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万历能多活十年，则熊廷弼一定能够不负他的重托，彻底解决辽东问题，对吗？？ 第1页

对于神宗一开始重用杨镐，现在当然遭受了历史学家严厉的指责和非议。尤其是最终的事实表明杨镐的指挥混乱失误是导致萨尔浒之战失败的罪魁祸首。但在当时，我认为对于神宗起用杨镐这一点是并没有可以过多指责的地方。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神宗皇帝并非是神仙，不经过实际检验，他是无法知道每个人的具体能力究竟如何的。之所以起用杨镐，在当时情况下，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首先正如上面引文中所说，杨镐熟悉辽事，这一点是他的优势，其次杨镐有实际的战争经验，他亲自经历了规模巨大的抗倭援朝，尽管最后遭受了一些小失败，但毕竟最终的结果是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失败有时候比胜利更能锻炼人，因为按照常理推断，有对辽事熟悉，有着实际战争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杨镐应该是比其他官员更为合适的人选。当然最终的结果是表明，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杨镐不是有没有经验的问题，而是根本上能力不够，无法胜任。但我们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去苛责神宗用错了人，也并不合理。那种认为皇帝或统帅应该神机妙算，应该用哪个人，不应该用哪个人，半点没有错误，不过是小说看多了的后果。事实上即便是被人神化的诸葛亮都有用错人的时候，否则也不会有街亭之败。

　　关键不是犯了错误，而是能否迅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及时扭转因为错误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事实证明万历皇帝确实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其实万历三大征中前两场的征讨，一开始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平庸无能，都是万历皇帝及时发现，作出调整，最终取得了胜利。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万历皇帝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萨尔浒之战的失败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事实上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所谓四路人马，号称四十七万，而真正的总兵力才十万左右，战役失败之后的损失是“文武将吏三百，士兵四万五千、马匹二万八千”。我们不妨把这个失败和明成祖时期的一场失败对照一下，永乐七年，明成祖派邱福率领十万大军北征蒙古，结果同年，邱福率领的这十万大军在蒙古全军覆没，邱福、王聪、霍亲、王忠、李远五员大将也全部战死。这样的失败比起萨尔浒之战来如何？显然远远大于萨尔浒之败。但对于明朝当时依然保持对蒙古的决定性战略优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通过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明朝政府能够及时调整战略，选拔合格将帅，那么战胜奴儿哈痴依然只是早晚的问题！而事实上，明神宗正是这么做的！

　　失败的消息传来以后，神宗马上下令“逮捕此次战败的主要责任者杨镐，将他关入锦衣卫诏狱论死”，同时下令“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来对付辽东局势。

　　可以看到，在这里，辽东的战局已经回到了以前万历三大征获得胜利的轨道。一开始起用的负责人员昏庸无能，初战不利，通过开始阶段的考察，万历果断撤换昏聩无能者，并迅速起用提拔真正有才干的人，给予他真正的信任，然后上下协力，最终取得胜利。而且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 万历用人的原则是我既然使用了你，就信任你，给予你最大的权力和支持，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都会给你施展才干的机会。但如果你在得到这样的任用之后，仍旧不能打开局面，还是失败，那么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并且重申对你的信任，但如果再给了你这次机会之后，你还是失败，那就不客气了，马上换人。对平定宁夏征战中的魏学曾是这样，对待抗倭援朝中兵部尚书石星是这样，对待杨镐，万历同样是这样。这样的做法，初看起来似乎很费劲，很麻烦，但实际上却是最合理的。一方面，每个人都给予最大的机会，不至于因为一次的失误，一次的失败就把人一棍子打死，把有用的人才废弃不用，同时也给每个人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机会，提高改进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能不至于让昏庸无能的人总是占据领导位置，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能做到让庸者下，能者上。这种用人策略，从短期看，或许成本很大，但从长期来看，却是最合理、最优的用人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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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在万历皇帝一死的当下，那些早就对熊廷弼不满的言官文臣就立刻磨刀霍霍，自以为扫荡万历弊症，施展他们才华抱负的时刻已经到来。神宗大力支持保护的熊廷弼当然也在弊政之列，是非扫除不可的。于是仅仅在泰昌元年，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按明史的记载，这些人“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且曰：‘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还有“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廷弼益愤，再疏自明，云‘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

　　结果仅仅是在万历死后没有多久的泰昌元年十月（这个时期是所谓的“正人盈朝”的时期），袁应泰就取代了熊廷弼成为辽东经略！ 袁应泰此人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应该说还算称职，个人品德也还过硬，但在军事上，则和熊廷弼差了两三个档次不止！结果仅到了第二年，就让满清攻占沈阳，他本人也身死。再以后，虽然再次起用熊廷弼，文官集团对熊廷弼却还是不放心，又用一个王化贞牵掣干扰，最后直到把熊廷弼作为王化贞的替罪羊斩首才算满意。

　　这样的事情，在万历时期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如果说谁还能对那些如狼似虎的文官集团有办法，那恐怕也就是万历皇帝罢了。万历皇帝对付这些文官知道来硬的是行不通，使用太极推手，以柔克刚。万历皇帝一死，则无人能对付他们了，最后只是让文官借了魏忠贤这个由头彼此内斗，狗咬狗，黑吃黑，最后弄成个两败俱伤！后来崇祯皇帝试图用硬的对付文官集团，结果还是被文官集团操纵，这就是崇祯和他祖父之间的差距了。

　　从以上的叙述分析可以看出，万历皇帝远非如同一些人丑化的那样昏聩无能，相反，他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头脑相当清晰，判断相当准确，处事相当果断英明的一个皇帝。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他出色的用人调度能力是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并非是某些小说或神话里的那种天才，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贤能栋梁之才，哪个是无能昏庸之辈。但是却是一个能够最有效的利用实践而不是用那些浮言空论来检验人才的皇帝。所以万历时期的每次征战，他最后总能选拔出真正合适的有能力的人担任平定叛乱的负责统帅，一旦任命，就放手信任支持，决不横生枝节，外加掣肘。可以说如果奴尔哈痴的叛乱早进行十年，大概他的和他的子孙的下场也只有被明军活捉或者斩首的份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万历已经能够解决导致明朝灭亡的问题（明朝灭亡的关键并不在于奴尔哈痴和他的那帮专业抢劫杀人团伙，而在于崇祯的无能！），但至少说那种把明朝灭亡归因于万历的说法不过是无稽之谈！

显然是错误的

如果让熊廷弼继续干下去，辽东局势会烂的更快，下场更惨。

知乎上经常有这么一个错觉：萨尔浒战后，熊廷弼接任经略，逐渐遏制住了后金得攻势，努尔哈赤就得不到便宜了。

似乎凭此证明熊廷弼得能力。

但是熊廷弼名不副实，这就是一个明末的赵括，纸上谈兵之徒。

1、

万历47年八月，熊廷弼接任经略（5月即得到任命，8月初才抵达辽阳，与杨镐完成权利交接），他在当年11月初拟了《敬陈战守大略疏》，提出了一个用兵18万，“四路堵截，先守后攻”的放大加强版萨尔浒之战。

虽然叫四路堵截，其实是五路加三点——

五路：东叆阳；南清河；西抚顺；北三岔儿堡”，“其在镇江，当设兵二万人，……半札义州，半札镇江，夹鸭绿而守。”
三点：辽城空虚，应再设兵二万，平时驻札辽阳，以壮中坚，有事策应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设兵一万，联络东西，以备后劲。金、复设兵一万，防护海运，以杜南侵。……
“今议用兵十八万，马九万匹。”

熊设想得很宏大，但这个计划远远超过明朝的供应能力。之前萨尔浒勉勉强强的10万征讨大军，明朝就耗了九个月才拼凑出来的。现在熊张口要18万大军，朝廷根本凑不出来。何况熊还排斥辽军辽将，不喜南兵，反复强调朝廷要尽量给他调用西兵（西北延绥、甘肃、大同等镇的边军）

问题是，明朝拼凑出18万，那起码得先募、练兵，那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后金会安安静静地等着吗？

2、

万历48年3月下旬，正当熊廷弼和兵部、户部为添兵调饷这些事打嘴仗的时候，后金军占领抚顺城，开始新一轮攻势。

总兵贺世贤、周守廉各报称：达贼无数，进抚顺关口下营。臣已申饬各路谨备，惟清、叆、宽甸无兵可发，即辽城已颓塌，兵复怯弱，除咨抚臣周永春先遣参将，别镇带领甘肃、青州兵马，前来协力战守。总兵麻承恩三岔河防援。宁前副参游窦承武等兵马渐东，为广宁壮势。又咨督臣文球，遣蓟镇骁将，提兵出镇前屯，并催督已未出关兵将，速来策应。外伏乞亟敕兵部，星夜马上差人分催各镇，挑选精锐兵马来援。——《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万历47年4~7月的一系列作战中，后金已经袭击过抚、铁、开、清等城，都是攻陷后不留兵驻守，带着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苏子河河谷。

抚顺城、抚顺关和清河城，随后又被明朝收复并驻军。萨尔浒之战中作为主力的西路杜松，就是在抚顺驻扎，出抚顺关进军；南路李如柏也是从清河城出发。

后金军再次占据抚顺关和抚顺城，意在对辽河平原发动新攻势。随后不久，后金军出鸦鹘关，又占了清河城。

抚顺和清河，是熊廷弼“四路堵截“计划当中两个重要驻军点，现在全都让后金占了。这就意味着熊的计划还没落实，就泡汤了。

更有意思的是，后金是不经一战，轻轻松松占领抚顺和清河。当时这两个城，都是空城。熊廷弼异想天开，之前已经把原先在这两个城的守军，调回沈阳和辽阳了。

万历48年3月，后金不战而进据抚顺、清河，熊廷弼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3、

在万历47年秋~48年正月期间，驻守沈阳的贺世贤等将领，早就多次向熊发回情报，提供了后金迁都、筑新城，向抚顺关内派出侦骑等情报，提醒过后金军的动向。

47年夏秋之际，后金迁都，从苏子河谷内的赫图阿拉城迁到苏子河口的界凡山。自48年年初开始，努尔哈赤又开始在萨尔浒和靠近铁岭、抚顺的周边地区，修建萨尔浒城、尚间城（即萨尔浒之战当中击败马林的尚间崖）、温德痕（今抚顺上马镇温道村）、章丹（今抚顺松树村）等处堡寨，作为永备屯驻基地。

其中温德痕和章丹两座堡寨紧贴着边墙，就在抚顺关的视距范围之内。

总兵贺世贤、柴国柱先后多次向熊汇报军情，指出后金军有对辽东发动新攻势的迹象，希望先发制人，至少应该派兵去骚扰后金在温德痕和章丹的修城工作。

熊廷弼对此无动于衷，没有回应。而是一边继续和兵部尚书黄嘉善打口水仗，一边向宽甸、镇江等处增兵，还在慢条斯理的打造他的思路堵截。

4、

万历48年5月~9月（1620），后金军即以抚顺为基地，在辽河平原上发动五次大规模攻势。先后攻陷懿路所城、蒲河所城，并南下袭击辽阳城外围。辽阳、沈阳两城虽然没有攻下，但后金军完全肃清了周边的大小所堡。

熊廷弼任经略时，堵截住努尔哈赤了吗？辽东一城未丢吗？

杨镐作为第一任经略，虽然有萨尔浒损兵折将之败，但在他去职之前，最起码没有丢掉辽东边墙之内的明朝控制区。

熊廷弼在1619年8月抵达辽阳，正式从杨镐手中接过经略职务。半年后，辽东局势急转直下。

1620年3~4月间，抚顺、清河两城，后金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同年5~9月间，懿路所、蒲河所、会安堡三城，也被后金集兵攻克。

河南道御史顾造疏，请责成辽东经略熊廷弼。谓出关业已踰年，漫无定策，蒲河失事，焚掠甚惨，匿不上闻，而贺世贤塘报仅斩一级、获二马。张皇其词，颂功部院，岂不遗笑蛮夷？荷戈之士，徒备畚锸挑浚之役；尚方之剑，仅供作威逞志之具。——泰昌元年九月十三日

在熊任上，辽东连丢五城。辽东镇北路、东路防区再遭破坏。后金军在边墙内获得两个立足点，在辽河平原上主动出击。

熊廷弼”四路堵截“规划里设想的五个堵截驻军据点当中，抚顺、清河和三岔儿堡三个点，在他任上，都被后金军占领。

熊不但没能利用这几个据点堵截努尔哈赤，反而是努尔哈赤利用这些据点，向明朝发起进攻。

这叫有军事指挥才能？

这叫会打仗？

这叫战略主动权又掌握在明朝一边？

这叫扭转局势？

这叫”四路堵截，先守后攻“？

他堵住谁了？他守住哪了？

到万历48年6~7月，因局势持续恶化，就连熊廷弼本人，都被迫承认自己失算了——

惟是贼倾巢移住新寨，添筑山城，劄屯关口，专心并力，以图辽沈。……此贼扼要之计，臣心恶之。昨六月十二日之举，虽被堵截，怏怏而去，然大众尚全屯抚顺城下，图为再计。——《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十七日

还是开头的那句话：熊廷弼的军事才能名不副实，他就是一个明末的赵括，纸上谈兵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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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我这个答案写完后，评论区中很快就出现了一切评论，提到了第三任经略袁应泰时的辽阳失守。

在此，我的观点如下：

1、袁应泰指挥作战的水平差，不等于熊廷弼就有多么高明。从万历46年开始，明朝派到辽东的三人经略杨、熊、袁三人，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个不如一个；

2、很多文献资料都说熊廷弼在任时，尤其重视辽、沈两城的城防。但是却忽略了另一个事件：在熊廷弼就任经略期间，辽阳还经历了一次严重破坏，即万历48年3月的火药局大爆炸。

这次爆炸炸毁了辽阳城西南角的肃清门、小西门，附近一段城墙也在爆炸中部分塌毁，成为城防的薄弱点，一年后的辽沈会战中，后金军就选择从这里发动进攻。以前专门在讲过这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