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周小川表示：资产价格不纳入通胀考虑已不行了，怎么纳入还需研究？ 第1页

那篇文章的文风非常潇洒...但我感觉这个论文要和很多东西摆在一起看才能理解

首先，最近楼部长，耶伦，小川行长都非常活跃。关于央行货币政策的效力，他们在2016年就提出过质疑。

这种对货币政策的质疑，在更大的背景下，也是一种修正，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央行的盲信，让发达国家逐渐从凯恩斯主义转向货币主义。这个过程中，央行逐渐从配角走上主舞台。但实话说，这40年的经济表现难言令人满意。这种反思并不是无源之水。

最后，这里会有一个令人唏嘘的错配，当欧美央行纷纷说财政政策的时候，人民银行依然需要先建立起一个现代的中央银行制度。但欧美经济主义的风向左吹的时候，共和国还需要向右建立一个跟健全的市场。

我是支持这种举动的，过于激进的改革，不契合自己情况的激进设想最后大概率变成一地鸡毛。

在我的理解中，中央银行的意义和矛盾在于，他们尝试用控制经济先行指标，引导经济同步指标的增长，然后观察经济滞后指标的变化来判断自己政策效果如何。

先行指标主要是货币/信贷相关，PMI是一个设计出来但异常成功的先行指标；同步指标主要是GDP/工业/消费；滞后指标主要就是通胀和失业率，两个东西用菲利普斯曲线的构想耦合在一起

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逻辑断点

• 先行/同步/滞后指标到底准不准
• 先行指标向滞后指标的传导是如何发生的?

这就是周行长文中提到的那三个问题

第一个差错是先行指标如果不准咋办...如果M2不能代表货币的概念....

第二个是，如果先行指标不能传导去滞后指标咋办

第三个是如果滞后指标不准咋办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论文，是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作用逐渐失效的40年大环境下，从2016年开始，对于货币政策改良设想中的一部分。而它注重说的是，滞后指标不准的问题。而这只是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而已...

而且央行可没闲着，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先行指标不准的问题，易行长一直说随着国家的发展，M2对信贷的耦合其实是变糟糕的。

举个例子，一个美国公司在阿斯塔纳决定借坚戈修一个涮羊肉火锅店，然后双方决定贷款合同以美元计价坚戈支付。这时候联储什么都没做，联储也不知道这事情，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报备，这是哈萨克央行报表中的问题。然后联储在加息的时候，发现美元升值，导致那笔贷款的偿债压力变大，带来了当地风险（还记得耶伦说联储必须关注全球经济么？被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攻击，痴人），然后通过金融市场的波动或者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传回到美国国内。这个时候美国的M2和美国面临的风险关系就没有那么大了。

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以后大概率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先行指标以后不一定是M2了，M2和名义GDP相匹配只是一个过度目标，会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要搞出一个“张三李四规则”来观察人行的LPR

而即便是数量型的货币政策，M2也不是一个好指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融指标被发明出来。

再例如传导不顺畅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市场自己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一种是不太相信市场，加强监管。

如果说在以前，发达国家都比较相信自由市场，就是佛系调节利率，在08年以后，央行都或多或少发现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中的传导存在问题。联储的QE，欧央行的TLTRO，日央行的YCC这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其实都代表了欧美央行从利率调节中走出来，或多或少开始介入市场。鲍威尔所谓的Rick Assesment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事。

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人行的看法是我们是少有的正常货币政策国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银行盲信利率可以完成一切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解决先行指标向同步指标的传导。

如果你不相信自由市场，窗口指导和精准滴灌就是一个必须的事情....

综上所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弊端被发现，全球主流经济思路向右转（这里的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右是奥地利学派）。央行们的地位开始上升，然而40年后我们在经济的泥潭中开始反思。央行们自己也开始反思，对先行指标的反思第一个开始，其次是对于先行指标向滞后指标传导的反思。同步指标不是央行可以置喙的问题，但对于GDP目标制的思考并不是没有发生，而现在轮到了滞后指标的反思。

这一轮反思本来有可能在2016年带来变革，可惜特朗普的上台，耶伦和德拉吉的离职让改革停滞。最近他们看起来想再来一次。某种意义上，这是央行们的自救，经济降速所有问题都会发生，覆巢之下无完卵

但在更大的角度上，如果央行们的自救失败，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到时候80年代开始的那个从左往右趋势说不定就会反向。而这同样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螺旋前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