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9月4日全国妇联等三部门提出消除就业性别歧视？ 第2页

现代力量在保障女性权益的同时如果不对资本家、前现代、后现代施加打击，那么所有的保障最后都会沦为他们的工具。

女拳本质上是资本家将女性作为工具规训男性和不愿被“改造”的女性，现实中男女的不平等确实是女性接受这种“改造”的土壤，但是即便你把土填平了，资本家还是会另寻新的矛盾，用以转化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

不出手，他们仍然会躺在性别矛盾上吃流量，出个小手，他们会封掉一批账号，然后隐蔽地吃这波流量，唯有在消灭性别不平等的土壤这一基础上对背后的资本重拳出击，才能把先锋队对舆论的领导权夺回来。

促进平等，是好事，但是光促进平等不出击幕后之敌，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社会上一遇上挫折困难，或是出现思想滑坡，就有人在女性身上动心思，妄想通过侵害女性权益来“解决困难”。

我记事早，90年代国企改制的时候分流职工，就有人提出“女人回家”。“好处”罗列了一大堆，“男女婚内分工”啥的就不说了，连“女职工当家庭妇女可以减少上下班时间的交通压力”都说出来了。当时《解放日报》社旗下的《报刊文摘》刊登过反驳文章。

我国的妇女地位是建国过程中，老一辈元勋本着高度的理想主义精神，动用了大量政治资源斗争旧势力，做的一件在当时看来回报价值渺茫的事情。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强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很多女性革命元勋进入现在看来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妇联工作，就是为了动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推进妇女事业。通过解放妇女换取了广大女性对革命事业的倾力支持。从革命斗争年代到经济建设时期，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女性已经用她们的付出证明了这点。但也因为我国妇女地位存在意识形态领先经济基础的特点，我国的妇女地位问题出现了许多回潮。

比如说我在工作中接触过多位“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年龄在60岁左右的妇女，名叫“XX氏”。80年代末某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名花之乡”因女性出名。当地某县拐卖了一位女研究生，专项整治时发现该县十年间“流入”三千位妇女，甚至有前来赏花的孕妇被拐卖。农村以“拐卖妇女”为形式的的买卖婚姻现在基本绝迹，换成了双方知情同意的买婚卖婚，以付给妇女原生家庭高额礼金为表现。以至于云南某地出现这样的童谣：“十七八岁到某省，一口大蒜一口葱”。现在这个产业链已经延伸到了巴基斯坦和越南，几年前甚至出现了境外“仙人跳”谋财害命的恶性事件。 （叫你“货仙”@贺仙 ）

农村男性娶不上媳妇，根子在于农村妇女地位低下。小农经济依赖男性劳动力，一些地方政策在土地承包与宅基地划拨限男性（就好比把就业和发展机会仅限于男性），导致了胎儿性别鉴定在农村泛滥，“只生男孩好”。如果妇女地位退化的情形大面积回潮，大批女性失去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我们失去的是全国一半的建设者，几亿女同胞被迫与社会脱节、难免拖社会发展后腿，甚至进一步加剧人口出生性别失衡。

女性既“能顶半边天”建设我们的国家，又在家庭付出了难以回报的贡献。女性地位低下，最终受害的是整个社会。妇联对于歧视女性的问题管是能管，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妇联是一个硬不起来的部门。看文件说“全国妇联等三部门”，那另外俩部门是教育部和人社部。说实话这俩部门也够软的，还不如拉上生态环境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