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和很多大臣都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而予以毁灭禁止？ 第1页

我先说个罗马的故事。

据说，公元1世纪有位工匠，他发明出一种节约人力劳动的机器，献给了韦斯巴芗皇帝。

韦斯巴芗，这位以重建帝国秩序、善于经营国库闻名的君主，下令重赏工匠，

然后命令他再也不许制造这种混账东西。

韦斯巴芗是古代统治者的一个代表。这群人或许愚昧，但并不愚蠢。

他们知道技术可以带来财富，但是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稳定，而非效率。

如果技术带来的只是生产率提升，那么我想任何有脑子的统治者都会张开双臂欢迎它。

问题在于，技术必然会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影响分配，影响生产关系，影响阶层力量对比。

而且怎么个影响法，是难以预测的。

这才是真正要命的事情。

17世纪时，一位法国传教士翻山越岭，终于见到了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苏里雅·翁萨。

传教士向国王建议说：修建公路和运河吧！陛下的王国将会空前富饶，我也不至于如此艰辛。

苏里雅·翁萨笑着回答说，那样外敌和叛军就会畅行无阻，所以我看，现在这样挺好的。

19世纪初，大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瓦尔写信给巴拉圭执政官弗朗西亚博士，建议他打开国门。

狡黠的独裁者给解放者回信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我们宁愿在泥巴里过活。

20世纪中，扎伊尔的暴君蒙博托看到邻国布隆迪的同行被人民起义赶下了台，就写信说：

“我早告诉你不要修路，现在他们正在你修的路上开着车来反对你。”

他还不忘得意洋洋地补充说：“我统治扎伊尔二十年，就没修过一条路！”

从最智慧的明君到最残酷的暴君，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技术会带来财富。

但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技术意味着变化，而变化意味着风险。

玩脱了的例子太多了，我们还是拿罗马来说一个。

不过这一次不是古罗马，而是罗马教廷。

为了给漂亮的西斯廷礼拜堂筹集建筑经费，15世纪下半叶的罗马教会正在大举兜售赎罪券。

赎罪劵卖的太多了，但教士们还想卖的更多。

贪婪让他们放松了警惕，让他们接纳了一种来自德国的新技术——印刷机。

然而短短几年之后，事态已经不受控制了。因为印刷机里翻滚而出的可不只有赎罪券，

还有政治传单、俗语版圣经、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亡羊补牢的教会创造了一项新发明——出版审查——历史将会证明，它的生命力比印刷机更顽强。

但是印刷机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可挽回了。

幸运的奥斯曼帝国得以见证这件事的全过程，并且成功把火苗闷死在了柴垛里。

1492年，当流亡的犹太人把印刷机带到土耳其时，伊斯兰教士阶层及时地发布了命令。

在之后二百多年当中，整个帝国都没有一本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者土耳其文印刷的书。

土耳其的统治者愚蠢吗？并不，他们反而是太聪明了。

他们维护了伊斯兰的统一，笑看基督教的分裂和内斗。

至于18世纪之后，效率在世界上竟然变得比稳定还重要，这种事谁能预料到呢？

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叫做马尔萨斯世界，或者说，受马尔萨斯-李嘉图定律支配的世界。

这个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存在任何可持续的指数增长，到处都是残酷的存量竞争与零和博弈。

在古代世界，零星的技术创新时有发生，但是任何增量都会迅速被人口增长平抑。

结果就是，任何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浮动，所有国家的财富都是温饱线乘人口数。

随便发生点什么事，对人口的影响都比技术来得猛烈。那么技术不是“旁门左道”还能是什么？

对于古代国家来说，持久稳定比技术创新靠谱太多了。

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从来没有变过。

拉美西斯二世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巴勒斯坦的行军速度是差不多的，四千年了路一直是那么破。

汉武帝和华盛顿所统治国家的城镇化率是差不多的，都不过20%，不能再高了。

哈伦.拉希德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差不多的，用的也都是旱厕。

查士丁尼一世和苏莱曼一世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人口是差不多的，所有人平均寿命都是35岁。

如果有个汉朝人穿越到了明朝，请大家不必为他担心，因为他很快就能适应新生活。

所以，古代人是真的不明白，技术有什么要紧的啊？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认为，这个世界处于某种停滞或循环当中，直到末日（如果有的话）。

中国人看到王朝周期，古埃及人看到神话重演，日本人相信皇国永续，伊朗人相信斗争不灭。

佛教徒、古希腊人相信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坏，基督徒和穆斯林常说：“末日近了。”

谁要是相信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个几千年来看上去没有变过的世界，他一定是疯了。

所以，当新技术带着影响分配、改造社会关系的力量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古人一定是警惕的。

统治者担心失去权力，被统治者担心日子过得更糟。

19世纪初，愤怒的英国工人大举捣毁机器，史称卢德运动。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发现，机器没有让他们过得更好，反而是更糟了。

机器带来的是更长的工作时间，更恶劣的工作条件，更多的失业。

一百五十年后，在英国老爷们离开印度的那个夜晚，甘地正在用手工纺布，表达自己的不满。

甘地并不比推崇工业化的尼赫鲁愚蠢，他只是清楚地看到，孟加拉工人过的比小农更惨。

实事求是来说，古代社会恐惧技术进步的，并非只有统治者，人民群众也是一样。

在中国第一条铁路面前，“京师人诧所未闻，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

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并不比八旗勋贵更能接受新技术，他们的恐惧是一致的。

印度老百姓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仅仅是因为愚昧吗？

他们痛恨的不是室内厕所，而是室内厕所代表的英国殖民主义。

喀麦隆老百姓拒绝接种疫苗，仅仅是因为迷信吗？

他们仍然记得，法国殖民者是如何用打疫苗的名义，强行抓走他们的孩子的。

在技术创新常态化，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今天，技术披上了“中立”“普善”的外衣。

然而事实是，每一个人都能清晰感受到，技术和阶层力量是绑定的，是统治和被统治的一部分。

当然，整体评价来说，技术是伟大的。如果没有技术，人类就不可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如此，我们也就无需疑惑，为什么古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恐惧技术。

毕竟，他们享受不了技术引领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福利，又得吃技术破坏社会稳定的苦头。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转基因、核技术充满这样那样的恐惧。

回到看什么都是巫术的古代，这种心态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

大清该不该修铁路的争议其实很契合这个问题。

1880年刘铭传、李鸿章上书清国朝廷要修铁路。李鸿章还专门写了《妥筹铁路事宜折》提出修建铁路有九大益处。

但出使过英、德、奥、荷，亲自坐过铁路的清国外交官刘锡鸿却反对修建铁路，并针锋相对写出了《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提出修建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示大清国万万不可修建铁路。

结果朝廷听取了刘锡鸿们的意见，帝师翁同龢甚至认为“看刘云升(锡鸿)奏铁路不可修状，言言中肯”。

你可能觉得刘锡鸿是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他亲眼看过铁路、坐过铁路，知道“火车之利于遄行，速者一昼夜三千里，缓亦一千数百里”怎么还竭力反对呢？

恰恰相反，刘锡鸿并不是个傻瓜，他提出的反对意见有还颇有一些真知灼见，甚至可以说预言了清政府的倒台。

刘锡鸿反对修铁路的理由总结起来是这样的：

一、中国贪污腐败严重，不适合修铁路

西洋通过私人集资设立公司的方式修建铁路，一家公司能募集到数亿两白银，赚到钱大家分。而中国民间没有这么有钱的富商，如果通过公家担保，则很容易出公家欺骗老百姓的情况，引发群众愤恨。之前招商局募集资金说是给30%—40%的利息，结果只给了5%，老百姓就很不满意。

如果直接动用公款修建铁路，修一条就需要7000万两白银，建设一个铁路网则需要12亿两白银。再加上维护、更新设备的钱，实在是天文数字。西洋通过股份制公司建铁路，用款有监督。清国如果通过官僚机构搞，那腐败可严重了。平时干个活，花10两银子尚且办不了5两的事。现在火车机械都要从国外采购，更不知道要贪污多少，搞不好花10两银子也办不了1两银子的事。福建造船厂造个船都不堪使用，何况铁路。

如果借洋人的钱搞铁路，因为层层腐败利息绝对低不了。国外修铁路利息4%，中国各层官僚转包之后10%也打不住。而且大笔借债对于国家是很大的负担，回回大国土尔奇就是借了英法19亿两白银修建铁路无法归还，被追债几致亡国。而哪怕仅在一省修建铁路都要花7000万两白银，铁路不能在全国贯通则意义大打折扣，光这7000万两都不知道要如何还。

西洋土地属于大庄园主所有，只要和铁路公司商定价钱就行。中国小农很多，官府征地给的钱很少，甚至拿不到。这样就会导致沿途百姓流离失所，非常凄惨。

二、清国人素质不行，不适合修铁路

修成铁路之后要每隔几公里就要安排维护巡视人员，否则容易导致列车倾覆。西方有法纪约束，但中国底层没有责任心，汛兵、堡夫擅离职守是很常见的事，到时候火车倾覆，惩罚小兵又有什么用呢？

西洋收养孤儿整治盗匪，社会风气好。中国盗窃成风，马路上但凡有点东西都会被盗窃一空。铁轨长达几千里，如果没有大批人马看守，只怕马上就让人扛回家了。

西洋盗匪少，中国盗匪多，到时候抢了火车快速袭击各地官府，实在是来不及布防。你报信的都没火车跑的快。

老百姓在穷乡僻壤，劣食粗衣依然心甘情愿，无欲无求。但如果商人通过火车把商品带到乡下，大家就会过的奢靡起来。听说土尔奇当年也是民风简朴，结果通火车之后乱买瞎花，结果穷了。

三、清国国情特殊，不适合修铁路

西洋各国国内税费统一，中国各省则都有关卡。火车开一会儿就要被拦下来算税费，不知道要停多久。但如若不查税费，那国家岂不是损失了一大笔钱。

西洋各国造铁路，是把东西卖给别国，赚别国的钱，我们中国造铁路，基本上都是把货物在国内拉来拉去，这不是左手倒右手嘛。你就是卖给西洋人也没用。西洋人远渡重洋，收购量是有限的，你拉的再多、再快、再便宜，也不过是让他们得利。

说修铁路可以用于开矿的，也是乱说。古时候没有铁路，也没耽误开矿，觉得矿石运的慢早点出发就是了。你说脚夫费用贵，我还说修铁路贵呢。你把煤矿挖出来便宜卖给西洋人，西洋人烧煤的船更爱来了。

西洋妇女喜奢侈，爱携全家出门游玩。我国人勤俭节约没有出行需求，所以火车载客有限，票价也就降不下来。英国人自己都说这种四处出游奢侈享乐的作风不可取，如果国家情况不好，三五年就败家了。我们中国正应当吸取奢侈享乐的教训，节制老百姓消费。怎能反其道而行之？

四、清国国防需求，不适合修铁路

铁路好不好，还要看双方兵力的强弱，如果我们兵力强，那当然是好，马上就能把兵调到前线。但如果我们是兵力弱的一方，铁路反而放大了我们的弱点。到时候我们欠债不还，敌人打过来怎么办？就算我们毁了火车头挖断铁路，西洋人有工程器械，也能很快修好，到时候敌人迅速兵临城下，就变成为敌人修路了。

打仗除了靠人，主要还靠崎岖的地形阻拦敌人。我们士兵本来就不行，现在修火车把道路都修平了，敌人运送枪炮粮草都方便了许多，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之前英法联军不敢深入内地，就是交通不便，现在你把道都修好了，纯属资敌。

听说大沽口之战，英法驱使福建和广东的无赖当前锋。还好现在西洋人不知道我们乡下各处的情形，如果西洋人通过火车到达全国各地用利益诱使那些愚民，则很容易里应外合。如果老百姓把洋人看做自己人，再打仗的话，他们帮着谁就不好说了。

说修了铁路，军队机动性好就可以裁兵纯属骗人。修了铁路也不能裁军，因为容易酿成兵变，而且在地方上维持军队的威慑力也很有必要。到时候修完铁路，军队也裁撤不了，一点也不省钱。我看西洋各国也没有修了铁路就裁兵的情况。

总而言之，现在之所以有人要修火车，都是西洋无业工匠煽动，中国不学无术者附和。西洋济贫、抓盗、严军令、达民情这些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致的东西怎么不宣传，光宣传火车干什么？西方商人奢侈无度，总不如我国诗书传家久远，好好的诗书不读，学习商人搞奢靡享受，只会倾家荡产。乾隆时期没火车，我们也物产丰饶，军队快打到印度，西洋俯首称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明赏罚，劝工农，这样就可以恢复盛世了。

——————————

其实刘锡鸿所提出的第一条“官方言而无信，激起民怨”，就预言了30年后的“保路运动”，李鸿章一系的官商盛宣怀为了偿还列强借款，把川汉铁路无偿收归国有，导致商民利益大受损失。各地民意沸腾，同盟会借机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最终埋葬了清国。

在军事方面，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的重要工作就是破坏铁路。毕竟清国训练半天的新式军队——武卫军，也不够列强打的。列强联军再坐上火车，两天就到北京了，那还了得？所以刘锡鸿关于军事的预言也不无道理。

至于火车引发的大型匪案后来也发生了（1923年临城国际火车劫持案），所以说刘锡鸿并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他提出的问题客观存在。

而刘锡鸿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他关于清国国情、人民素质的论断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中体西用”终将失败，改革发动之后势必触及帝国方方面面，需要让民众受教育，摆平地方势力的阻挠。如果不做这些仅仅引进一些西洋的“神兵利器”，而不开启民智，重新建章立制，那是绝不会成功的。

同时作为一名中古官员，刘锡鸿对于社会和商业的理解是十分固态的，在他看来矿藏用一分就少一分。修火车商人赚钱，老百姓就亏钱，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提高生产效率毫无意义，反而让人民抛弃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变成动乱的隐患。只要社会还能稳定统治，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改变，所谓“求富”实属舍本逐末。

而在多达万言的论证过程中，刘锡鸿这类中古官员缺乏用数据描述利弊的能力。你说脚夫花钱、铁路也花钱，那么平均起来谁便宜谁贵，对税费的影响又如何？你说不形成铁路网效果打折扣，修建几十公里的货运铁路又要花多少钱，盈亏如何？

这些数据在奏折中根本没人谈，各级官员主要还是空对空的谈论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做数据分析的能力。

刘锡鸿在1880年这个近代史的十字路口，提出的观点还是传统儒家《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那一套，而朝廷也完全认可了刘锡鸿的观点。但时代变了，这种农耕社会诗书传家的思想，在工业化浪潮面前变成以卵击石了。

李鸿章没听刘锡鸿和朝廷的话，自己在1881年偷偷修了一条10公里的铁路，用于运送煤炭，但也就仅止于此了，裱糊匠终究改变不了大清朝。

20年后出山的孙中山虽然口出狂言，但其见识思想已和前一代的古董官员大相径庭了，狂风骤雨的20世纪马上就要到来了。

先问是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名人，沈括、郭守敬、宋应星、徐光启哪个被迫害被封禁了？题主的结论本身就是极度可疑的。原因很简单，在古代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作为整体的“科技”，也不存在针对“科技”的普遍态度。

一个官员可能同时反对改良历法，但是支持改良水利技术。一个官员也可能既反对改变农业种植技术，但同时钻研医术。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农业技术、医学研究在现代经常被笼统的视为“科技”，而在古代这些领域是相互独立的。反对改良历法不是反对科学、支持研究农业也不是支持科学。再换个角度，华佗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是医学研究者，而在《三国志》中华佗被列在“方技列传”。陈寿的总结是：“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相术相梦没有被封禁，医诊为什么被封禁？

如果做一个对比，那么在科学革命爆发的16、17世纪欧洲，科学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王侯贵族的赞助。而欧洲的王侯贵族养一个科学家和养一个宫廷乐手、占星师或者别的什么闲差并没有什么差别。比如当时最有名望的科学家莱布尼茨的收入来源理论上源自为汉诺威家族编写家族历史，和哲学或者微积分全都没关系，汉诺威家族也没人关心莱布尼茨的科学成果。当时代的人看待科学研究的态度差不多也是“奇技淫巧”、“奇闻异事”和“装点门面”。这其中有很多可以深入的话题，而只说到“奇技淫巧”这一层是远远不够的。

另外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很多人分析了中国古代为什么不鼓励和发展科学，却没有考虑到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历史上其实都不鼓励和发展科学。科学发展本来就是个和国家无关的自发活动，一直到18世纪中后，部分国家的君主才开始以国家名义设立科学院，而设立科学院的动机主要是挣面子，而不是意识到科学发展有什么独特价值，或者可以通过资金投入获得可预期的科学发展回报。一直到二十世纪，很多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还把科学发展成果视为个别天才的灵光乍现，而不是可以通过国家或者企业投入资金主动培育和发展的产物。

想多了，不是禁止与毁灭，而是无视。就是简单的无视。

别说过去了，往前几十年，认为科学没用的多了去了。那时候人家反问你科学能干啥，你都要懵圈很久，因为你能想到的和科学有关的发展，又明显不是单纯学了科学就有了，而是人类千百年不断研究发展的结果。

人家就问你一句话，你学了科学会造汽车么？会造电视么？你怎么回答？别说那时候了，哪怕今天让你仅仅通过学习去制造汽车电视也是难以想象的，你质可能进入工厂，参与某个环节制造出来。而这些却又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和科学有关，但是又不是简单的和科学有关。

认为科学很有用是无数人不断努力普及的结果，不是必然认知。

回到古代，那时候科学真的就没啥大用，那时候你知道数学几何，知道牛顿又如何，你能改变生产力么？在蒸汽机发明之前，科学的作用很小。

以至于只要皇帝不去推广，科学本身就不会有太大的发展。

我们只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想必然，然而去向为什么明知道好的要禁用呢

其实人家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

于是最终不过就是无人推广，你哪怕把书搞出来，谁看？

老百姓不识字，识字的去靠科举，你说需要禁止么？

如果当时洋人拿出一包金坷垃，撒到地里立马亩产翻番，任何中国皇帝都不会认为这是奇技淫巧，保证会花大力气引进。

但是化肥发展起来要等到20世纪初，那会带清都快亡了。中国真正大规模用上化肥要到70年代以后了。

作为工业革命招牌的蒸汽机，对于带清来说也没法提高粮食产量。带清缺的是土地，有的是人力，压根不需要机器代替农民。

中国真正农业机械化是21世纪的事了，80年代的时候还在玩拆了生产队的拖拉机，一人抱一个轮子回家，靠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呢。。。

珍妮纺纱机同理，带清缺那几个纺纱女工吗？带清缺的是种桑树的地。。。

比起奇技淫巧，我觉得古人态度更多是没放在眼里。

可以看下马均。三国时魏国人士，朝野公认的机工类大才。曾经当着满朝文武面展示再发明的指南车引得满朝惊叹！然后可以下去了没你事了。这场面何等滑稽可笑，更惨的是，没人针对马均。马均还好点，有史官同情记载下来了，后世宋朝的宋慈，法医界鼻祖级别人物，没资格入史书。

为什么会如此，应该是由于隔行如隔山，不了解不重视，而很不幸某个学类垄断上层。试想下，a岗位，优先儒学，次选数学。b岗位，优先儒学，次选织造；c岗位优先儒学，次选土木。表面上有其他学问的机会，实际上全去学儒学了。而且随着儒学研究多了越来越内卷，根本没精力学其他（连君子六艺的骑射越来越多读书人哪怕有钱学但是都没精力学了）

也因此，我觉得八股不是僵化的原因，而应该是僵化的结果

很简单，工业化势必会摧毁整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

工业化最基本的要求是产业工人队伍。民众必须具备基本的文化素质。

这一条其实在汉家天下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明代才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有清一代，封建专制集权达到顶峰。文盲率高到惊人。为的就愚民遍地，江山永固。

说白了，还是历史书里说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