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
元朝的国号在蒙古文史料中,一直是“ᠶᠡᠬᠡ ᠮᠤᠩᠭᠤᠯ ᠤᠯᠤᠰ”,转写为:“yeke mongγol ulus”,直译为:“大蒙古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由皇帝授意刻写的碑文中也出现过带有“大元”字样的国号,比如《达鲁花赤竹温台碑》中有“ᠳᠠᠢ ᠥᠨ ᠬᠡᠮᠡᠬᠦ ᠶᠡᠬᠡ ᠮᠤᠩᠭᠤᠯ ᠤᠯᠤᠰ”的字样,转写为“dai ön kemekü yeke mongγol ulus”,直译为:“被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无独有偶,在《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中有“ᠳᠠᠢ ᠥᠨ ᠶᠡᠬᠡ ᠮᠤᠩᠭᠤᠯ ᠤᠯᠤᠰ”,转写为“dai ön yeke mongγol ulus”,直译为:“大元大蒙古国”。
元朝的汉语国号为“大元”,和“大明”、“大清”一样,这个“大”是包含的国号里面的,而非外加的修饰语。取自《易经》之 《乾》中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虽然不同文化的人群对“大元”国号内涵的理解不一样,但“大元”国号不仅在汉文化圈传播,而且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了蒙、藏、西夏等非汉文化人群,是面向全体臣民的、具有法理权威性的政治符号[1]。
二、清朝
与元朝不同的是,清朝的国号在汉语和满语中的名称是比较统一的,通常是互相音译意译为主。比如汉语正式国号为“大清国”,是音译自满语词“ ᡩᠠᡳᠴᡳᠩ ᡤᡠᡵᡠᠨ”,转写为:“daicing gurun”,“daicing”通常认为是蒙古语外来词,或者说是蒙满语共有词。词根为᠌“ᠳᠠᠢᠨ”,转写为“dain”,意为“战争”,派生出蒙古语“ᠳᠠᠢᠴᠢᠳ”“战士”,在满语中发生音变成“ᡩᠠᡳᠴᡳᠩ”“daicing”。
不可否认,在选用汉语音译用字时,清廷比较“聪明”的选择了“大清”这个词,事实上多尔衮很擅长做这样的事,可以看看你曾经对清朝有过什么误解? 。但“大清”属实就是清朝的名字。好比一个人姓叶赫那拉,“叶赫”是蒙古语的“大”,没错就是“大蒙古国”的那个“大”,“那拉”是蒙古语的“太阳”,总不能因为这个人又瘦小又不阳光就不让他姓叶赫那拉吧。
在满语中,中国一词为“ᡩᡠᠯᡳᠮᠪᠠᡳ ᡤᡠᡵᡠᠨ”,转写为“dulimbai gurun”,直译为“中间地方上的国家”,就是汉语“中国”的意译。清朝是第一个对外自称“中国”的朝代,《尼布楚条约》原件使用拉丁文、俄文、满文文本,满文文本中,清朝自称为“dulimbai gurun”。更多清朝国号相关的知识可以阅读 @佟佳斡啜 姐姐的清朝时我国对外的国名是「中国」还是「大清国」? 。
有关大清国号的个人看法,请看:
三、说明
我对清史元史了解甚少,且已经决定不再在知乎参与民族问题的讨论。所以回答内容基本就是查查字典,如果发现文中传统蒙古文或满文显示异常,请在网页上查看。还请不要在我的回答下面刷不相关的评论,尤其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关历史民族的事。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这两个已经作古了的封建王朝。
补充一张图片[2],我只是告诉你这样说是不合适,至于你想怎么说,那完完全全是你自己的事。我的原则是,不怀好意的小号一律拉黑,阴阳怪气的评论一律删除,本就不实名,小号就更可以说不负责任的话,你都不愿意用你的大号说话,我为什么要理你?
四、补充
看到有人说我卖弄,真是莫名其妙,你想说就说你的观点,扯我干什么,我已经说了:第一,“通常认为”;第二,本文的工作就是查字典,除了关于我自己姓氏的论述,没有一丁点私货;第三、“daicing”来源问题,至今没有确切定论,怎么你引用的是定论,我引用的就是没有道理呢?
既然已经被别人说了,那么不妨说说我自己的看法:首先,“cing”来自于“诚”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满语有很多表示“诚”的词,没必要音译汉语,常见的就有“unenggi”、“yargiyangga”。直接叫“大诚国”不好么?
其次在改国号之前,“daicing”就普遍作为称号使用了,难道那个时候努尔哈赤就为了未来要安抚汉人就给别人“大诚”的封号?比如多尔衮的“mergen daicing beile”。“daicing”在当时的满语里是有实义的,而且通常和“baturu”并列使用,意味着有相近词性甚至词义。非要觉得古人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这种以后来的事论证以前的事是不合逻辑的。
以上三张图截自《满洲实录》,最后一段转写如下:
taidzu genggiyen han doro bahara onggolo, neneme gaiha fujin de banjiha amba jui da gebu cuyeng, tukiyehe gebu argatu tumen, jacinjui gebu daišan, tukiyehe gebu guyeng baturu. jai gaiha anggasi fujin de banjihangge manggūltai, degelei. dulimbai amba fujin de banjihangge hong taiji, tere manju gurun i sure han inu. amaga amba fujin de banjihangge ajige, dorgon tukiyehe gebu mergen daicing, dodo tukiyehe gebu erke cuhur. ashan i fujin de banjihangge abatai. buyai fujisa de banjihangge abai, tanggüdai, tabai, babutai, babuhai.
能提出疑问的人,应该对满语很熟悉,自然不用我翻译,请大家自行判断词性。
最后,既然你提了一些称号里带“cing”的喇嘛,我也给你看个劲爆的“daicing”用作人名,《西域同文志》记载有一个人叫“ombu daicing hošooci”,难道翻译成“大诚子”么?
又有人拿什么“清朝国号daicing是满语和蒙古语,意思均是“战士”;daicing gurun意思是“战士(拥有)的国家”出来卖弄。
满语有名词dain(军旅,战争),满语也有词尾-ci和-cin,但它没有词汇daici和daicin。
《蒙古语词根词典》以为dai是汉语“大”借词,dayičing是čing ulus(清朝)的敬称:yeke čing ulus(大清朝);čing, 借自汉语“诚”,专心的,诚挚的。
万历六年(1578)俺答在青海湖畔与锁南坚错见面受灌顶的事儿,从此蒙古右翼全都改信西藏佛教格鲁派,达赖喇嘛出现于历史。
在青海湖畔盛大皈依仪式上,俺答汗给锁南坚错等高僧奉上尊号,也给促成师徒因缘的有功喇嘛赐以封号:“谓阿兴喇嘛首倡宗教劝修清净善业,赐以额齐格喇嘛之号;为报其恭请呼图克图达赖喇嘛(之功),赐思达陇囊素以岱青达尔罕囊素(dayičing darqan nangsu)之号”(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第224节)。蒙古语ečige,父亲;岱青即dayičing清代译法;darqan,自在。由上述新转入佛教信仰的情境看,这样的场合,给一位喇嘛高僧加号“战士”???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明代蒙古史家、内蒙古大学教授薄音湖(Buyanküü)做过考证,已厘清那不是蒙古语,而是汉语里来的,且是两个字合成的,固然未能确定dayičing具体涵义,但dai借自汉语的“大”,čing借自汉语的“诚”。čing此前见于《元朝秘史》与洪武本《华夷译语》(《明代蒙古的若干称号》,1998)。不同语境čing有诚实(čing ünen)、实在(如实数:čing tuγa)、坚固(čing batu)等意思。čing也用于人名如čing tayiji, čing baγatur。五世至七世达赖喇嘛曾密集地给蒙藏贵人加封号、赐印章,封号上常有dayičing字样,藏文写作davi ching,例如1721年给藏族康济鼐加号davi ching bā thur(<蒙古语dayičing baγatur),显示这个词也并不是藏语。既非蒙古语又非藏语,再看dai-cing音节特点和明清的地域文化接触的场景,那只能是汉语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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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满汉辞典《大清全书》、其后皇帝第一部满满词典《御制清文鉴》(1708)到御制合璧《五体清文鉴》里面均没有这个daicing词条。这件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daicing这个字用作国号以后,虽然朝廷没有命令,已经忌讳作别的词来使用。但是《元朝秘史》《华夷译语》与现存女真文资料没有作“战士”解的daicing这个字;在大清国号建立之前写就的、后来未经修改的满文《旧满洲档》,也没有。
清朝皇帝退位之后的满语、锡伯语、蒙古语词汇,自然不再受到清朝政治的约束,但查阅这三语的辞典,甚至民国期间外蒙古编的《蒙古语详解词典》(mongγol ügen ü tayilburi toli, 北京,1994)、当代我国蒙古语族语言词典,要么没有daicing(dayičing)这个词条,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历史上朝代名“大清”。
所以我就想问某人号称查字典“多尔衮的“ mergen daicing beile ”。“ daicing ”在当时的满语里是有实义的,而且通常和“ baturu ”并列使用”到底出自哪本字典?
所谓 mergen daicing beile 在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出处——
天聪九年八月,出征察哈尔的多尔衮(dorgon, hošoi mergen daicing beile)等四位贝勒,获得林丹汗所藏历代传国玉玺(汉篆“制诰之宝”),大喜,说“我们的汗有福了,天给了此印”(这是旧满洲档纪录,乾隆朝钦定太宗实录改成:“多尔衮等喜甚,曰:皇上洪福非常,天赐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九月初六日,汗出营迎接出师返回的诸贝勒,率众拜天。出师诸贝勒设案,把所获玉玺置于红毡上,命两位固山额真捧案各一端,诸贝勒率众遥跪,奉呈给汗;汗设案于黄幄之前,案上陈香烛。汗受玉玺,亲捧之,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复位,激动地说:“这玉宝玺是往昔历代帝王用的宝玺啊”,连说两遍。显然意识到玉玺是自己受命于天的标志。外地驻扎的归降汉官孔有德、耿仲明得到玉玺消息,十九日向皇太极指出,这是天命归于金国汗,授命像尧舜文王那样再次一统天下的征象,劝其速成大业。金国于是照这个方向推进,十二月推戴皇太极受皇帝尊号,第二年四月十一日祭告天地,接受满蒙汉人众推戴,即皇帝位(hūwangdi soorin),建国改元。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月采纳明朝文物制度以急剧中国化,可以看出,无论尊号国号年号,都是从汉文去构想的。在评析了对于“大清”国号的各种说法之后,松村润认为这个国号是汉文的,取自《管子》心术下篇与内业篇之“镜大清者,视乎大明”,“鉴于大清,视于大明”,大清即天,大明即日月,天盖过日月。满文写法daicing只是汉字音译。这是在跟明朝对比的思想下制定国号的。
他还申说,最为明确的是“崇德”年号,当时明朝年号是“崇祯”,两者的类似,不是偶合;即对于大明的“崇尚祯祥”,大清朝则宣示“崇尚道德”,较明朝高出一筹,高自标置。“大清”国号也是这个逻辑,“大清”即天(满语abka),要压过明朝的“日月”并取而代之。这是汉人的思考方法,也显示当时皇太极对汉文化的倾心(以上松村润《崇德の改元と大清の国号について》,1969;《大清国号考》
前面也说了在蒙语不同语境čing有诚实(čing ünen)、实在(如实数:čing tuγa)、坚固(čing batu)等意思。根本就不会有翻译成所谓“大诚子”的问题。
附:满州实录中多尔衮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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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