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曹操、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高欢、高澄、宇文泰不称帝，而他们的子孙、侄子、弟弟很快就称帝呢？
咱们得从几个关键人物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说起，把这背后的逻辑一层层剥开。
一、 曹操：借尸还魂，为子孙铺路
曹操可以说是开创了“臣代君权”的先河，但他的“不称帝”绝对是最具策略性的。
天时不利，民心未散： 当时汉朝的“正统性”虽然摇摇欲坠，但汉献帝毕竟还在名义上是皇帝。曹操如果贸然称帝，等于直接和整个汉朝的“祖宗之法”和残存的忠诚势力为敌。这不仅会让他背负骂名，还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反抗，尤其是在他还没有完全整合北方的情况下。他需要的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为”。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艺术： 曹操通过控制汉献帝，实际上掌握了发布全国命令的权力。他可以代表皇帝征伐四方，封官拜将，赏罚有度。这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实际的最高权力，但却不需要承担称帝的政治风险和道德负担。他给自己留下了退路，也让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更“名正言顺”。他可以对外宣称是为了辅佐汉室，讨伐不臣，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治口号。
为曹丕铺平道路： 曹操非常清楚，自己虽然是实际的掌权者，但从“汉臣”到“汉帝”的转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个合适的“契机”。他通过封魏王，架空了汉献帝的权力，同时为自己的儿子曹丕（他早已属意）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当曹操去世时，曹丕已经成为魏王，手握重兵，朝中重臣也多是他的党羽。这种“父死子继”的模式，远比曹操自己突然称帝来得自然和稳固。曹丕只需在一个稳定的局面下，找一个恰当的理由（比如汉献帝禅让），就能顺势登基，完成政权的过渡。
“功成不居”的自我包装： 曹操的一生，可以说是伴随着战争和政治斗争。他通过军功和政治手腕，一步步走到今天。如果他这个时候称帝，就等于宣告他之前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而不是为了“匡扶汉室”。不称帝，反而能让他收获“能臣干吏”的美名，为他日后的政权合法性打下情感基础。
二、 司马懿：步步为营，等待时机
司马懿的处境比曹操更复杂，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魏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压力： 司马懿虽然是曹魏的重臣，但他的家族势力和权力增长，引起了曹氏宗室和很多人的警惕。他如果在自己有生之年贸然称帝，很容易被视为“篡国贼”，引发激烈的反对，甚至导致内部的军事政变。他需要避免成为曹操一样“挟天子”的角色，而要成为一个“奉天承运”的接班人。
“权臣”的积累： 司马懿花了很长时间才完全掌握魏国大权。他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外的战争（如对蜀汉、对东吴）以及对内部政治势力的平衡上。他通过削弱宗室势力、安插亲信等方式，一点点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的策略是“润物细无声”，让自己的家族影响力深入到魏国政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通过一次惊天动地的政变来夺权。
等待政治契机： 魏国经过几代皇帝，内部的权力结构已经非常有利于司马家族。当魏主（如曹芳、曹髦、曹髦）的统治出现危机，或者被司马家族认为“不适任”时，司马懿或者他的继承者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以“辅佐”或“清君侧”的名义，进一步夺权，最终促成禅让。司马懿可能看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自己还不足以一举完成。他更倾向于为自己的子孙创造一个完美的条件。
“功成不退”的战略： 司马懿在晚年对曹魏忠心耿耿的形象塑造非常到位。他几次病重，但依然坚持工作，甚至在病榻上指挥作战。这种“鞠躬尽瘁”的态度，极大地消除了别人对他野心的疑虑。他去世时，权力已经几乎完全转移到了他的儿子司马昭手中，而司马昭也同样有能力和时机去完成那最后一步。
三、 司马昭：儿子司马炎的天然优势
司马昭是司马懿权力的继承者，他比他的父亲更接近“皇位”。
魏国内部已经高度腐朽： 到司马昭掌权的时候，魏国皇帝已经成了摆设，权力完全被司马家族掌控。司马昭作为丞相，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手握重兵。内部的反抗力量被极大压制。
创造“禅让”的合法性： 司马昭并没有自己动手去“逼宫”或“废帝”。他巧妙地利用了“禅让”这个古老而富有合法性的方式。他让当时的魏帝（齐王曹髦，后被废黜，再到高贵乡公）成为他的“傀儡”，并最终“受禅登基”。这种看似是“被动接受”的模式，大大降低了政权更迭的阻力，也为新王朝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儿子司马炎是完美的“接盘侠”： 司马昭将一切准备就绪，政权、军队、人心（至少是朝廷的权力核心）都掌握在手中。他的儿子司马炎，既是家族的继承人，又是当时最适合执行“禅让”并建立新朝代的人选。他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父亲会因为不称帝而留下“遗恨”，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并为家族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耀。司马昭死后，司马炎顺理成章地成为实际的掌权者，然后“受禅”称帝，建立晋朝。
四、 高欢、高澄父子与宇文泰、宇文觉父子：北方政权的典型操作
高欢父子和宇文泰父子是北朝时期北魏分裂后北方几个主要政治集团的代表。他们的操作模式与南朝的司马氏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其地域特色。
高欢与高澄：
“权臣”的代际传承： 高欢是东魏的实际掌权者，与司马懿类似，他通过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掌握了朝政。但他面临的是北魏宗室的残余势力以及对“汉贼”或“篡汉”的恐惧。他更倾向于为儿子高澄铺平道路。
高澄的雄心： 高澄比他父亲更具雄心，也更敢于挑战旧秩序。他已经基本控制了东魏的局面，并且有意图取而代之。但他被刺杀，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高洋（文宣帝）的顺势而为： 高澄的弟弟高洋，在哥哥去世后，迅速接过了权力。他继承了父亲和哥哥打下的江山，并且利用了当时东魏政权的虚弱和混乱，成功地逼迫东魏皇帝禅让，建立了北齐。高洋称帝，是他家族多年积累的实力的自然爆发。
宇文泰与宇文觉：
宇文泰的韬略： 宇文泰是西魏的实际掌权者。他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但与高欢一样，他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北魏的“正统性”。他通过“禅让”的方式，将权力转移给了自己的儿子宇文觉。
宇文觉的“称帝”： 宇文觉是宇文泰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在宇文泰去世后，他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西魏皇帝的禅让，建立了北周。与司马炎类似，宇文觉的称帝是被父亲精心安排的结果，是家族政治的最终胜利。
总结一下这些不称帝的原因，以及子孙们为何能迅速称帝：
1. 政治合法性与时机： 那些不称帝的枭雄们，很多时候是在政权 아직 稳固，或者需要借助旧王朝的“合法性”来扩张影响力的时候。他们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权臣辅政”，为的是积累实力，等待一个完美的“禅让”时机，而非直接发动“逼宫”式的政变。这能让他们背负的政治骂名最小，也能让他们的政权看起来更顺应“天意”。
2. 权力平稳过渡： 他们不称帝，也是为了避免在自己手中造成权力真空或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他们宁愿让自己的儿子或兄弟来完成最后一步，这样更容易实现“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平稳过渡，避免了权力争夺的内耗。
3. 为子孙铺平道路： 这些枭雄们极其擅长政治布局，他们知道自己是“开创者”，而开创者的功绩往往伴随着争议。他们为自己的继承人创造了一个已经成熟的政治环境，包括强大的军事实力、完善的官僚体系、以及被他们操控的政治舆论。他们的子孙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需要完成最后一步的“合法化”手续，就能顺理成章地登基。
4. 时代的政治风尚： 在那个时代，“禅让”是获取皇位的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相对“体面”的方式，虽然背后可能充满强制和阴谋。那些不称帝的枭雄们，是在为“禅让”制造条件。他们的子孙，则是在执行这个计划，并且往往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接受”仪式。
所以，这些伟大的政治家们不称帝，不是因为他们缺乏野心，而是因为他们有着更长远的眼光和更精明的政治策略。他们把“称帝”这件事，留给了更合适的时间，更合适的人，以及更有利的局面，从而确保了他们家族权力的稳固和长久延续。
网友意见
魏王曹操一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世人称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无论如何，他终究是没有坐上那张一步之遥的龙椅，戴上唾手可得的皇冠。而他死后，他的儿子曹丕却迫不及待逼汉献帝让位，取而代之。这奇怪么？难道曹操的赫赫武功，一辈子尚且顾虑重重，不敢篡窃皇位，曹丕又有何德何能，反而有勇气决然踏出那一步，取四百年汉室代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对比三列历史人物：
第一列：曹操、司马师司马昭、宇文泰、高欢高澄；
这类人物虽为总揽军政大权的权臣，但终身止于臣位；死后方得继承者追封为帝。
第二列：曹丕、司马炎、宇文觉、高洋；
这类人物在短暂接任权臣角色后，很快易代改朝，成为新王朝的开创者。
第三列：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杨坚、李渊；
这类人物则在自己有生之年，便顺利实现从权臣而为新朝天子的过渡。
曹操不称帝，曹操一死，曹丕马上称帝了。
司马师不称帝、司马昭不称帝，司马昭一死，司马炎马上称帝了。
宇文泰不称帝，他一死，他儿子宇文觉马上称帝了。
高欢不称帝，高澄不称帝，高澄一死，高洋马上称帝了。
论能力，论威望，论权力巩固程度，曹丕肯定比不了曹操，司马炎肯定比不了司马昭司马师，
宇文泰是西魏政权实际建立者，他死后，其子宇文觉年纪尚幼，被堂兄宇文护拿来做个招牌；和父亲相比，威望功业差如云泥；
高欢是东魏政权实际建立者，他长子高澄，十四岁起便做为他的代理人，入邺都执政多年；自幼便被轻视，在人前表现庸碌守拙的高洋与父兄相比，同样万不能及。
第一列的曹操们之所以有生之年不称帝，正是因为自身优势太大，自认为可以缓缓图之；若非天不假年，他们一样会是第三列的杨坚李渊们。从来不是不想改朝换代，而仅仅是人寿有限，来不及罢了。
别只记得曹操公然自称的“大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志，也要看看曹操对自己人夏侯惇说的心里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一步步变成魏公、魏王，自然是曹操自己野心膨胀，可为人者又怎能不为自己子孙家族的身家性命计？
“衣带诏”事件后，都已经和汉献帝刘协彻底破脸了，若不着手取汉代之，难道让曹氏一族如霍光一般被诛灭满门么？就算对大汉王朝再有感情和留恋，曹操也绝不会情愿自己的子孙如霍光家族一般死无遗类的。哪怕换了任何人在他的立场都不会。
第二列的曹丕司马炎们之所以迫不及待称帝，也根本不是因为他们如何比父辈强，形势比父辈更好，正因为他们只是新继任不久的权臣二代，能力威望不及父辈，势力基础不如父辈，所以他们才需要尽快称帝，正是为了确定易代事实，彻底杜绝皇权旧势力反扑的幻想，同时也和本集团重臣们定下不可动摇的君臣名分。
北齐开国君主，文宣帝高洋君臣对其母亲娄昭君的对答，恰恰揭示了第二列诸人实行皇朝易代的本质：正因为高洋威望远不及其父其兄，所以他才要顶着众多元老勋贵反对，靠大军威慑强行建立新朝，造成不可挽回的既定事实。
【显祖入，召弼入与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与王争天下者，彼意亦欲为帝，譬如逐兔满市，一人得之，众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禅，关西自应息心。纵欲屈强，止当逐我称帝。必宜知机先觉，无容后以学人。”】——《北齐书·高德政传》
【洋以告娄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龙，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铸像卜之而成，乃使开府仪同三司段韶问肆州刺史斛律金，金来见洋，固言不可，以宋景业首陈符命，请杀之。洋与诸贵议于太妃前，太妃曰：“吾儿懦直，必无此心，高德政乐祸，教之耳。”洋 以人心不壹，遣高德政如邺察公卿之意，未还；洋拥兵而东，至平都城，召诸勋贵议之，莫敢对。】——《资治通鉴·第一百六十三卷·梁纪十九》
曹操无需天子名义，他也一样终身是大汉帝国大部分疆域的实际控制者；可是曹丕如果不篡位易代，却绝没有信心如其父王那般，仅仅靠魏王和丞相名义便统摄全国了。
徐州臧霸别部和青州军的鸣鼓哗变事件，其弟曹彰的问玺试探事件，皆说明了这点。甚至敌对势力刘备诸葛亮们一直所期盼的“天下大变”，也多半是以曹操寿终后、曹魏控制区域极可能大规模动乱为前提。
所以说，曹操有足够底气和回旋余地，当然不必急于取汉而代之，曹丕篡位则是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统治基础相对于其父实在薄弱，因此除尽快取得天子之位外，别无选择。
事实证明曹丕赌赢了，并以南征东吴为名，抚平之前半独立的青徐二州。在名正言顺的天子御驾亲征下，原就野心平平的臧霸等青徐诸豪将，根本无力抗拒，拱手交权，入朝养老。整个曹魏治下九州实现真正的一统。
【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休言之於帝，帝疑霸军前擅去，今意壮乃尔!遂东巡，因霸来朝而夺其兵。】——《三国志·魏书·臧霸传》注引《魏略》
【（臧霸）与曹休讨吴贼，破吕范於洞浦，徵为执金吾，位特进。】——《三国志·魏书·臧霸传》【时昭侍侧，因曰：：……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董昭传》
【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三国志·魏书·贾逵传》
其实一个摄行朝政的权臣集团（或说：幕府、霸府）的内部构成，既有大量仅仅忠于权臣个人、而彻底无视皇权的基本部属；同样随着霸府总揽举国军政大权，也自然而然吸收了许多对旧朝尚有怀恋之心的首鼠两端之徒加入。
这些人或为自身功名，或为施展才干抱负，才会效力于权臣霸府，对改朝换代之事往往并不热衷，甚至为了能在史书上不留下贰臣之名，更希望于权臣将易代之事留待子孙后人。
而即使仅仅从自身家族而言，一个天子弱势、霸府摄政的旧政权，也比一个强势天子在位的新朝，要更加符合他们的利益，甚至就连权臣家族自身的重要人物，特殊情况下亦是如此。
比如著名的“大魏纯臣”、大晋安平献王司马孚，若司马家族始终作为魏朝第一权臣家族而存在，那么年高德劭的他的话语权和地位，即使是司马师司马昭这样的帝国摄政也必须充分尊敬；历次上书奏议中他的名字排序更在其前。
可当司马家族化家为国，变为大晋皇族以后，不但司马孚自己要反过来对小两辈的侄孙司马炎俯首称臣，更重要是他这支的子孙就仅仅变成了皇室远支宗亲，除了诸侯王虚名外，地位比之魏朝甚至是大幅度削弱了的。
如此鲜明对比，不论换了谁在司马孚的立场上，也肯定会是一个大魏朝的忠臣。横竖司马氏公然当街弑君，只能提倡以孝治国，也并不能拿这个一直唱反调的长辈如何，还得忍着恶心表面各种优礼，更能在史书中留下怀恋故主的忠臣义士之名，又何乐而不为？
又比如高洋改朝换代时，原高欢集团的众多元老勋贵、甚至连他自己母亲娄昭君都一致反对，同样基于此理。因为晋阳的鲜卑勋贵们早以娄昭君为精神领袖，和邺城的汉人士族集团水火不容。
高洋和父兄那样做个权臣，绝对远比成为威福自专的强势皇帝，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当然另一方面，这些人也绝没有任何为早以名存实亡的鲜卑魏国去牺牲自家的觉悟，因此高洋带着大军一吓唬，就统统闭口不言了。
正因为霸府集团的人心不齐和不稳定，所以权臣若不篡位，就永远会被对手藉着讨伐权奸的罪名来攻击与反对，时刻不能放松警惕；只有真正决然踏出那一步，成为名正言顺的天子了，反对者才会变成天下共讨之的反贼。
因为满朝百官们一旦经历了受禅易代，就会为了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切身利益，自觉去维护新王朝，尽可能扑灭旧王朝的残余势力反扑，这是真正关系自己身家性命和家族福祉的头等大事。
——旧王朝若死灰复燃，复辟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一身功业俱都被“逆臣”之名玷污，子子孙孙都要蒙受羞辱。
曹丕受禅，就彻底断绝了汉朝复兴的最后可能，即使以诸葛亮之国士大才，亦只能困居蜀中了。从中枢到地方州郡，从前那些在曹氏霸府治下尚可自欺欺人、心念汉室旧恩的人们，也彻底变成了魏朝臣子，而和作为旧汉势力残余的蜀汉政权势不两立，只因有了光武帝建武中兴前车之鉴，再没有人会希望落到如新莽朝群臣那样在史册中背负污名的下场。
历代权臣篡位的关键，并不在于能拓展什么权柄，这些已经通过摄行皇权得到了，而就在于逼迫朝堂百官做这样的正式站队，交上不能后悔不可收回的投名状。
毕竟历史无数次证明，打倒一个哪怕是新莽那样的王朝，也永远比打倒一个霍光、窦宪这样的权臣家族要困难无数倍。
所以就算是武则天这么一个在男权社会中可说千古奇葩的女性君主，她的权力巩固程度都要远远超过霍光那样的权臣，只因为大唐百官承认了她是新天子，对她宣誓效忠了，就自觉去会与那些反对她的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比起自己变成乱臣贼子、子孙死无遗类的风险，高居九重的天子是男是女实在不值一提。
李唐复辟后，武周一朝之所以不可能如新莽那样被否定，一众如狄仁杰这样的周朝大臣同样也被承认为大唐忠良，王孝杰这种常败将军只因有武周朝难得的开边功绩（收复安西四镇），居然还进了大唐王朝的武庙，原因同样在此；而绝不仅仅是中宗李显、睿宗李旦个人对武则天的母子之情。
其实天朝之所以不可能如东瀛列岛那般，实现长期稳定的幕府制度，一方面自然是从秦始皇建立集权帝制以来，君权无上至尊，远非列岛君主哪怕权柄最大时期可比；
历朝历代可在一段时间摄行皇权的大臣层出不穷，但根本不能将自己权柄稳定传袭子孙，不可能让自己所有儿子都裂土封王，获得天经地义的皇位继承资格，更不可能让后裔各个都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天潢贵胄、凤子龙孙，
另一方面也是“成王败寇，赢家通杀”观念太深入人心，天子和权臣之间根本无法互信。
想维持一个能延续下去的幕府，首要前提就是权臣及其子孙的地位权柄、身家性命都能得到充分保证，至少要有三代人，五六十年以上传承。
而这在历史那些无论有权无权，心中皆认定君权理所当然无上的皇帝治下，可能实现么？现实中如刘禅这般有充分自知之明，心安理得“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君主，几千年才出了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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