丁启睿之外都送人头了。倒不是因为丁启睿最厉害，而是因为丁启睿最不要脸，葬送了十八万大军还有脸回来。

四个总督被击毙，几十万大军被歼灭，还有人在这里腆着脸说明军打得赢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