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曾经对孙可望说:“天下为吾辈扰乱之,自吾辈恢复之,已功不抵罪,今大局稍转,而虏势方张,成败未可逆睹,正吾辈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
刘文秀也曾经对李定国说:“我辈为贪官污吏迫反,至社稷倾覆,实我等负国,国家无负我等。今上为烈皇帝嫡派之弟,当同心共保,借滇、黔以复中原,封妻荫子,荣归故乡,垂名青史。”
李定国和刘文秀都是延安府人,一个来自绥德县,一个来自肤施县,他们造反那会儿,他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呢?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
更可异者,童穉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然臣犹有说焉。国初每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已不复如其初矣。况当九死一生之际,即不蠲不减,民亦有呼之而不应者。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止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止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见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此处逃亡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日子都过成这样了,这两个张献忠从小教育出来的孩子居然还认为造反是不对的,跟着大明皇帝才是正路,可知古人的思想状态如何了。
《水浒传》中阮小五唱的“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并不是作者随便编的,而是当时的老百姓的普遍想法。当官的是坏的,皇帝是好的,无论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平民百姓,绝大部分都是怎么想的。哪怕到了清末那个思想剧烈震荡的年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保光绪皇帝的思想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主流。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社会巨变,皇帝在中国才不再神圣了,但是在宋江那个年代,在施耐庵那个年代,忠君和孝父母、忠国家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除了啥也不懂的李逵,整个梁山就没有不想招安的,鲁智深和武松也不过就是看不上现在的朝廷,而不是看不上所有朝廷,对推翻大宋更毫无兴趣,至于剩下那一百零四个人,没有一个不愿意跟着宋江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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