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任何制度都不是凭空出现的。
所谓新事物必然替代旧事物,正如新制度必然替代旧制度,也正如周制替代商制,秦制替代周制,汉制替代秦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和绝缘。新事物是基于旧事物而出现的,就像周人在商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经验教训及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制定周制,秦人在周制的基础上结合晋(魏)制、齐制、楚制的变革经验而制定秦制,汉人在秦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经验教训和实际社会环境而制定汉制。
总之,新制度必然与旧制度存在有继承关系。任何成功的统治者都要继承其中可以或需要继承的内容,还要参考旧制度取代更旧制度的变革经验进行新一轮的变革,由此才能孕育出基于旧制度但不同于旧制度的新制度。
因此,汉承秦制着实是一件十分稀疏平常的事情,也是任何一段历史交替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想用这一点肯定或否定秦制都无甚说服力。
需要说明,我不认为题主说的这种观点系“秦粉”言论。据我了解,“秦粉”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秦朝是法治(或法制国家),与汉朝是人治(或专制国家),“秦粉”通常认为汉代制度是倒退,由此导致了中国在20个世纪以后的衰弱和落后。
2,
如果说汉代的强盛是“秦制的功劳”,那么存在一个比较棘手的逻辑难题:
新事物创造的成果是否应该归功于旧事物所提供的基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话:
旧事物要对基础提供到什么程度才能将新事物的成果归功于自己?
比如说:
商晚期,周人一直在学习晚商的制度,再结合周初的环境制定了周制,那么成康之世是否为“商制的功劳”?
再比如说:
秦国在战国中前期引进魏国的相关变革经验,并根据秦国的实际环境进行调整、改良,那么秦国在之后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是否为“魏制的功劳”?
我个人认为上述逻辑不成立。估计有些中学生会管这个叫“诡辩”。具体看个人。
3,
制度并非国家强盛的唯一条件。
汉代的强盛并不只有制度原因,就像秦国的强大也不只有制度原因。
这里必须要为“秦粉”澄清一点:
“秦粉”史学界实际也不认为制度是秦国强大的唯一条件,相比制度而言“七代明君”也是一个重要或者更重要的条件——虽然我一直没闹懂“秦粉”史学界对“明君”的神奇标准是什么。
“唯制度论”一般是“河x派”思潮的观点。补充一点,“河x派”思潮并不是指该作品问世以后才出现的思潮,而是以其为代表此前就早已有之的思潮——这里为一些中学生特别解释一下。
4,
秦朝的迅速崩溃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一个无法绕开的原因就在于:
秦廷在度过7个世纪漫长寿命的老迈和糜烂。
当然,国家机器并非自然人,它本身是不会老迈的,所导致的高度糜烂实际还和制度有直接关系——但任何一种古代制度都不可能解决因老迈而导致的高度糜烂,将秦(国)王朝在7个世纪寿命以后的寿终正寝归咎于秦制显然……有点难为秦制了。
5,
不过,这个话题总会让《大秦帝国》和《秦吏》研究历史的中学生伤透了心,一些特别孤独的中学生会尤其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