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谭嗣同真的曾向光绪帝提出卖新疆西藏吗？
首先得明确一点，直接、明确地说康有为或谭嗣同“向光绪帝提出卖新疆西藏”，这种说法在史料中是找不到确切证据的。 也就是说，没有文献记载他们俩坐下来，跟光绪帝说：“陛下，咱们把新疆卖了吧，或者把西藏卖了吧，这样能换点钱，也好改革。”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流传呢？这很可能跟他们在戊戌变法时期，为了实现变法图强，曾提出过一些激进的、甚至是带有“租借”性质的筹划有关。这些筹划在当时是被一些人认为“卖国”的，而后来又被一些史家或评论者解读为“卖新疆”、“卖西藏”。
咱们分开来看这两位伟大的先行者：
康有为方面：
康有为这个人，他的思想是很复杂的，而且他的行动往往非常大胆，甚至有些激进。在戊戌变法期间，他确实提出过一些非常规的、带有“危机感”的措施，目的是为了国家生存。
“借地”和“变法自强”的思路： 在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日本占领了台湾，俄国、法国等国也在中国各地获得租借地。康有为的眼光非常敏锐，他看到了国家的危亡。他曾受西方国家（尤其是普鲁士）通过改革实现强大的经验启发，也看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可能性。
关于“借地”的说法： 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确实提出过一些非常规的建议，比如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考虑“借地”给外国，以换取援助，或者以地为抵押借款来推行新政。比如他曾说过“今日非大借外债，广募商股，无以图强。”并且在考虑如何筹措巨款时，也设想过一些极端的办法。
针对新疆、西藏的模糊表述： 有一些史料提到，在康有为的某些私人信件或者与人交流中，他曾经讨论过如何应对沙俄对新疆的觊觎。一种说法是，他曾经为了换取沙俄的支持或者避免沙俄的进一步蚕食，提出过“将伊犁等处暂时借给俄国”，甚至“允许俄国在新疆筑铁路”等设想。 但是，这与“卖”有很大区别，更像是“租借”或“划界”的权宜之计，而且这些想法的提出，并非是主动要“卖”，更多的是在极度忧虑国家分裂的背景下，思考如何争取时间和空间来改革自救。
重要的区分点： 康有为的这些想法，更多的是一种“战略性退让”的考虑，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保住更大的国家利益（比如避免被完全瓜分），而做出的短期妥协。他本人是非常珍视中国疆土的，他的目标是通过变法，让中国强大起来，而不是真的要把国土送给别人。他提出这些设想，是在极度忧虑和绝望的心情下，为了争取时间来实施他认为能救国的变法。
谭嗣同方面：
谭嗣同的思想更加激进和彻底，他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也对中国的落后有着深刻的批判。
“变者，天下之公理”的信念： 谭嗣同是变法派中非常坚定的主张彻底改革的人物。他看到了旧制度的腐朽，也对列强的强大有认识。
关于“疆地”的讨论： 在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的消息传开后，变法派内部有过一些关于如何应对危局的讨论。有历史研究者指出，在一些私下的谈话中，谭嗣同曾提到，如果国家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维系大清的政权，甚至可能需要考虑将一些边远地区（比如新疆部分地区）暂时“租借”给邻国，以此来换取和平，或者换取支持来巩固新政。
“以小保大”的逻辑： 这种说法背后的逻辑是“以小保大”，即用一部分相对不那么核心的疆域，来换取国家整体的存续和改革的推行。在谭嗣同的语境里，他更侧重于维护“中国”（国家概念）这个整体，而非仅仅是某个王朝的统治。
非常规的考虑： 和康有为一样，这些设想都属于非常规的、在极端情境下的讨论，而不是一个常态化的政策建议。而且，这些言论更多地出现在私下交流中，并且往往是在对国家前景感到极度悲观的时候才会出现。它们反映了变法派在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时，内心的煎熬和探索，而不是他们真心想要卖国。
为什么会有“卖新疆西藏”的说法流传？
1. 断章取义和片面解读： 将康有为、谭嗣同在极端忧虑下提出的某些“租借”、“划界”的设想，简单粗暴地解读为“卖国”。
2. 政治宣传和历史污蔑：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和守旧派为了打击和妖魔化变法派，可能会夸大、歪曲他们的某些言论，将他们描绘成“卖国贼”。而后来的某些历史叙述，可能也受到了这种早期宣传的影响。
3. 对“中国”概念的不同理解： 在那个时代，有些人对于“中国”的理解，更多的是指“大清帝国”的统治，而有些人则更看重“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延续。康、谭二人可能更倾向于后一种理解，他们在考虑国家存亡时，可能会有超出传统王朝概念的思考。
4. 对疆域完整性要求的绝对化： 我们现在对国家领土完整性的要求非常高，任何涉及“租借”或“划界”的讨论，在今天看来都可能很刺耳。但我们需要理解，在晚清那个列强环伺、国家危如累房的时代，很多有识之士所面临的困境和他们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带有那个时代特殊性的。
总结一下：
康有为和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期间，在国家危亡的极度忧虑下，确实在私下讨论或向光绪帝（虽然直接向皇帝提出“卖”字眼的可能性不大，但有讨论过类似“借地”、“划界”等激进的设想）提出过一些涉及“租借”边疆地区以换取国际支持或避免瓜分的“权宜之计”。
但这不是他们主动、公开提出“卖新疆”、“卖西藏”来换取个人利益或者卖国求荣，更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卖国”。 这些设想更多的是在极端压力下的“战略性退让”的考虑，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和改革的推进，是一种在“亡国”和“保留部分国土以求生存”之间的艰难权衡。他们的本意都是希望通过改革来富国强兵，最终保卫国家的完整和主权，而非主动放弃。
因此，看待这个问题，需要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人物的思想，以及史料的原始语境下去理解，避免简单化和标签化。与其说是“卖”，不如说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一种近乎绝望的“筹码交换”的讨论。
网友意见
岂止是要卖掉新疆、西藏，在谭嗣同的计划里，他是要卖掉所有的边陲之地，甚至包括青海、蒙古、满洲。另外，维新派的另一位领头人康有为，这哥们更狠，准备直接卖掉中国，让日本、美国、英国来统治中华大地。
今天，我们谈到戊戌变法，大部分人的印象是；这次变法既是中国近代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戊戌变法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发展。
诚然，这次变法确实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尤其是谭嗣同视死如归，在变法失败后英勇就义。
不过，变法最终却失败了。
而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变法有着致命的缺陷，尤其是参与变法的核心人员天真幼稚，而这种天真幼稚，差点儿就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
谭嗣同出卖边疆计划
其实，早在变法开始之前，谭嗣同就曾与其师欧阳中鹄探讨变法途径，在谈到如何筹措变法资金时，谭嗣同说；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谭嗣同全集》
当然，针对“卖国”的计划，谭嗣同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
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己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
而“卖国”的原因很明确，谭嗣同认为边陲之地过于贫瘠，产出效益有限，而且为了防止英俄入侵，清朝在这两地花费了太多的资金，已经导致清朝入不敷出，国力衰退；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
从以上内容可见谭嗣同非常幼稚。
在谭嗣同的思想中，新疆一省不下两亿方里（方里即一里见方的面积。清朝光绪年间一里＝576米，一方里≈0.33平方公里，2亿方里≈6600万平方公里），而现实的新疆面积是160多万平方公里。以此可见，包括谭嗣同在内的整个维新派对新疆根本没有任何了解。
另外，谭嗣同天真的以为，将西藏、新疆“贱卖”给英国、俄国，以此可以博得两国的好感。而借着这个好感，可以请英俄两国保护中国十年。
不得不说，谭嗣同书生意气、异想天开。
国际政治本质是丛林法则，而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强者为王。如果将新疆卖给俄国，西藏卖给英国，他们真会对清朝心存感激，从而放弃侵略清朝？
显然不可能，他们一定会认为清朝软弱可欺，进而以西藏、新疆为跳板，加快速度侵略中国内地。而请他们保护中国，更是引狼入室。
如此，不仅达不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把清朝推向灭亡的边缘。
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北宋时已经被苏洵写到了《六国论》中；
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另外，左宗棠收复新疆前，由于阿古柏的入侵，以及英国、俄国的介入，陕甘地区已经出现回乱，清朝的国防费用已呈直线上升的态势，远超新疆稳定时期。
而此时，左宗棠在与李鸿章的海防、塞防之争中提出海防、塞防并重，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秩，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所以“时事之宜筹，漠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最终，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以此稳定了边陲西部，使得清朝边疆压力骤减，有了更多的精力发展洋务运动，以及李鸿章的北洋水师。
总结来说，谭嗣同有一颗爱国的心，但也仅仅是有一颗爱国的心，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取之处。在变法过程中，谭嗣同和维新派不顾实际、急于求成，而且昏招迭出，意图出卖国土。
另外，为了说服光绪帝“卖国”，维新派的康有为还举例说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日本把库页岛卖给了俄国。这简直就是道听途说、不求甚解，以半吊子传闻企图充大尾巴狼。
日本“出卖”库页岛，实际上是日俄两国在勘定边界。而俄国卖阿拉斯加，也不是为了筹钱解决内政，而是沙俄和英国陷入对抗，由于阿拉斯加紧邻英属加拿大，而沙俄对该地掌控力下降，所以被迫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
所以康有为举例日、俄出卖国土，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傻，对该事件一知半解。二是坏，故意扭曲历史事实。
当然，康有为在变法中做的最过分的事情是真正的卖国。在康有为的想法中，他倡导中、日两国联邦，后来还提议中、日、英、美四国联邦，将联邦的大权交给日本的伊藤博文。而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引狼入室，必将彻底沦为别国的殖民地，造成不可挽回灾难。
幸好，一切都因为维新派的幼稚，以及没有太大的权力而最终失败，而出卖新疆、西藏、蒙古和满洲的计划，以及所谓的四国联邦计划也因此消失。
康圣人我就不说了，此人是要建立被殖民联邦的，此人被现在的历史教材抬得地位极高，跑路了去华侨那里骗吃骗喝游山玩水，我实在是无法去评价此人
谭嗣同明显是弃地论思想，迎合现在部分所谓地域主义皇汉的思想
没错，谭嗣同实际上本质是一个排满的皇汉
类似于今日某些辛亥派的思想
其实这件事情对于谭嗣同来讲，不可苛求过多
其实清末的汉人民族志士里对于满清和洋人的态度其实很难说得清楚
因为满清对于汉人本身是一种殖民，列强来了顺带把满清殖民了
这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双重殖民
所以造成近代危局的根本原因还是这个：双重殖民
双重殖民一起反，说实话，很艰难，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个例子
其实辛亥革命党的目的很简单：反鞑反洋
只有成二者之实，中华才有新生，汉系民族才有新生
但是辛亥的爆发，的确是近代的重要一环，我们后来中国的近代民族独立运动，始于辛亥
没有辛亥这个先提条件，是万事都做不成的，清廷禁止二十人以上团体聚会，违者绞之，这点大清律就有，原文自己可以找
1860s其实是中国的民族革命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两广复明的洪兵，还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北方大小反清运动，共同构成了反清民族革命的一个大时代，但是民族革命的失败，让汉人意识到依靠以往的起义运动是根本不成的
不是因为清廷有多厉害，而是洋人在保清廷
虽然洋人没事三天两头欺负清廷，但是清廷是洋人最好的收税工具
洪秀全并不想听洋人的话，所以洪秀全败了
辛亥从本质上讲是此次民族革命时代的一次延续，并且开启了民族民主革命时代
在清廷和洋人的联合绞杀下，汉人的前路遥遥无期
正由于大革命时代的失败导致了汉人需要找新的出路来完成民族独立
这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反清，反洋优先还是清洋双反
清洋双反的难度实在是太大，做事有先后，需要一步一步来
先反洋后反清，先反清后反洋
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太平天国，大成国运动失败以后汉人需要争论的一个事情
由于洋人实属太过于强大，并且民族革命失败导致了很大一批志士对前路的悲观
这种悲观就体现在谭嗣同身上
他并不是不反清，但是洋人日益横行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去暂时利用清廷的条件，和清廷暂时妥协，以图日后倒满大业
扶植一个傀儡光绪，起码在当时的情况来看至少比光绪被慈禧控制要强
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慈禧毒死光绪是为了保大清，光绪若不死，维新派必定以光绪为傀儡控制朝堂，天下日后的发展就不再是满清说了算了
太平天国以后，汉人第一次有了朝堂话语权，若是维新派成功，则满清的真正主导权变成汉人
其实这样说来无论是维新还是革命党，满清最后的结局都是被汉人推翻
谭嗣同不保边疆一是他对于国际知识实属有限，第二就是他要解决外患问题，他认为先让洋人稳住，他可以继续他的倒满大业
可惜他的悲观主义确实是走偏了，他的悲剧在于对满清有暂时的幻想以不像革命党那样纯粹
革命党则表示一定要先把鞑子干掉，再图驱逐洋人
义和团的事情告诉我们，扶清灭洋者，鞑洋共灭之，则自此以后，谭嗣同的失败，义和团的覆灭，维新派的逃亡，革命党逐渐占据了话语权
若想中国独立强大，则必先灭清！
这一点邹容就曾经说过
而且取代它的不再是一个汉家封建王朝，而是民主共和国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整个近代史这八个字尤为重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鞑虏不仅是鞑子，还有洋鬼子
一扫甲申以来神州陆沉，河山破碎的颓象，重振山河
自辛亥以后，第一个阶段，反清的任务完成
此后，反洋追求彻底的独立运动开始，先干掉了满清走狗北洋派，后推翻了凯申，完成彻底的民族独立运动，汉人最终带领自己以及汉系民族推翻了来自英美，东亚，中东的反汉势力，并且最后制西域萨系伪突厥于西北
这就是整个近代史的全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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