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国国防军有些高级将领反对希特勒的政策但却不像施陶芬贝格那样去刺杀希特勒，这是否表示他们不爱国？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爱国”的定义在当时德国的语境下是什么。对于许多德国军人来说，爱国与效忠国家和国家的元首紧密相连，尤其是在经历了一战的失败和凡尔赛和约的屈辱之后，希特勒上台后所展现出的强大国家意志和复兴德国的决心，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他们将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尊严视为最高追求，而效忠于国家的领导人，即便内心有所疑虑，也被视为履行职责的一部分。
反对希特勒政策的高级将领们，即便没有采取极端行动，他们的“爱国”体现在了不同的层面：
对国家长远利益的担忧： 一部分将领反对希特勒的政策，并非出于个人野心或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本否定，而是出于对德国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例如，一些资深将领可能认为希特勒的侵略性外交和过度的军事扩张，最终会给德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就像他们经历过一战的惨败一样。他们反对的是希特勒的战略决策，认为这些决策不符合德国的长期利益，会将国家拖入无法挽回的境地。这种担忧，从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爱国”。
对军队专业性的坚持： 国防军拥有其自身的荣誉和专业精神，很多将领在战争初期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战略部署抱有疑虑。他们可能认为希特勒过度干预军事决策，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原则，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和战略失误。他们在军队内部通过非公开的渠道表达不满，或者在允许的范围内试图影响决策，都是在维护他们所理解的军队的专业性和国家的军事力量，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爱国”的体现，即希望国家军队能够高效、有尊严地作战。
对战争性质和道德底线的考量： 随着战争的进行，希特勒政权的反人类罪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屠杀和对占领区的残酷统治，逐渐暴露出来。虽然在公开场合，大多数军官选择沉默，但一些将领内心可能对这些暴行感到不安和厌恶。虽然他们不具备施陶芬贝格那样的决心和勇气去采取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丧失了道德感和对国家声誉的考量。他们或许认为，参与或纵容这些罪行是对德国民族形象的极大损害，从长远来看也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
对行动可行性的现实判断： 并非所有反对者都像施陶芬贝格那样拥有明确的刺杀计划和实施的条件。很多高级将领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任何公开的反对或非法的行动都可能招致严厉的报复，不仅危及自身，还可能牵连家人和部属。在纳粹政权严密的控制和特务机构的监视下，组织一次成功的刺杀行动需要非凡的胆识、周密的计划和可靠的同伴。许多将领可能评估了风险，认为采取行动的成功率极低，反而会激化矛盾，让情况变得更糟，或者被视为个人政治斗争，损害了“国家利益”的名义。他们选择在内部保留意见，或者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达不满，可能是在他们看来更“现实”和“负责任”的选择。
为什么不选择刺杀？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些更具体的考量：
对潜在后果的恐惧： 刺杀希特勒的后果难以预测。如果刺杀失败，参与者和他们的家属将面临灭顶之灾。即使成功，谁来接管政权？是否会导致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被盟军趁虚而入？很多将领可能对这些“后刺杀时代”的局面感到忧虑。他们或许认为，一个稳定的德国（即使是在希特勒领导下）比一个内战频仍或被外部势力瓜分的德国更好。
缺乏明确的替代方案： 施陶芬贝格及其同党有相对清晰的政治设想，希望在刺杀后能够与西方盟国达成和平协议，结束战争。但许多对希特勒不满的将领，可能并没有如此明确和统一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反对当前的领导和政策，但对于战后的德国走向，他们可能没有形成共识。
军人的誓言和忠诚： 德国军人对元首宣誓效忠，这是军人的天职。即使内心有矛盾，撕毁誓言、对最高统帅采取极端行动，对许多军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这涉及到对个人道德和职业操守的巨大挑战。他们可能认为，即使不同意希特勒的某些做法，只要国家还在运作，军队还在履行职责，他们就应该维持秩序和稳定。
总结来说，那些反对希特勒政策但不采取刺杀行动的高级将领，不能简单地用“不爱国”来标签化。 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德国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他们在个人信仰、职业操守、国家利益和生存风险之间所做的艰难权衡。
他们对国家长远利益的担忧、对军队专业性的维护、以及对战争道德底线的考量，都体现了他们对德国这个国家的责任感。只是他们选择的表达和行动方式与施陶芬贝格不同，这更多地是由于他们对风险的评估、对替代方案的缺乏以及对传统军人职责的理解所致。
评价这些人是否爱国，需要我们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深入理解历史的细节和人性的复杂。在那个时代，爱国本身就可能被解读为多种不同的行为和动机。他们的沉默和保留，虽然在道义上难以与施陶芬贝格的壮举相提并论，但也不应被轻易地否定其潜在的“爱国”动机。相反，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和不彻底的反抗，才更加凸显了希特勒政权的恐怖以及当时德国社会和军界所面临的困境。
网友意见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将领最反纳粹？又是什么样的纳粹将领真的以行动在反纳粹？
作为整个二战当中德国国内反希特勒运动的最高潮，七二零政变可以说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佳样本。
在这场行动当中，密谋分子们在希特勒大本营放置炸弹刺杀希特勒，而且在柏林、巴黎等地同时发动政变，可是最终行动失败了，一大群将领和纳粹官员因为牵连此事，从刺杀行动的执行人冯-施陶芬贝格到主谋冯-维茨勒本元帅，再到前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甚至到两位元帅隆美尔和冯-克鲁格，要么处死要么被迫自杀。 甚至就连前驻苏联大使冯-舒伦堡伯爵，也因为牵连而被杀。
如果仔细观察纳粹血腥镇压政变的事实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深深牵涉到政变阴谋的、或者说被纳粹所严厉打击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容克贵族，而相对于容克在总人口的数量，这本不应该发生。
所以，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七二零政变，乃至于德国的反希特勒密谋，既是出于将德国拯救于水火的正义感，也是容克贵族和纳粹党阀之间的血腥斗争。
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反纳粹的将领大多数不反侵略，而是害怕战败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因而在战争顺利的时候，大多数反对分子要么偃旗息鼓要么积极投身战争，冯-施陶芬贝格也是积极的战争拥护者，参与了西线和北非战争。
哪怕是冯-维茨勒本和贝克这样的老反对派，他们在和盟国暗中谈判的时候也希望保住德国的一部分侵略果实，而且随着德国的步步胜利而要价越来越高。
毫无疑问，在第二帝国时代，德意志军队是掌握在容克手中的，这种局面在战败之后也没有得到改观，战败后协约国规定德国只能保留10万陆军，而在冯-西克特将军所支持的陆军裁军当中，容克军官的比例甚至比一战前还要高（因为一开始德国拥有87万常备军，因为容克数量有限，显然需要大量非容克贵族来协助他们）。
所以，在魏玛时代，德国军队一直都是掌握在容克手中的，出于他们的意识形态，自然极端反共，拥护右翼。而在大萧条席卷德国之后，这种支持最后转移到了希特勒的身上。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容克军官们喜欢希特勒（在很多容克军官私下里，他们都称呼希特勒为‘’那个下士‘’），由此可见在希特勒政权的初期，容克军官们和他是盟友——但绝对没有融为一体。
然而，正如容克们普遍看不起希特勒一样，希特勒也非常看不起这些容克，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希特勒眼中，这些容克将领大多数脑袋顽固，思想陈旧，傲慢自大。不管是为了教训他们，还是为了加强自己本人对军队的控制，他都一心想要扩张自己在军队的力量。
在1938年初，武装部队总司令冯-勃洛姆堡和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先后以各种理由强迫去职，也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除掉了上面两人之后，希特勒自封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得到了明确的陆军统帅权。
在用人方面，希特勒也倾向于重用那些听话好用、狂热支持他和纳粹主义的将领，比如他身边的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和军事幕僚约德尔将军，比如古德里安，还有冯-赖歇瑙这样的狂热分子。
不过，在这个时候，希特勒和容克将领们虽然有摩擦，但是并没有翻脸——环境也没有恶化到必须翻脸的地步，双方大体上还是以同样的努力扩充着德国军队，直到法国战争开始，容克始终是军队内部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940年法国战役之后，希特勒一口气封了12个陆军元帅，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容克贵族出身。
可是到了东线战争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战事很快不利，而且陷入到了长期焦灼化，两方的矛盾开始凸显，并且一步步恶化。希特勒认为战事不利是因为容克将领们太保守不够勇敢，而一部分容克将领们却认为战事恶化是因为希特勒瞎指挥。
在1941年的冬天，希特勒以作战不利和其他理由，将西线三个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冯-莱布、冯-博克和冯-龙德施泰特全部撤换，而他也在这一系列人事调动当中开始提拔他所宠信的将领。
而在接任中央集团军群的冯-克鲁格元帅那里，也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容克军官们为主体的反希特勒团体，几次策划要趁希特勒过来视察的时候扣押他然后和盟国和谈。
在东线战争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纳粹党和容克关系也越来越恶化，两个团体之间原本的融洽合作开始被险恶的责任归属而分化。而希特勒对此的应对是，一方面大力扶持国防军系统内的非容克将领（比如古德里安，隆美尔、莫德尔和舍尔纳等人），一方面加速扩张纳粹党的武装——党卫军。
在纳粹上台初期，党卫军最初只是希特勒个人卫队，得到大大支持的党军也已飞快的速度扩充着实力，并且最后成为了拥有数十个师的庞大作战部队。
在希特勒所宠信的莫德尔元帅步步高升，并且一度成为同时指挥两个集团军群的东线救火队员的同时，希特勒在东线对容克将领的清洗也毫不留情地持续着。到了1944年，容克们大多数属于被“靠边站”的将领，容克们为首的将领冯-龙德施泰特被几起几落，不再拥有实际权力，只能作为被希特勒利用威望的吉祥物存在，冯-曼施坦因也在年初因为乌克兰作战不利丧师失土而被撤职退休。
被希特勒大力扶持的将领，大多数陪着希特勒打到了最后，古德里安虽然一度因为东线失败而被撤职，但是在1943年1月就重新出任德国装甲兵总监，并且在希特勒镇压七二零密谋之后出任德国参谋总长，莫德尔元帅在鲁尔区力顶英美并且自杀殉国（唯一一个为纳粹德国自杀殉国的元帅），舍尔纳元帅也同样战斗到了最后，他们也是希特勒在后期最信任的人。
隆美尔是一个例外，虽然希特勒一开始十分宠信他，并且因为他在北非的战绩而封他做元帅，但是因为北非的最终失败，他失宠了，被调回国出任西线司令官，等到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因为再次的失败，他又被迫去职，他也在这些过程当中，逐步产生了反纳粹反希特勒的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希特勒最为反对的将领，一个是容克军官群体，一个是被迫靠边站的军官团体，而这两个群体，很大部分上是重合的。纳粹德国最后的政变和残酷清洗，正是容克和希特勒进行的残酷摊牌，最后以希特勒的大获全胜，三个元帅被杀而告终——几百年来被外国军队杀死的德国元帅，还没有希特勒一个人杀的多。
当然，希特勒的胜利也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一年后，他的千年帝国就覆灭了。
一个很严酷的现实是，只要被希特勒所宠信和重用，很少有将领会反对希特勒，哪怕战局在逐步明显地预示着德国必败的命运，他们也会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奋战到底，而到了靠边站之后，他们才会思考反纳粹的问题——冯-维茨勒本是如此，贝克是如此，其他将领也概莫能外。
在希特勒逐步清洗容克军官的过程当中，容克军官开始出现不同的倾向，大部分人如同冯-勃洛姆堡和冯-龙德施泰特以及冯-曼施坦因等人一样，选择明哲保身，或者说忠于自己的誓言，继续效忠希特勒，而少部分人则觉得应该铲除掉已经很明显只能为德国带来灾难而不是光荣的希特勒并且为此行动。
大部分人不行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怕死，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发了效忠希特勒的誓言，而是因为他们也是军国主义政权的一部分，本身就对纳粹的扩张负有极大责任，甚至在战争初期帮助希特勒四处杀人放火，他们本身就是共犯的一部分。
另外，“回忆录反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人是在战后被盟国抓去审问的时候，为了卸责才声称自己一直反对希特勒的，他们并没有多少反对纳粹和希特勒的实际行动，比如冯-曼施坦因。整个战争期间，他直到1944年都十分受希特勒的宠信，并且一度是希特勒最为倚重的将领，他也十分享受这种宠信，对元首毕恭毕敬，直到战败之后，他才在回忆录中对元首微词不已，他们的所谓“反抗”，是难以确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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