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苏联名著，为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静静的顿河》却可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静静的顿河》作为苏联时期两部重要文学作品，虽然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但它们在文学价值、艺术成就及历史语境中的命运差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从多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文学创作背景与意识形态定位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政治教科书”属性
奥斯特洛夫斯基（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正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品以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成长历程为核心，通过其参与革命、劳动和战争的经历，宣扬了“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精神。这种叙事模式严格遵循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强调集体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胜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
文学性局限：作品以政治理念为核心，人物塑造多服务于主题表达（如保尔被塑造成“钢铁般的革命者”），缺乏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度挖掘。
创作动机：作者本人在身体残疾后通过写作完成自我救赎的叙事，这种“英雄主义宣言”更接近于精神动员而非文学创作。
2. 《静静的顿河》的“史诗性”与人文关怀
肖洛霍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在创作《静静的顿河》时，试图通过哥萨克群体在俄国内战中的命运变迁，展现个人、家族与历史之间的悲剧冲突。作品以宏大的时空跨度和细腻的心理刻画，呈现了“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
文学性突破：小说融合了史诗叙事的壮阔与现实主义的深刻，对哥萨克文化传统的记录（如语言、风俗）具有人类学价值。
人文视角：肖洛霍夫并未简单歌颂革命或批判反动，而是通过主人公葛利高伊的命运，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异化。
二、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制与历史语境
1. 诺奖评审的政治敏感性
瑞典学院在冷战时期对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作家的评选存在明显偏见。例如：
《静静的顿河》于1938年获得斯大林奖金（苏联最高文学奖项），但肖洛霍夫直到1965年才因“对人类的深刻理解”而获奖，其作品在西方被解读为“反极权主义”的隐喻。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因其明确的政治宣传性，在诺奖评审中被视为“意识形态工具”，而非独立文学成就。
2. 文学标准与文化差异
诺贝尔奖评委通常更青睐具有普世价值、思想深度和艺术创新的作家：
《静静的顿河》的艺术创新：肖洛霍夫以哥萨克方言叙事、多声部对话（如“达恰”场景）等手法，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线性结构，形成独特的文学风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局限：其叙事模式过于直白，人物形象扁平化（如保尔被塑造成“完美革命者”），缺乏对历史复杂性的反思。
3. 作者与作品的国际传播策略
肖洛霍夫在创作过程中主动争取西方关注，《静静的顿河》早期英文译本曾引发欧美文学界的讨论。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苏联国内教材，其国际传播更多依赖政治宣传渠道（如斯大林时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输出）。
诺奖评委倾向于选择“更符合西方价值观”的作家，例如肖洛霍夫对个人命运与历史冲突的探讨，比《钢铁》中“革命叙事”更具普世共鸣。
三、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差异
1. 主题深度与人性刻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聚焦于“理想主义”，但缺乏对个体困境的具象描写。例如，保尔的“钢铁意志”被简化为口号式表达（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未展现其作为普通人在革命中的挣扎。
《静静的顿河》则通过葛利高伊与阿克西妮娅的爱情悲剧、哥萨克内部的分裂等情节，揭示了战争如何撕裂人际关系，具有更深刻的人性洞察。
2. 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
肖洛霍夫在小说中融合了民间故事（如“达恰”的歌谣）与史诗般的宏阔叙事，语言兼具诗意与粗粝感。例如，哥萨克的日常对话被赋予史诗般的厚重感。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语言相对直白，情节发展多遵循线性逻辑，缺乏文学性的修辞创新。
3. 历史反思与批判性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对苏联革命持复杂态度：既承认其进步意义（如土地改革），也揭露其对个体命运的毁灭（如哥萨克的消亡）。这种“矛盾叙事”使其作品具有更深刻的反思性。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以坚定的乐观主义姿态歌颂革命，缺乏批判性视角。
四、苏联文学体制与作者处境
1.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困境
作为一位因病致残的工人阶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受到斯大林时期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他的作品被官方视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非独立艺术实践。这种体制性限制使其文学探索空间狭小。
2. 肖洛霍夫的政治博弈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创作过程中曾面临斯大林本人的压力（如删减对红军的负面描写），但其作品最终被接受，部分原因在于他通过“哥萨克悲剧”隐喻了苏联社会的矛盾。这种“双重叙事”使其作品在官方与民间之间保持微妙平衡。
五、诺奖评选的历史偶然性
1965年肖洛霍夫获奖时，冷战格局已开始缓和，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态度有所松动。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红色经典”，其政治宣传属性与诺奖追求的“独立性”存在根本冲突。
此外，诺贝尔奖更倾向于奖励“少数派声音”。例如，《静静的顿河》被解读为“对苏联革命的反思”，而《钢铁》则被视为“官方叙事”的代表。
结论：文学价值与政治语境的双重困境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未能获奖的核心原因在于其作为意识形态宣传文本的定位，而《静静的顿河》通过艺术性、思想深度和对历史复杂性的探讨，更符合诺奖对“文学普世价值”的追求。同时，苏联文学体制与西方评审标准之间的差异，也决定了两部作品在国际文坛的命运分野。肖洛霍夫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其作品跨越意识形态壁垒的必然结果。
网友意见
你看，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完美诠释“下一代会比上一代宽容”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静静的顿河》，当时的苏联人不觉得有啥问题，斯大林同志不觉得有问题，今天的小鬼觉得它是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文学，是迎合西方口味的献媚作品。就因为里面红军不是个个伟光正，有对内战的反思内容。
《白卫军》，当时的苏联人不觉得有啥问题，斯大林同志不觉得有问题（还很喜欢看），今天b站小鬼看到改编的电视剧立刻觉得天地倒转，人神共愤。就因为这个名字，以及主角是白军。
谢天谢地当时把持苏联文学审查工作的不是你们，而是斯大林、贝利亚这些还有着正常审美品位的人。
说回问题，文学评价是个挺主观的东西，但一般来说揭示某一段历史、和该历史背景下人性之复杂的作品，被奉为经典的概率要大于骑士斗恶龙的故事。
再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书没几年就去世了，就是真想给他发，也没机会领……
谢谢邀请，在塑造哥萨克这块，连托尔斯泰在肖洛霍夫面前也是弟弟(碰巧俩人都接触过这个题材，高下立判)。分享几句《顿河》小说前引的古歌，能读懂也就能理解肖洛霍夫的那种浑浊宏阔的心绪了: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种。
光荣的土地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世界上河流那么多，把河写得像他这么好的罕有匹敌。对于很多人来说，顿河不过地图上的一条线，生活之河也是概念和图画的想当然，肖洛霍夫写得却是不光有浑浊的河，还有河底暗涌的寒泉。连世界都没见过，哪来的反思和共鸣，更不用说对河流之底、非理性之境的感知了。
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理解门槛并不高，能看懂雷锋日记就能看懂这本小说，你文化水平比作者还高呢。
跟静静的顿河对标的作品应该是《战争与和平》这种，而不是《钢》。不过《钢》在它那个时代还是非常火、传唱度非常高的，号称红色圣经，包括在中国，建国初往后的几十年里影响也非常大。
不过觉得《静静的顿河》有思想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了，毕竟现在的年轻读者看来，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有问题。放到目前的语境来说，联系到一些事情，不排除小将还会觉得这书问题很大。至于问题是xx虚无主义还是带路党狗公知，这种事情还是跟斯大林唠吧。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哇。
“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理由）。
——在冷战的最高潮，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位苏联共产党员、一位苏共中央委员、一位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认同。
这是真正的史诗，真实地描写了每个生命的悲剧、痛苦和创伤，作品散发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你可以感受到哥萨克的生活，哥萨克浪漫不羁的性格，他们对春种秋收的眷恋，他们对生与死的豁达无畏，他们对正教虔诚的信仰。我非常喜欢文字里对顿河大自然风貌的描写，这些文字让人安静，让人暂时忘却了残酷生活里的死亡：
黑夜里星星流着悲哀的眼泪，冬日的月亮，像战争和火灾的血红光亮一样，烟雾朦胧地在村庄的上空照耀着；初春的早晨，顿河边的树林、草地、湖泊和光秃秃的田野，都庄严地和静静地被粉红色霞光的火堆阳照得通红；像母亲的膨胀的乳房一样的满潮的小河里流淌着清凉的，像孩子的眼泪一样纯净的泉水；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绿油油的冬小麦，全身凝结着眼泪一样的露珠，像怕冷一样紧紧贴在松脆的黑土地上，吸着黑土地的黑色鲜血；野麻丛里，连续不断地发出了鹌鹑斗的咕咕叫声，金花鼠吱吱叫着，野蜂嗡嗡叫，被风吹动的青草沙沙响，云雀在流动的蜃气当中歌唱，远处的干枯的山沟里，有一挺机枪顽强地、凶狠地和沙哑地嗒嗒嗒响着，表示着人类确实是万物之灵。
在这些美丽的背后是什么呢：
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红军李哈乔夫被俘并押送上路，“树枝上那褐色的芽儿已经灌足了三月的甜汁；那种淡淡的、隐隐约约的香气预示着春天的繁荣，预示着太阳转回后生命又要开始。”“在离维奥申七俄里的地方，在一片荒凉的、起伏不平的沙地上，几个押送的哥萨克惨无人道地把他砍死了。先是活活地挖掉了他的眼睛，砍掉胳膊，割下耳朵和鼻子，又在他的脸上来来回回地划了几刀。他们解开裤子，一面叫骂，一面对着他那高大、英武、健美的身子撒起尿来。他们对着血肉模糊的躯体骂够了，然后一个哥萨克踩住轻轻哆嗦的胸膛，踩住仰面倒在地上的身躯，斜砍一刀，把头割了下来。”
最无渲染的文字具有最强的冲击力。
静静的顿河，整篇文字是那样安静、平静、冷静；就像他笔下那条静静的顿河，带着无限的忧郁、惆怅；流露出一丝一缕“淡淡的哀愁”；饱含着对大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敬畏；充满了“那种对人类的痛惜心情”！ 葛利高里内心的伤痛和珍爱；那宁静的庄严的顿河，那“用哥萨克的鲜血灌溉过的”草原，草原上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这一切读来令人心里不由得隐隐发颤和作痛；为相互残杀的哥萨克男人，为苦难中顽强生存的哥萨克女人，也为那永远静静地流淌，流向历史深处的顿河。
对人类的痛惜心情！这种发自肺腑，来自人性深处的悲悯之情，在我们自己的文学或文字中有吗？
另一方面，我们的意识深处是否也潜藏着这样的心情？当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暴富与贫穷时，当我们读到矿难和瞬间被埋于地层深处的矿工，当我们想起地震中的孩子，当我们看到在街头要饭的老人、残疾的儿童，我们的反应的是什么？是厌恶，是可怜，是统计数字，还是经济损失，我们是否也从内心深处涌现出对生命的痛惜？
我想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心里都存在有人道主义的悲悯之情，也许是没有浮现出来；那么，慢慢地读《静静的顿河》，让我们人性深处的“对人类的痛惜心情”也超越各种意识形态，政治主张，超越我们狭隘的地域及身份偏见，上升到心灵的最高层面！
在无限广阔的一块领土上，一个民族的世纪史只有有限的若干个关键词，那么这个民族的经历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他的精英经常要面对庞大的命题：国家、历史、自然。
在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萧洛霍夫这些文人的眼里，祖国常年天寒地冻的城市乡村、山峦河汊天然地拥有的一种雄健的感染力，它把现实艺术化，把现在和将来的世界相混，引得人们想入非非、身不由己。我读完《静静的顿河》，耳边便时时里回荡着顿河解冻的声音：那是如雷鸣般轰隆轰隆的巨响，骇人而奇异。
1919年以后，火炮取代了大自然，成为顿河生活主旋律的演奏者。“革命”伴随着炮声翩然而至，没有人能预感它究竟是狂欢的使者还是灾难的渊源，正如没有人预知阶级的产生、剥削的存在、两种人——人民和敌人——的迥然不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走私进来的，没有经过批准或许可。那个名为“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在有人为“不平等”下定义之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
萧洛霍夫的笔下，施托克曼——一个来自革命首善之区的共产党员——忠诚地执行着任务：在1914年他是顿河地区的真理“播火者”。他再次回到顿河，正是红军和白军之间对峙，哥萨克举棋不定的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秘密枪杀了当地七名地主富农，立刻点燃了顿河暴动的导火线。施托克曼的出现显然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他开导他的哥萨克同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
“劳苦的哥萨克只能和咱们走一条路，绝不会和富农走一条路！富农靠他们的劳动过日子，剥削他们嘛，靠他们发财嘛！“凡是要用武力来反对工农政权的人，我们都要消灭！按照革命军事法庭的判决枪毙的你们村那几个哥萨克，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和你们这些劳苦的人，和一切同情我们的人，是要肩并肩一同前进的，就像耕地时牛和牛那样。咱们为了能过新生活，要一块儿耕地，耙地，好把那些老的莠草，也就是咱们的敌人，从地里全部清除出去！叫他们在也不能生根！叫他们别妨碍新生活的生长！”
在施托克曼的逻辑中，压迫—反抗是理所当然的，劳苦大众自己不能觉悟这一点，就得由像他这样的教员来授课，为此他甘愿作出牺牲。但是，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它的悖谬：那些口口声声要解放被压迫者的人，首先变成了强迫者。我们看到了一种经过观念播种后强行发动的“革命战争”：哥萨克有了一点“觉醒”之后表示拥护红军，一旦遭到革命名义下的杀戮他们便奋起反抗，掉转枪口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红军和当地贫农的“利益一致”，只存在于施托克曼的一相情愿之中。更甚的是，施托克曼企图以清除一部分人的办法，强行使现实吻合“理论”——把富农清除干净，以促成利益一致的完美效果。
理论上是贫农主动选择革命之路，事实上是血腥的杀戮威逼着他们走这条路；理论上是新生活在一片欢呼声中成长，事实上新生活在血肉横飞中沉沦。那不多的几个指斥杀人太多的红军军官，并非出于仁慈的本性，而是基于对失掉民心的担忧。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已经完全成为听任宰割的羔羊。
所以，早期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涅恰耶夫在《革命教义问答》一书中曾经提出，必须千方百计加重人民的苦难，使人民在苦难中忍无可忍而投身革命和起义，那些职业革命家便可顺利夺取政权。
现在看来，他的后继者做得更加干净利落。
格里高力·麦列霍夫，一个全家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农儿子，他在革命中的抉择将是一场棰心刺骨的煎熬。在一战期间的沙皇军队里，格里高力受到社会民主党人影响，醒悟到“为沙皇而战”的虚伪。等到投身红军后，他踏上自己的家乡土地，才猛然发现革命的火焰已经烧到了自己身上——布尔什维克不仅要杀尽剥削阶级，而且还要追究每个人的出身问题。格里高力逐渐意识到：所谓的为“解放人民”而战，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格里高力童年最好的朋友——米沙·柯晒沃依参加了红军，两个人的论辩触到了革命的命门。米沙主张为了“平等”可以不择手段：“要叫有钱的哥萨克从打饱嗝的嘴里吐出一点儿来，分给饿肚子的人吃吃。要是不肯，就连肉扯出来！”格里高力反驳道：“不是抢的，是挣来的！我们的祖宗用血浇灌过这些土地，也许就因为这样，我们的黑土才格外长庄稼。”这一场决裂延续到了最后，其间，米沙和同村的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追随红军与自己的乡亲为敌，格里高力的哥哥彼特罗也死在了他们的枪下。然而，快意恩仇的一幕最终没有发生。在丧心病狂的伙伴面前，格里高力顽强地保留了健全人的道德感和质疑精神：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发生？
撤除人道主义的底线以后，革命和原始人之间的杀戮就没有表面区别。在敌我对抗中剥夺生命，似乎是超伦理的、无需论证的命题。米沙·柯晒沃依火烧村里财主柯尔叔诺夫的房子的时候，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岁老人格里沙加也能坦然举枪；为了拉拢人心，哥萨克暴动军打出了反对“枪毙人和抢劫”的旗号。萧洛霍夫几乎没有给一名俘虏以苟且的机会，大多数被第一时间处死，少数人则先遭示众后公开处决。当被俘的红军拉到村里示众时，死到临头者还有意识地往人群中躲藏以躲开殴打，还有人哭得昏厥在地——生命在即将终了时突然平等了，无论是白军、红军还是哥萨克，每个人的生命都平等了。死神慷慨地敞开双臂，赐予他的客人相等的求生欲望。
一旦势不两立的双方在哥萨克中形成，伦理道德的命运便万劫不复。《九三年》中的革命军司令戈万，他放走朗纳克将军，因为后者在可以逃生的情况下救了三个孩子，他无法说服自己处决；督军西穆尔丹对戈万执行死刑，在戈万身首异处的一刹那开枪自杀。西穆尔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一根道德链的完整，在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中，这根道德链的出现并接续是一个奇迹。俄国革命喊出的口号更加赤裸，更加煽情，它需要建立一个最具体的敌我关系，以便激起人的仇恨，去无数次实践战争的公理：非敌即友，你死我活。
从革命观念的输出到战争逻辑的推广，仇恨一刻不停地增长。格里高力成长为能征善战的军官，一条条性命终结于他的手下。但是，人性终不曾抛开他：他牵挂着他的妻子娜塔丽亚和情人阿克西妮娅；他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保住了父亲的心灵中柔软的部分。像戈万、西穆尔丹一样，战争中人如果极力想用道德人性的目光去审视他人，他将发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不可以轻易否定，他将为此受尽良心的折磨。
人必须要有所依恋，必须有所怜爱。人应该知道，必须有那么一个能让他获得内心平安的地点。个体面对有限的未来，将他的全部财产放在大地上，让青天注视，比用炮火打成粉末更有意义。
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派系观念，它否定个体的价值，逼迫个体首先明确立场，在拥护或者反对之间选一条路；它培育的英勇战士得到了一堆概念、一笔血债，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和家乡。
在一种刻意的宏大叙事下，人们只能看到革命战车隆隆向东，除了被“碾得粉碎”的人外，所到之处一片旌旗猎猎，人欢马叫。
萧洛霍夫揭示了这种历史进步主义的欺骗性。事实上，革命理念的传播历来伴随着极端的功利目的，革命的输出造就了无数灾难。
应该留给个体评说历史的权利。听听历尽磨难的格里高力的肺腑之言，我们会发现所谓的“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是何等的虚妄：“我是为自己打仗，不是为将军们。如果说实在的，不管是那些人还是这些人，都不合我的心意。”
革命最终只给格里高力留下一个儿子，“这是他一生仅剩的东西”。回家途中，格里高力把武器扔进了顿河。他受够了那种强迫人们拥护一方排斥另一方的东西。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
加缪说过：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分地僵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赞叹，一切都不足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始，那将是流放的时代，生命干枯的时代，灵魂死灭的时代。
所幸，俄罗斯的灵魂尚未死灭，在上世纪未，他们沿着流放之路，开始了清算革命、拯救祖国的漫漫征途。
“必须有一种恩惠、痛惜、忘我和一个祖国”，才能慢慢洗清创伤，才能重新拾回黑土地上失落的人性，重新找到美的精神归宿。
“快来吧，我亲爱的；我们劳动又歌唱，永远在一起！”
首先我真没看过《静静的顿河》，但因为这个问题，我最近肯定会开始看的，其次我很喜欢《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初一就看过。
我不是什么文学专家，但关于斯大林如何看待《静静的顿河》这种带有“反动”色彩的文学作品，我还是有专门的研究的。
另则，高赞回答中提到的基本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反苏著作”，我都找到了斯大林的相关态度，可作考证，包括《土尔宾一家人》（原名《白卫军》），《骑兵军》。
1926年，也就是斯大林执政的第四年（1922年起），被公认为“反革命”的《土尔宾一家人》（原名《白卫军》），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映，作者布尔加科夫承认“对苏维埃俄国反感且对白军抱有同情”。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主角们，是一群白军军官，唯一可称赞的就是爱国心。
你们猜，是谁允许《土尔宾一家人》上映的？
斯大林认为，很少有纯粹的白匪和纯粹的红军，一切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其领袖所影响的。
曾和古契科夫一同逼迫尼古拉二世逊位、追随过邓尼金的君主主义者——舒利金，他的作品《日子》、《1920》和《三个首都》，也在斯大林的允许下出版。
你们猜《1920》里有什么句子没？
《三个首都》里，舒利金直球讽刺：
除过肖洛霍夫，另一个著名的苏联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最初创作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因为赤裸裸的描述性爱，最初被斯大林嫌弃，却在日丹诺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劝说下，斯大林向肖斯塔科维奇道歉。
1931年6月，在高尔基的引荐下，26岁的肖洛霍夫参见了53岁的斯大林。
虽然斯大林在会面中也提出了对肖洛霍夫“洗白白军”的行为，但显然肖洛霍夫的才华还是折服了斯大林。
1932年1月，肖洛霍夫的新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审核之前就被斯大林自己先看过了。
特别讽刺的是，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看肖洛霍夫的小说，觉得他是个反革命；斯大林看肖洛霍夫的小说，反而津津有味。
这是斯大林几次对肖洛霍夫的评价：
我一直很反感用刻板印象去理解一个人，特别是红色世界的角色，一方面确实有红色世界宣传领袖意志的夸大的成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的肆意造谣和舆论上刻意引导也不是一两次。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对于有才华的文艺作者们，斯大林抱有的始终都是先尊重才华的立场，不论是布尔加科夫、舒利禁、肖斯塔科维奇、肖洛霍夫，斯大林都认可他们的才华，当其他人为了政治立场故意挑刺的时候，是斯大林主动为他们站台保护他们。
《静静的顿河》能拿斯大林奖金和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必然有过人的文学成就，这一点恐怕不是文化水平确实不足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能比的，先天吃亏在这。
我很反对把《静静的顿河》比作什么反苏文学，这样无疑把你佬的水平拉到和亚戈达一样。
金子里找屎，不是什么好习惯。
嘴上的人性，本质上是惰性，道德追求的标准越高，越牺牲人的惰性，也就是少了人性，甚至失去了人性，那就得不到道德标准普普通通的人们的广泛认可。
层次不一样
日瓦戈医生为什么获奖？
欧美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有很强的政治属性的，我不是说日瓦戈医生不好，只是说在所有各类不同倾向的文学作品里，文学奖会倾向选择和他们思想一致的作品。
1.诺贝尔奖不发给死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大获成功之前已经在苏联红军11级党务工作者的位置积劳成疾去世了，所以首先他没资格领了.....
2.保尔柯察金是个圣人，是个相对来说脸谱化的角色，对他的塑造基本还是东正教里的圣徒那一套.....
静静的顿河里没有如此脸谱化的正面角色，每个角色都是有血有肉立体的活人，光这一点静静的顿河就比钢铁强很多了
如果说保尔柯察金是侯亮平式的伟光正形象的话，静静的顿河里就全是宇宙区长孙连城那种正反面都有的立体角色，而后者才是更贴近现实的
文学水平和政治立场是两回事。
慈父都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把顿河的作者怎么样。
现在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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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爆发时，德军进攻波兰是无可争议的导火索，但随后苏联的行动——也就是所谓的“互助条约”下的入侵——确实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尤其是为何英法等国没有立即对苏联宣战。这其中涉及了复杂的国际政治、战略考量以及历史的偶然性，绝非简单地用“对苏宣战”就能一笔带过。首先，我们得理解英法对德宣战的性质和目的。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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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足够复杂，涉及到二战时期的诸多关键因素。简单地说，如果美国“火力全开”，那胜算会极大，但同时打败苏联和德国，也不是一场轻松的战役，而且这个“火力全开”需要非常细致的定义。首先，我们要明确“火力全开”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军事装备的生产和部署，还包括经济动员、政治意志、外交策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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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二战中的日本没有发动诺门坎战役，而是选择与德国同时进攻苏联，那么二战的历史进程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可以肯定会 彻底改写。以下是对此可能性的详细分析：核心假设： 日本在1939年（诺门坎战役发生时）或者更早，放弃了在远东与苏联的冲突，并将战略重心完全转向与德国协同进攻苏联。分析的关键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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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常见，也很有意思，涉及到消费者行为、平台策略、品牌影响力等多个层面。为什么苏宁易购在某些商品上比京东价格更低，但销量却相差悬殊？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将详细分析：一、 核心原因分析：总的来说，销量差很多，而价格低却卖不动，这背后反映的是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综合性考量，价格只是其中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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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地攻击机的发展历程相当丰富，其中米格27和苏24这两款飞机可以说是同代产品中的代表，而且它们的出现确实让人好奇，为何苏联会同时发展两种定位相似的对地攻击机？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设计思路、技术考量以及作战需求的不同。要理解这个问题，咱们得回到冷战时期，那时候的苏联空军，乃至整个华约阵营，都面临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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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确实，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上海作为核心引擎，其周边城市的联动发展备受关注。而苏州，在靠近上海的这几个城市中，常常被认为是发展得更优的那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其实原因复杂且多方面，可以从历史、地理、政策、产业、文化等几个维度来细细掰扯。一、历史积淀与区位优势的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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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英美同盟能否不依靠苏联就战胜轴心国，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充满假设性的问题。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并尽可能模拟一个脱离了苏联战略牵制下的二战进程。一、 地缘政治与战略态势的重塑：首先，没有苏联的参战，整个二战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欧洲战场： 德国在东线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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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政委同志”（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ссар, Politichesky Komissar）是一个至关重要且具有独特性的存在。他们并非传统的军事指挥官，而是一种集政治思想教育、军队忠诚度保障、部队士气凝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参与军事决策于一身的特殊角色。理解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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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纳粹德国的称谓之前，我们得先理解“同志”这个词在苏联的语境。苏联之所以推崇“同志”，是因为它源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强调阶级平等、共同目标和团结互助。在早期革命时期，“同志”是一种打破传统等级、象征革命战友的称呼。即使后来苏联的政治体制变得高度集权，这个称呼依然被广泛使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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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军事史问题，背后涉及到多方面因素的复杂交织。很多人看到战争末期苏军规模的壮大和德日老兵的凋零，会简单地归结为“人海战术”或者“抵抗到底”，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也更具戏剧性。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老兵”的定义。这里我们指的是在战争早期就参军，经历了残酷战斗并幸存下来的士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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