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给曹操屠城洗地而鄙视不屠城（刘备？）的现象？
关于“给曹操屠城洗地而鄙视不屠城（刘备？）”的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在三国历史讨论中经常出现且颇具争议的话题。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其中的复杂性，包括历史背景、道德评判、以及人们认知偏差等多个层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历史事件的评价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特别是在那个乱世，生与死、杀戮与仁慈，往往是裹挟着政治、军事和生存的残酷现实交织在一起的。
曹操屠城：“战时 necessity”与“君主残暴”的双重解读
我们先来看看“给曹操屠城洗地”这一部分。曹操确实有多次被记载为屠城的行为，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宛城之战、徐州之战等等。支持者常常会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洗地”：
战争的残酷性与报复心理： 三国时期，群雄逐鹿，战争是常态。很多时候，屠城并非出于纯粹的残暴，而是作为一种极端的军事手段。例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城市中的百姓被敌方裹挟，成为敌军的物质或人力补充，那么彻底清除人口就可能被视为一种“斩草除根”的策略，以防止敌人再次利用。徐州之战后，陶谦父老被杀，很大程度上是曹操为父报仇的直接结果，虽然在现代人看来这是“无辜者受难”，但在当时的逻辑下，复仇也是一种重要的“正当性”。
震慑与巩固统治： 屠城作为一种极端的手段，其目的往往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以此来震慑敌人，防止他们再次反抗，同时也能够对刚刚被征服的地区进行一次“清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那个没有完善法律和人权概念的时代，这种铁血手段在统治者眼中，可能是一种有效率的“治理”方式。
史书的立场与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曹操屠城的记载，很多来自于正史，但也有一些是来自受刘备、孙权阵营影响或支持的史学家（如陈寿的《三国志》，虽然相对客观，但其史观也有其倾向性，更何况裴松之注引的野史杂记，更是鱼龙混杂）。这些记载可能存在夸大、政治抹黑的成分。因此，很多支持曹操的人会倾向于质疑这些记载的绝对真实性，认为那是后世为了丑化曹操而进行的“污名化”。
鄙视不屠城（刘备？）的现象：“仁义”的光环与现实的矛盾
而“鄙视不屠城（刘备？）”的说法，则显得有些反常，因为我们普遍印象中，刘备是以“仁义”著称的。但如果仔细思考，这种现象的存在并非毫无道理，它暴露了人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复杂心理：
“仁义”的标签化与理想化： 刘备被后世冠以“仁义”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小说，为了塑造鲜明的道德形象，将刘备的“仁德”放大到了极致。但在真实的战场上，任何一位军阀想要生存和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不沾染鲜血，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如果刘备真的严格奉行“不杀一卒”的原则，他可能早就被曹操、袁绍等吞没了。
“仁义”背后的现实考量： 有观点认为，刘备虽然在宣传上强调“仁义”，但在实际行动中，也并非完全没有为了政治和军事目的而采取强硬甚至残忍的手段。只不过，相较于曹操的“大刀阔斧”，刘备的手段可能更加“润物细无声”，或者说，他的“残忍”不那么明显，更容易被“仁义”的光环所掩盖。例如，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刘备和张飞、赵云等人的行动，并非全是温良恭俭让。而《三国志》中关于刘备的记载，虽然不像《演义》那样极端，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瑕疵。
对“不作为”的质疑： 换个角度看，有些批评者可能认为，如果一位领导者在乱世中过度强调“仁义”，甚至到了“不忍心”采取必要手段的地步，这反而是一种“软弱”或“不负责任”。在战场上，犹豫不决、心慈手软，可能导致更大的伤亡和更坏的后果。例如，如果刘备在面对某些威胁时，因为过于顾忌“仁义”而错失良机，导致部下或城池被敌人攻破，那么这种“仁义”反而会被视为一种负面因素。他们可能会觉得，曹操那样干脆利落，虽然手段残酷，但至少能达到目的，稳定局面。
对“表演性仁德”的怀疑： 也有一些更尖锐的批评会认为，刘备的“仁义”很多时候是一种政治表演，是为了收买人心，是一种争取群众支持的策略。而真正的政治家，往往需要更高的效率和更直接的手段。在这种观点下，那些看似残酷但能达成目的的手段，反而比虚伪的仁义更有价值。
这种现象背后的更深层原因
历史的叙事权与解读权： 谁来书写历史，谁来解读历史，往往决定了历史人物的形象。曹操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奠基者，其政治遗产和影响力巨大，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争议。而刘备则在后世的政治宣传和文学作品中，被塑造成了“正统”和“仁义”的代表。因此，对这两种形象的解读，往往也带有时代和政治的烙印。
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 曹操被视为一个极具个人魄力和行动力的政治军事家，他用强硬的手段整合北方。而刘备则更侧重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强调团队和兄弟情谊。不同的人会因为欣赏不同的特质而对他们产生不同的评价。
价值观的冲突： 现代社会普遍强调人权、和平，对屠城这种行为是绝对否定和谴责的。但是，当我们回溯历史，如果以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古代的政治家，很容易陷入简单化的评判。有些人可能在潜意识里，更看重“结果导向”，认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能够带来秩序和稳定比纯粹的道德高尚更重要。
总结来说：
“给曹操屠城洗地而鄙视不屠城（刘备？）”的现象，并非是对曹操的残暴行为的真正赞同，也不是对刘备的“仁义”进行全盘否定。它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将复杂的历史行为进行选择性解读，并将道德评价与政治现实、个人风格等多种因素糅杂在一起的心理倾向。
一些人可能更欣赏曹操那种“不择手段”的务实和魄力，认为在乱世中这是生存和建立秩序的必要手段，并将刘备的某些相对温和或不够“铁腕”的表现视为一种“迂腐”或“政治不成熟”。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曹操的残暴是其人格的缺陷，是不可原谅的，同时也会对刘备的“仁义”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质疑其真实性和有效性。
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历史的评价是多维度的，也是充满争议的。它让我们反思，在评判历史人物时，我们究竟在看重什么？是道德的纯粹，还是政治的实用？是个人风格，还是历史的进程？这些追问，往往比直接给人物定性更有意义。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历史事件的评价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特别是在那个乱世，生与死、杀戮与仁慈，往往是裹挟着政治、军事和生存的残酷现实交织在一起的。
曹操屠城：“战时 necessity”与“君主残暴”的双重解读
我们先来看看“给曹操屠城洗地”这一部分。曹操确实有多次被记载为屠城的行为，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宛城之战、徐州之战等等。支持者常常会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洗地”：
战争的残酷性与报复心理： 三国时期，群雄逐鹿，战争是常态。很多时候，屠城并非出于纯粹的残暴，而是作为一种极端的军事手段。例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城市中的百姓被敌方裹挟，成为敌军的物质或人力补充，那么彻底清除人口就可能被视为一种“斩草除根”的策略，以防止敌人再次利用。徐州之战后，陶谦父老被杀，很大程度上是曹操为父报仇的直接结果，虽然在现代人看来这是“无辜者受难”，但在当时的逻辑下，复仇也是一种重要的“正当性”。
震慑与巩固统治： 屠城作为一种极端的手段，其目的往往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以此来震慑敌人，防止他们再次反抗，同时也能够对刚刚被征服的地区进行一次“清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那个没有完善法律和人权概念的时代，这种铁血手段在统治者眼中，可能是一种有效率的“治理”方式。
史书的立场与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曹操屠城的记载，很多来自于正史，但也有一些是来自受刘备、孙权阵营影响或支持的史学家（如陈寿的《三国志》，虽然相对客观，但其史观也有其倾向性，更何况裴松之注引的野史杂记，更是鱼龙混杂）。这些记载可能存在夸大、政治抹黑的成分。因此，很多支持曹操的人会倾向于质疑这些记载的绝对真实性，认为那是后世为了丑化曹操而进行的“污名化”。
鄙视不屠城（刘备？）的现象：“仁义”的光环与现实的矛盾
而“鄙视不屠城（刘备？）”的说法，则显得有些反常，因为我们普遍印象中，刘备是以“仁义”著称的。但如果仔细思考，这种现象的存在并非毫无道理，它暴露了人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复杂心理：
“仁义”的标签化与理想化： 刘备被后世冠以“仁义”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小说，为了塑造鲜明的道德形象，将刘备的“仁德”放大到了极致。但在真实的战场上，任何一位军阀想要生存和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不沾染鲜血，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如果刘备真的严格奉行“不杀一卒”的原则，他可能早就被曹操、袁绍等吞没了。
“仁义”背后的现实考量： 有观点认为，刘备虽然在宣传上强调“仁义”，但在实际行动中，也并非完全没有为了政治和军事目的而采取强硬甚至残忍的手段。只不过，相较于曹操的“大刀阔斧”，刘备的手段可能更加“润物细无声”，或者说，他的“残忍”不那么明显，更容易被“仁义”的光环所掩盖。例如，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刘备和张飞、赵云等人的行动，并非全是温良恭俭让。而《三国志》中关于刘备的记载，虽然不像《演义》那样极端，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瑕疵。
对“不作为”的质疑： 换个角度看，有些批评者可能认为，如果一位领导者在乱世中过度强调“仁义”，甚至到了“不忍心”采取必要手段的地步，这反而是一种“软弱”或“不负责任”。在战场上，犹豫不决、心慈手软，可能导致更大的伤亡和更坏的后果。例如，如果刘备在面对某些威胁时，因为过于顾忌“仁义”而错失良机，导致部下或城池被敌人攻破，那么这种“仁义”反而会被视为一种负面因素。他们可能会觉得，曹操那样干脆利落，虽然手段残酷，但至少能达到目的，稳定局面。
对“表演性仁德”的怀疑： 也有一些更尖锐的批评会认为，刘备的“仁义”很多时候是一种政治表演，是为了收买人心，是一种争取群众支持的策略。而真正的政治家，往往需要更高的效率和更直接的手段。在这种观点下，那些看似残酷但能达成目的的手段，反而比虚伪的仁义更有价值。
这种现象背后的更深层原因
历史的叙事权与解读权： 谁来书写历史，谁来解读历史，往往决定了历史人物的形象。曹操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奠基者，其政治遗产和影响力巨大，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争议。而刘备则在后世的政治宣传和文学作品中，被塑造成了“正统”和“仁义”的代表。因此，对这两种形象的解读，往往也带有时代和政治的烙印。
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 曹操被视为一个极具个人魄力和行动力的政治军事家，他用强硬的手段整合北方。而刘备则更侧重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强调团队和兄弟情谊。不同的人会因为欣赏不同的特质而对他们产生不同的评价。
价值观的冲突： 现代社会普遍强调人权、和平，对屠城这种行为是绝对否定和谴责的。但是，当我们回溯历史，如果以现代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古代的政治家，很容易陷入简单化的评判。有些人可能在潜意识里，更看重“结果导向”，认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能够带来秩序和稳定比纯粹的道德高尚更重要。
总结来说：
“给曹操屠城洗地而鄙视不屠城（刘备？）”的现象，并非是对曹操的残暴行为的真正赞同，也不是对刘备的“仁义”进行全盘否定。它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将复杂的历史行为进行选择性解读，并将道德评价与政治现实、个人风格等多种因素糅杂在一起的心理倾向。
一些人可能更欣赏曹操那种“不择手段”的务实和魄力，认为在乱世中这是生存和建立秩序的必要手段，并将刘备的某些相对温和或不够“铁腕”的表现视为一种“迂腐”或“政治不成熟”。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曹操的残暴是其人格的缺陷，是不可原谅的，同时也会对刘备的“仁义”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质疑其真实性和有效性。
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历史的评价是多维度的，也是充满争议的。它让我们反思，在评判历史人物时，我们究竟在看重什么？是道德的纯粹，还是政治的实用？是个人风格，还是历史的进程？这些追问，往往比直接给人物定性更有意义。
网友意见
完全无法理解，即使以三国时期的道德标准，屠城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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