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公分制度具体是怎么样的？
文革期间的“公分”制度，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当时农村普遍实行的“工分制”而存在的新事物，而是工分制在文革特定政治语境下的延伸和变异。要理解它，首先得明白工分制本身。
一、 工分制：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基础
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生产已经非常普遍。农民不直接拥有土地，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劳动由生产队统一组织。而“工分制”就是生产队用来衡量和分配劳动成果的一种基本方法。
1. 什么叫“工分”？
“工分”字面意思就是“工作分数”。简单来说，生产队会根据一天（或半天）的劳动量和质量，给每个出劳的社员（成员）记上一定数量的分数，这个分数就是“工分”。
2. 如何评定工分？
劳动定额： 生产队会根据不同的农活（比如耕地、插秧、收割、锄草、挑担等等），设定一个“劳动定额”。完成了定额，就记一天的“满工分”（通常是10个工分）。
质量和强度： 同样的农活，干得好、速度快、质量高，可能记满分；干得慢、质量差，或者偷奸耍滑，就会被扣分，甚至零工分。
劳动种类： 不同的劳动，其价值和强度不同，也会对应不同的工分。比如，重体力劳动（如挑担、推磨）可能比一些轻体力劳动（如播种）的满工分更高一些。
评议和记分： 实际操作中，记工分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是由“记分员”（通常是生产队指定的社员）负责，根据队长或小组长的指示来记。有的是采取“社员互评、队长审核”的方式。甚至在某些地方，会开“评工会”，由全体社员公开讨论每个人的劳动表现，然后集体评定工分。
3. 工分的用途：
到了年底（或秋收后），生产队会根据全年总产量，扣除国家税收、集体提留（用于公积金、公益金、社员福利等）后，剩下的余粮和余款（或者说，可供分配的劳动报酬）就按照每个社员全年累积的工分总数来分配。谁的工分多，谁分到的口粮和现金就多。
二、 文革时期“公分”的特殊性：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文革（19661976）的到来，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在农村，“公分”也未能幸免，它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导致了“公分”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 “政治挂帅”，劳动表现与政治觉悟挂钩：
“革命热情”成为重要评判标准： 在文革的口号下，单纯的劳动技能和产量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政治觉悟高不高”、“有没有革命热情”、“是否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等等，成为评定工分的重要依据。
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那些积极参加“批林批孔”、“学习毛主席著作”、“忆苦思甜”等政治运动，踊跃发言、批斗“阶级敌人”的社员，即使实际劳动产量不高，也可能被评定较高的工分，甚至“超额”记分。相反，那些不热衷政治、埋头苦干的社员，如果被贴上“保守”、“不进步”的标签，即使劳动表现出色，也可能被扣分或少记工分。
“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优待： 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革命干部”（比如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在评定工分时，往往享有某种“照顾”，比如被记“固定工分”，或者在评议时更受优待，即使他们的实际劳动量并不比普通社员多。这本质上是将政治地位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
2. “阶级斗争”的延伸，对“阶级敌人”的压制：
“黑五类”的歧视性记分： 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所谓“黑五类”）在文革期间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在工分评定上，他们往往遭受系统性的歧视。即使他们同样辛勤劳动，也可能被强制性地少记工分，或者被规定一个“封顶”的工分，再多劳动也只能记这么多。有的地方甚至直接剥夺他们获得工分的权利，或者将他们的工分强制分配给“革命社员”。
“成分论”影响实际劳动： 这种基于家庭成分的歧视，直接影响了他们参与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也加剧了农村的社会隔阂和对立。
3. “大呼隆”式的集体劳动和“劳动竞赛”：
形式主义的劳动： 文革期间，许多集体劳动变成了“大呼隆”式的集体出工，强调人数和形式上的“声势”，而非实际效率。大家一起挥舞红宝书，高呼口号，然后稀稀拉拉地干一点活，最后大家记满工分。
政治驱动的“劳动竞赛”： 组织各种“劳动竞赛”，以“赶超先进”、“誓夺丰收”等政治口号作为动力。这种竞赛很多时候也是服务于政治宣传，奖励也更多地倾向于那些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的个人或集体，而非单纯的生产效率。
4. “按劳分配”的变味：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在文革的政治扭曲下，它变得有些“名不副实”。“劳”的定义被大大扩展，除了体力劳动，还包括了“政治劳动”、“革命热情”等非物质性的“贡献”。因此，分配不再仅仅是根据实际劳动量和质量，而是混杂了大量的政治因素，导致“多劳不一定多得”，甚至“政治好比多劳”。
三、 实际影响和后果
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尽管有“政治挂帅”的号召，但当辛勤劳动得不到公正回报，甚至因为家庭成分或政治态度而被歧视打压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普遍受到打击。
加剧农村内部矛盾： 阶级成分的划分和政治立场的对立，在工分分配上被放大，使得农村社会的矛盾更加尖锐。
经济效率低下： 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使得生产队在组织生产、分配资源时，往往以政治任务为优先，忽视了经济效益，导致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
“平均主义”抬头：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为了“体现革命友爱”，甚至出现了“平均主义”的倾向，大家工分都差不多，进一步消磨了个人努力的动力。
总结来说，文革期间的“公分”制度，是在原有工分制的基础上，被严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阶级斗争化的产物。它不再仅仅是衡量和分配劳动价值的工具，而是成为了政治身份、政治觉悟和阶级划分的载体，对农村的生产、分配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它体现了文革时期“政治高于一切”的荒谬逻辑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
一、 工分制：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基础
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生产已经非常普遍。农民不直接拥有土地，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劳动由生产队统一组织。而“工分制”就是生产队用来衡量和分配劳动成果的一种基本方法。
1. 什么叫“工分”？
“工分”字面意思就是“工作分数”。简单来说，生产队会根据一天（或半天）的劳动量和质量，给每个出劳的社员（成员）记上一定数量的分数，这个分数就是“工分”。
2. 如何评定工分？
劳动定额： 生产队会根据不同的农活（比如耕地、插秧、收割、锄草、挑担等等），设定一个“劳动定额”。完成了定额，就记一天的“满工分”（通常是10个工分）。
质量和强度： 同样的农活，干得好、速度快、质量高，可能记满分；干得慢、质量差，或者偷奸耍滑，就会被扣分，甚至零工分。
劳动种类： 不同的劳动，其价值和强度不同，也会对应不同的工分。比如，重体力劳动（如挑担、推磨）可能比一些轻体力劳动（如播种）的满工分更高一些。
评议和记分： 实际操作中，记工分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是由“记分员”（通常是生产队指定的社员）负责，根据队长或小组长的指示来记。有的是采取“社员互评、队长审核”的方式。甚至在某些地方，会开“评工会”，由全体社员公开讨论每个人的劳动表现，然后集体评定工分。
3. 工分的用途：
到了年底（或秋收后），生产队会根据全年总产量，扣除国家税收、集体提留（用于公积金、公益金、社员福利等）后，剩下的余粮和余款（或者说，可供分配的劳动报酬）就按照每个社员全年累积的工分总数来分配。谁的工分多，谁分到的口粮和现金就多。
二、 文革时期“公分”的特殊性：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文革（19661976）的到来，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在农村，“公分”也未能幸免，它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导致了“公分”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 “政治挂帅”，劳动表现与政治觉悟挂钩：
“革命热情”成为重要评判标准： 在文革的口号下，单纯的劳动技能和产量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政治觉悟高不高”、“有没有革命热情”、“是否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等等，成为评定工分的重要依据。
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那些积极参加“批林批孔”、“学习毛主席著作”、“忆苦思甜”等政治运动，踊跃发言、批斗“阶级敌人”的社员，即使实际劳动产量不高，也可能被评定较高的工分，甚至“超额”记分。相反，那些不热衷政治、埋头苦干的社员，如果被贴上“保守”、“不进步”的标签，即使劳动表现出色，也可能被扣分或少记工分。
“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优待： 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革命干部”（比如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在评定工分时，往往享有某种“照顾”，比如被记“固定工分”，或者在评议时更受优待，即使他们的实际劳动量并不比普通社员多。这本质上是将政治地位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
2. “阶级斗争”的延伸，对“阶级敌人”的压制：
“黑五类”的歧视性记分： 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所谓“黑五类”）在文革期间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在工分评定上，他们往往遭受系统性的歧视。即使他们同样辛勤劳动，也可能被强制性地少记工分，或者被规定一个“封顶”的工分，再多劳动也只能记这么多。有的地方甚至直接剥夺他们获得工分的权利，或者将他们的工分强制分配给“革命社员”。
“成分论”影响实际劳动： 这种基于家庭成分的歧视，直接影响了他们参与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也加剧了农村的社会隔阂和对立。
3. “大呼隆”式的集体劳动和“劳动竞赛”：
形式主义的劳动： 文革期间，许多集体劳动变成了“大呼隆”式的集体出工，强调人数和形式上的“声势”，而非实际效率。大家一起挥舞红宝书，高呼口号，然后稀稀拉拉地干一点活，最后大家记满工分。
政治驱动的“劳动竞赛”： 组织各种“劳动竞赛”，以“赶超先进”、“誓夺丰收”等政治口号作为动力。这种竞赛很多时候也是服务于政治宣传，奖励也更多地倾向于那些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的个人或集体，而非单纯的生产效率。
4. “按劳分配”的变味：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在文革的政治扭曲下，它变得有些“名不副实”。“劳”的定义被大大扩展，除了体力劳动，还包括了“政治劳动”、“革命热情”等非物质性的“贡献”。因此，分配不再仅仅是根据实际劳动量和质量，而是混杂了大量的政治因素，导致“多劳不一定多得”，甚至“政治好比多劳”。
三、 实际影响和后果
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尽管有“政治挂帅”的号召，但当辛勤劳动得不到公正回报，甚至因为家庭成分或政治态度而被歧视打压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普遍受到打击。
加剧农村内部矛盾： 阶级成分的划分和政治立场的对立，在工分分配上被放大，使得农村社会的矛盾更加尖锐。
经济效率低下： 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使得生产队在组织生产、分配资源时，往往以政治任务为优先，忽视了经济效益，导致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
“平均主义”抬头：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为了“体现革命友爱”，甚至出现了“平均主义”的倾向，大家工分都差不多，进一步消磨了个人努力的动力。
总结来说，文革期间的“公分”制度，是在原有工分制的基础上，被严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阶级斗争化的产物。它不再仅仅是衡量和分配劳动价值的工具，而是成为了政治身份、政治觉悟和阶级划分的载体，对农村的生产、分配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它体现了文革时期“政治高于一切”的荒谬逻辑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
网友意见
比如，一公分的购买力，一天能挣几个公分，干什么工作给多少公分等等。。越详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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