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明儒生和汉唐儒生看着像两个物种？
一、 时代背景的“基因突变”：汉唐的开放与宋明的内敛
首先，我们得看看他们出生在怎样的“温室”里。
汉唐儒生： 这是一个充满自信、开放包容的时代。汉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个“尊”更像是“融合”。儒家在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的精华后，变得更加强大和实用。唐朝更是开放，吸收了佛教、道教，甚至来自西域的文化，使得儒学也沾染上了佛道的某些禅意和玄思。
政治环境： 汉唐官僚体系相对健全，科举制度虽然在发展，但仍然有察举、征辟等多种选官途径。读书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仕途，为国家效力。这使得他们的关注点更倾向于“经世致用”，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安民乐业。
思想土壤： 汉代的儒学，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试图将儒家与阴阳五行结合，构建一个完整的宇宙观。唐代的儒学，虽然有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大家，但整体上仍然是“大一统”思想的延续，强调君臣父子之礼，但少了些宋明那股“穷究天理”的深沉。
宋明儒生： 这是一个经历过分裂、战乱，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但面对辽、西夏等外部压力，以及党争等内部问题，宋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们普遍感到一种“危机感”。而理学（新儒学）的兴起，正是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为统治提供更坚实的意识形态支撑。
政治环境： 宋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完善，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这使得读书人更加看重考试内容，也更倾向于在已有的儒家经典中寻找答案。但同时，宋明时期也经历了严重的党争，士大夫之间为了政治理念和权力斗争，导致政治氛围不如汉唐那样畅快。
思想土壤： 随着佛教、道教在中国本土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禅宗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儒家士大夫在与佛教、道教的辩论和融合中，开始反思自身经典的不足，萌生了“重塑儒学”的冲动。这催生了理学，他们要重新解释儒家经典，构建一个更具系统性、哲学性的儒学体系，来抵抗佛教的“无为”和道教的“玄虚”。
二、 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的“物种隔离”
这种时代背景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他们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的根本区别。
汉唐儒生：
“入世”更直接，讲究“担当”： 汉唐士大夫，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者，普遍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抱负。他们更愿意直接参与政治，身体力行地去治理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诸葛亮《出师表》中所展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就是汉唐士人“入世”精神的代表。
“气象”更宏大，视野更开放： 汉唐时期，中国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士人的视野更开阔。他们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在学习借鉴中发展自己。比如，李白、杜甫的诗歌，虽然是文人作品，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恢弘气象和士人的家国情怀。
“朴实”与“务实”： 相对而言，汉唐儒生在治学上，更偏向于对经典的考据、训诂，强调字句的准确性，以服务于政治实践。他们的哲学思辨可能不如宋明儒生那么深入，但更注重实际的道德规范和政治伦理。
宋明儒生：
“内省”与“格物致知”： 宋明儒生，特别是理学家，将关注点从外部世界转向了“内心”。他们强调“穷理”，即穷究事物变化的道理，但这个“理”更多地指向了“天理”，即普遍的道德法则和宇宙本体。这是一种更具哲学深度和内省精神的探索。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更是将儒学推向了“心学”的巅峰。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强调人人心中都有善，关键在于“致”和“行”。这使得儒学从对外部事物的认知，转向了对个体自觉的道德实践。
“出世”的倾向与“精神超越”： 尽管他们名义上是“入世”的，但在方法论上，他们更倾向于先“静坐”，先“穷理”，先“内省”，然后才能“事功”。这使得一部分宋明儒生，在实践中显得有些“清高”甚至“脱离现实”。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一种与“天理”相契合的境界。
“忧患意识”与“道德批判”： 经历过变乱，宋明士大夫对社会现实有着更深刻的忧患感。他们对政治弊端、社会不公，有着更强烈的批判意识，也更愿意从道德层面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三、 治学方法的“技术升级”
在治学方法上，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汉唐儒生：
“经学”为主，考据详实： 汉代大儒如郑玄、马融，他们的治学方法以“经学”为主，注重对儒家经典的考据、训诂，力求弄清字词句的含义。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注释、传记，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史学”并重，注重史实： 汉代史学发达，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中国历史学的巅峰。士人也普遍重视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
宋明儒生：
“理学”勃兴，哲学思辨： 宋明儒生，尤其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他们将儒家从一种政治伦理学，提升到了一种“宇宙人生哲学”的高度。他们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用“理”来解释一切。
“心学”崛起，强调个体体悟： 陆九渊的“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的“心外无物”，都是心学发展的标志。这种治学方法，更加强调“个体的主观体验和自觉”，从“理”的客体化，转向了“理”的内化。
“辩论”与“体系化”： 宋明儒生之间，尤其是不同学派之间，存在激烈的辩论，如“程朱之辨”、“朱陆之辩”。他们试图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以解释宇宙、社会和人生。
举例说明：
汉唐儒生：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汉朝的士大夫，他可能在为皇帝撰写一篇关于如何治理边疆的奏章，引用《尚书》、《周礼》中的具体条目，提出具体的军事和行政措施。他对《诗经》的理解，可能更多是体悟其中蕴含的政治教化意义。
宋明儒生：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宋朝的理学家，他在书房里静坐，手捧一本《大学》，反复诵读“格物致知”四字，思考“理”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天人合一”。他可能会写一本《格物致知论》，详细阐述自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将其融入到日常的道德修养中。
总结：
所以，宋明儒生和汉唐儒生之所以看着像“两个物种”，是因为他们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社会挑战，也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精神追求。
汉唐儒生，更像是一群“雄心勃勃的工程师”，他们热情洋溢，积极投身于构建和维护一个伟大的帝国，他们的智慧体现在如何更好地“治国平天下”。
而宋明儒生，则更像是一群“沉思的哲学家”，他们内敛而深刻，在经历了外部的动荡后，更专注于对“天理”的探寻和对“人心”的修炼，他们的智慧体现在如何达到“内圣”的境界，以及如何将这种“内圣”推己及人。
这种差异，并非孰优孰劣，而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不同使命和选择。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璀璨的星空，只是在不同的时代，闪烁着不同的光芒。
网友意见
汉代及以后，被欧洲的工业革命暴揍之前，汉族社会科学想立论，无不自称正宗儒家。就像欧洲历史上，个个都说，自己的观点才是圣经的本意。所以，除了先秦哲学，对汉代以后的思想，提儒家，就说明看不到本质。
完全是错觉。宋明和汉唐儒生都是一个物种。西汉的儒生就那么混账和不可思议，例如董仲书稿春秋决狱。至于东汉的儒生那是吹牛名士24孝的典范，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马上就会让整个汉族死光光，五胡乱华彻底变成两脚羊死光光，凭什么说他们就不如宋朝和明朝的儒生的破坏能力？
所以自从独尊儒术开始起，儒家就是汉族最可怕的敌人，没有之一。要想汉族死光光，立即推广儒术，是最有效的办法。
真正的区别是汉唐还有从军乐战的良家子这个国家的脊梁。宋明就没有从军的良家子这个族群了，所以就是反复的被屠杀。
万能句式之“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宋明的虞允文，岳飞，孟珙，于谦，王守仁和张骞，班超不像一个物种？
什么？岳飞、孟珙不是儒生？咋的，那张骞和班超是儒生？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1]
张骞是武帝即位不久为郎官的。此时孝廉岁举之制度并未成立，汉初为郎者，或是任子（因父兄功绩得保任授官者）、或是赀选（以有相当财产得任官资格者）。
班超最开始是被兄长班固推荐入仕，没有长于儒家经典的记载，也并不能划分为儒生。王叔阶倒是家学渊源，儒学造诣颇深，堪称儒生。
不能因为这些人立功了，名气大，就全划分为儒生呀。
不过我理解题主的意思。唐代之前，出将入相似乎很平常，大人物们都是才兼文武。宋代以后则文武之分泾渭分明。
其实直到西汉时“文官”、“武官”之称都十分罕见，东汉对其的使用才逐渐增多。这是由于选拔机制的原因，许多人物从入仕途径来看，并不能明显区分文武。而如果从官职角度看，则更为明显一些，所以唐初以前，主要是文武分职。
陈寅恪在讨论唐代“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时指出
“当李唐初期此集团( 关陇集团) 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这一论断放诸唐代以前也未尝不可。[2]原因在于此前各王朝皆以地域集团起家而有天下，都有类似”关陇集团“之力量。而自宋代起，王朝革命由发生于宗族间的政权转移变为发生于种族间的政权转移。[3]也就是顾炎武所言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
究其原因，乃是自唐代开始的科举，除了打破士庶之分外，还出现了入仕途径的区分，即文武分途。
唐代文官试吏部，武官试兵部，始分两途。[4]因为出身与资质的问题，基本沿着不同的官职系统升迁。
而儒生则一直没有变，“俎豆之事则尝闻之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5]只是一种谦虚的表达，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有xx的儒生，也有xx的儒生。使题主产生错觉的不是时代的区别，而是文武的区别。
不过话说回来，文武分途乃是历史的必然。文官代表政府，武官代表军队。在历史早期阶段由于军功与爵位直接挂钩，所以武官在政治中处于优势地位。可政治体制的发展是由爵本位到官本位，以文制武是汉代以来日趋强化的传统，并非唐宋变革产生的突变。
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异数，功名利禄完全依靠弓马，的确在短时间内使得武官成为政治主角。
“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
“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6]
他们梦想着“以军旅之功，坐登藩阃之位”[7]，“当从军旅以兴吾门“[8]。这与同为分裂乱世的南北朝迥然不同。
“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9]
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和其他大多数朝代是一样的，从武入文才是普遍的追求。宋代的重文轻武其实只是回归了历史的常态。
宋代以后，文武之争的又一次争论高峰出于明清易代之际，当然这次仅限于口头上。黄宗羲认为文臣督抚指挥军队不利，导致“亡天下”，反思时认为应当文武合途，使得“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10]，清初尤侗希望科举的科目改变，“令文士必习骑射，武人常读经书，则奇才并出，而两家亦无廉蔺之争矣”[11]。
这一设计实在是过于理想，”专业化“乃是从古到今各行各业的大趋势。与黄、尤同时代的王夫之就看出了这一点，认为时殊事异，历史早期的战争强度与规模，与后世不可同日而语。兵农必须分离，文武也必须分离。文武合途属于“开历史的倒车”。
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其相天子者皆将帅。伊尹、周公，始皆六军之长也。以将帅任国政，武为尚而特缘饰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国之卿，各以军帅为执政，敦诗书，说礼乐，文之于既武之后，秉周制也。所以必然者，三代寓兵于农，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即可以治兵。其折冲而敌忾者，一彼一此，疆场之事，甲未释而币玉通，非有犷夷大盗争存亡于锋刃之下者也。而秦、汉以下不然，则欲以三公制封疆原野之生死，孰胜其任而国不为之敝哉？则汉初之分丞相将军为两涂，事随势迁，而法必变。遵何武之说，不足以治郡县之天下固矣。特汉初之专大政以大将军，而丞相仅承其意指，如田千秋、杨敞、韦玄成、匡衡，名为公辅，奉权臣以行法，则授天下于外戚武臣之手，而祸必滋。故武之说，可以救一时之欹重，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分也，将相不可合也，汉以后之天下，以汉以后之法治之，子曰：“所损益，可知也。”[12]
当然，南明那帮人的德行，与文武是否合途无关，纯属题主所言之“另外的物种”。
参考
因为，汉唐你只关注不文弱的，宋明你只关注文弱的。
当然，贵族大家庭里，有足够的资源让你文武并进，肉吃的多，长的壮，不需要专门练武都比一般人壮。
然而吧，王莽篡汉，董卓乱政，曹操专权，我可真没看到汉朝儒生有什么比宋明了不起的地方。长安城丢了六次，唐粉也能说出只有一次丢给外族的话，或许死在汉人手里的长安百姓，死前是笑着的吧。
2宋儒是“六经注我”，汉唐是“我注六经”，这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汉唐时期都是经过长时间动乱，典籍散乱焚毁严重，再加之印刷术的缺失，他们更多的时候只是在整理前人学术。
这类最典型就是郑玄和孔颖达，都是依靠家室传承，才完成注释工作。
而且更多时候，这两个时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通一经，没办法知识传播在没有印刷术和学术被门阀世家垄断的汉唐，就是很艰难！
最重要的是，汉唐时期佛道两家，也在整理。道家在汉完成理论建设，与世家儒学结合形成清谈玄学。而佛家在唐完成本土化，至此在中原大兴，逐渐遍布乡野。
因此在唐后期就形成了世家儒道盛行，基层佛教盛行。
其实佛家的本土化也是在，吸收儒道两家，并且还发展成了儒道两家向下层传播渠道。这一点，现在在闽南以及潮汕地区，一些寺庙里三教合一的情况看出来。
可以这么说，在唐代有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而真正完成是在宋代。
宋代在印刷术的加持下，世家垄断的文化局面被打破，各类典籍得到大量传播，三教思想互相交流，就形成了张载的关学（儒道结合，偏重事功），二程的洛学（也是偏儒道结合，但是更注重形而上），周敦颐的理学（也是儒道结合，道家一些，也是形而上），还有二苏的蜀学（以儒为体，三家合一）。
这些流派，都是在前人学术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因此也就有了“六经注我”情况。
最后在补充一下，汉唐的儒多数是贵族门阀，他们多数是在精英教育下成长的。
题主所说的情况，是经历五代十国的动乱，贵族门阀被打破，武将太过彪悍不知道义，常常独霸一方。因此在宋以后的儒家门徒，开始改正到，注重修养德行。所以这样就有了汉唐的儒生就和宋儒巨大的差异。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在汉唐也能找几个奇行种出来，比如王莽、牛僧孺，还有跟宦官勾结准备干皇帝的呢，你天天看汉唐儒生就找正面例子，看宋明的就找反面例子，你能有这种看法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古代人没看过地球原貌还以为地球是圆的呢，这种问题能用这种直接时代划分出来我觉得你也是一绝，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赵普、王安石、范仲淹、章淳、辛弃疾、韩胃胄、贾似道等等都是儒生？有没有考虑过李善长、刘基、王崇古、王越、王骥、张璁、张居正、孙承宗、熊廷弼、谭纶、高拱这些也是儒生？你说的这些文武双全的，给我一本宋史和明史我能给你读一晚上都不带停歇的，别的不说明朝兵备道、总督巡抚和经理提督就是文官儒生出生的而这些人在明朝后期就是统帅，湟中三捷、宁夏孛拜、杨应龙哪一个不是总督文官带兵的？这个你都视而不见了，那如果你看不见这些人的话，你又说什么有差别呢？这个问题就十分搞笑了
真正带来差异的是整个王朝的风气，汉唐进进取对外开拓征服四夷天下无敌，有汉赋唐诗，宋朝注重文治礼仪全备，程朱理学、宋词私史，明朝对外强硬强盛繁荣自由奔放，出现了金瓶梅、西游记和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也产生了阳明心学和李贽这样的异端，这才是各个王朝在整体政治和文人印象区别的真正原因所在，你谈什么文武分途什么武德衰退什么唐朝以后中国的封建制度衰落这样的经文，我觉得自娱自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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