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壮士陈树生跳绑手榴弹跳楼的事迹到底是不是虚构的？
我们先来详细讲述一下这个流传最广的版本，然后再分析其中的争议点。
流传最广的陈树生事迹版本：
在“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最后时刻，弹药即将耗尽，日军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铺天盖地的敌人，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0团1营副营长陈树生（也有说法是连长，但副营长说法更常见）为了鼓舞士气、阻击敌人，做出了令人震撼的举动。
根据这些描述，陈树生在仓库即将被攻破之际，怀抱炸药包，将绑在身上的手榴弹捆在一起，然后纵身从仓库的楼顶（一般描述为六楼或七楼）跳下，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他的牺牲极大地振奋了守军的斗志，也给日军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震慑。
这个故事的细节往往被描绘得非常生动：
绝境中的选择： 日军从各个方向围攻，仓库内弹药奇缺，伤亡惨重，前有强敌，后无援兵，士气即将崩溃。
英勇的决心： 陈树生在极度危险和绝望的环境下，选择了以身殉国，用最惨烈的方式表达抵抗的决心。
壮烈的牺牲： 他将炸弹捆在身上，如同一个移动的炸弹人，带着巨大的爆炸威力冲向敌人，在爆炸中牺牲。
精神的象征： 他的行为被视为“八百壮士”英勇不屈精神的极致体现，是对侵略者的无声控诉。
争议与考证：事迹是否虚构？
尽管陈树生抱炸弹跳楼的说法广为流传，并被许多抗战史的研究者和媒体引用，但要准确判断其“是否虚构”，需要从史料的严谨性出发。这里的“虚构”不一定是指完全捏造，更可能是指细节上的夸大、混淆，或者是在叙述过程中加入了戏剧化的成分，使其更具感染力，但可能与史实有所出入。
以下是主要的争议点和考证的难点：
1. 原始史料的缺乏与模糊性：
“八百壮士”的规模： 首先，“八百壮士”本身在最初的宣传中就可能存在夸大。实际参与坚守的国民党士兵人数约在400多人，但为了鼓舞士气，被宣传为“八百壮士”。
陈树生本人记录： 关于陈树生抱炸弹跳楼的直接、原始的个人记录（如日记、书信）非常罕见，或者没有公之于众。这使得确认其事迹的细节变得困难。
同期其他士兵的证词： 虽然有其他参与守卫的士兵幸存下来，但他们的回忆录或访谈在细节上可能存在偏差，或者受到当时宣传口径的影响。
2. 宣传的需要与英雄塑造：
在抗战时期，宣传机器对于鼓舞民心士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像陈树生这样悲壮的英雄事迹，无疑是极好的宣传素材。
为了将“八百壮士”的形象塑造成坚不可摧、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宣传中很可能会选择性地放大和强调某些感人的细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艺术加工。
3. 细节的可行性问题：
抱炸弹跳楼： 虽然以身殉国的例子在战争中并不少见（例如拉响集束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但“抱炸弹跳楼”这个具体动作在实际操作中的难度和有效性需要考量。从六七楼跳下，即使身上绑着炸弹，其爆炸范围和威力是否能达到“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的效果，以及是否能同时引爆炸药，都是技术性的问题。
其他类似事迹的对比： 在其他战役中，虽然也有士兵抱着炸弹冲入敌阵的情况，但直接跳楼与炸弹一起爆炸的情况相对较少。
4. 历史叙述的演变：
“八百壮士”的整体事迹是在战役结束后逐渐被公众所了解和接受的。在这个过程中，故事会不断被讲述和传播，难免会产生细节的补充和润色。
一些研究者认为，陈树生抱炸弹跳楼的说法，可能是在后期与其他英勇事迹（比如其他士兵以身殉国的方式）混淆或融合后形成的。例如，可能存在过其他士兵抱着炸弹与日军同归于尽的英勇行为，但被误归于陈树生身上，或者将其他士兵的牺牲方式强加给了他。
目前的学术观点倾向：
虽然无法百分之百断定陈树生抱炸弹跳楼是“虚构”，但更多严谨的历史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这个细节可能存在夸大、演变，或者并非如宣传中所描绘的那样精确。 也就是说，陈树生是一位英勇的烈士，他的牺牲是对侵略者最坚决的抵抗，但“抱炸弹跳楼”这个具体的情节，可能更多是后人的想象和升华，以更好地体现其精神。
一些研究者在查阅了相关档案后，也并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能够完全证实这一细节。例如，一些关于“八百壮士”的战史记录，更多地强调了他们的坚守、战斗意志，以及在撤退后的命运，但对陈树生个人的具体牺牲方式的描述，往往比较模糊或者依赖于传闻。
结论：
陈树生是一位为国捐躯的英雄，他的名字和事迹，无论细节如何，都应该被铭记。“八百壮士”作为一个整体，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关于陈树生抱炸弹跳楼的细节，目前缺乏足够直接和确凿的原始史料来完全证实其真实性。在许多抗战史研究者看来，这个细节更倾向于是一种带有艺术加工成分的英雄事迹描述，其目的是为了塑造更加鲜明的英雄形象，以激励民众。
因此，与其说陈树生抱炸弹跳楼是“虚构”，不如说这个具体的情节可能是一个被放大或演变了的故事细节，而非完全基于历史事实的精确记录。但无论如何，陈树生作为“八百壮士”的一员，他的英勇事迹是不容置疑的。
网友意见
我觉得吧，既然要讨论历史问题，就老老实实讨论历史问题，用不着高喊那些爱国的煽情的口号。治史，不是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不能想当然，而是你得有依据，得用史料说话才行。当然这史料也要进行甄别去伪存真才行，最起码的，它得是个史料才行。
（一）
如今网上关于陈树生的故事太多太多，随便一搜就能装满两大箩筐，可我无数次地问过那些发文的作家，出处何在？迄今没有一个人给予有效的回答。
关于孤军的历史，总共就那么四天，总共就那么一营人，总共就那么几场战斗，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等已经记述得那么详细，当年朝野大小媒体淘金子似的淘了那么多遍，八百壮士那点事儿已经十分的清楚，没有什么再挖的余地了。
陈树生，虚构的。
在我质问陈树生其人其事的史料出处时，他们反问：你能拿出没有陈树生的史料吗？并进而言道：对于陈树生其人其事，谢晋元、杨瑞符等没说有，可也没说没有呀？
这么多年与国粉缠斗，什么样的流氓文痞我都见过。说实在的，我既然敢较这个真儿，就不怕抬这个杠。
1937年11月1日，也就是孤军撤出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杨瑞符因腿部受伤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当记者问到在四天的战斗中表现最突出的有哪些时，杨回答：“那天投弹炸死许多敌人的是排长殷求成干的，他因未用棍子打电筒，被敌击伤了右手……我们对官兵，只求能达到任务，这次坚守的都很有决心，谁派到任务，谁都可以达到。殷排长机会好，所以表现好……”他想了想又说：“还有一位上官连长和汤医官，因为移防时都在他处，直到二十八日才经过许多坚苦视死如归地赶来，钻进了四行仓库，与大家决心共存亡，都是很可佩服的。另外还有第三连陈排几个弟兄，在敌人堵门来攻时，他们在敌机枪猛射中英勇奋战，爬在地上弄了一脸灰，起来擦擦眼，又向敌还击，待敌机枪又射，又隐蔽到地上，这样更番苦战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看到没有，表现最突出的都在这了。如果真有陈树生这样的人和事，在一群记者的追问下，他把上述那样的三件事都说了，会将这最能彰显国军英武的惊天壮举忽略不表吗？
这就好比张三问李四，你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李四回答说是一辆三轮摩托车。他没说有轿车，可也没说没有轿车，那他家到底是有轿车还是没有轿车呢？
对于这个问题，只要脑袋没让驴踢过，是个人就不会搞错吧？
（二）
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突然冒出一个陈树生抱弹跳楼的情节，而且据说这还是出自孤军老兵之口，这怎么解释呢？
和对待档案史料一样，对于口述史料，也有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如今有的老兵的证言与八十年前的老兵的说法截然相左，信哪个不信哪个，就是一个去伪存真的问题。
我信八十年前谢晋元、杨瑞符他们的，不信那些新冒出来的。原因很简单，那么多年过去了都没人说过有抱弹跳楼这么档子事，改开后突然冒出来，你信吗？反正我不信。而且我猜这又是孙春龙式的一帮人背后操纵的结果。
那会不会有孤军官兵当年不知道的战斗情景，或虽然知道但当年不想说，或知道也想说却没处去说，只好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再说的情况呢？
如果孤军这四百多人是分散战斗的，分散后几十年没有再相聚，因而互相不知道彼此的战斗经过有可能；如果这抱着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说出来有损国军形象，不想说而故意隐瞒有可能；如果当年孤军从没有接触过媒体，也从没有上峰组织过对战斗的总结，官兵们知道也想说却没处去说有可能。但事实却是，这四百多人始终就集中在一栋楼内战斗，彼此之间谁的一句话、一个小动作都了如指掌；抱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不是见不得人的事，而恰恰是一个需要大书特书给予飘扬的事儿；孤军结束四行仓库的战斗撤入租界，不仅是成建制有组织的，而且有大量的中外媒体跟踪采访报道，报道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点点滴滴都已经被挖得底儿透，哪里还会有等到半个多世纪后再说的道理。
如果真有抱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这样振奋人心斗志的壮举，谢晋元、杨瑞符等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当年那么多大小媒体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这么多年国民党官方可不可能一个字不提？
谁不信你就去找找看。
（三）
我这人有一个最让人生厌生恨的地方，即对于网文中表现的历史上的人与事，总要追问其出处，对于陈树生其人其事也不例外。终于有一天，还真就有人挖出了宝料，1937年11月出版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有绑弹跳楼的描述。淞沪抗战还在进行或刚刚结束时公开出版的东西，这难道还不是信史吗？
未必。
赵景深所著大鼓唱词《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确有壮士绑弹跳楼与鬼子同归于尽的情节：
廿八清晨敌军在河畔打旗语，
急忙把他的部队邀。
我军中一兵瞥见拚一死，
手榴子弹缚在腰，
突由六楼往下跃，
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该书文图并茂，极通俗，还写明是经过了孤军营长杨瑞符的审校。实际上，同一年出版的祖池所著特写《孤军八百》中，也有类似的情节。
但是，由此即认定抱弹跳楼的真实性还早了点。先不说四行仓库距苏州河畔百十来米，没有武侠片中那样的神功跳不过去，即使有那样的神功，就此认定也不行。治史有治史的规矩，即对于到手的所有史料，都必须得经过鉴别、比对，还必须得做出取舍，因为剜到篮子里的未必都是菜。面对这与谢晋元、杨瑞符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你仍然要选择信一个不信一个。而这取舍用什么标准，是以史料的含金量为标准，还是以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有利为标准，又往往是检验一个治史者学术修养与品德修养的很好的试金石。
自媒体中有许多人是坚信赵景深等的说法而无视谢晋元等的说法的，比如著名流量大V萨沙，就极力推崇赵景深《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说法，而只字不提该说法与《孤军奋斗四日记》中的矛盾之处。
正相反，我仍然信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的。因为谢晋元等是孤军官长，是四行战斗的亲历者，《孤军奋斗四日记》《四行仓库坚守记》等是其记下的战斗实录，而赵景深、祖池等是以笔杆子吃饭的文学家，宣传家，《八百好汉死守闸北》《孤军八百》等是其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文艺作品在四行战斗的史实考据中，根本就算不得史料，没资格作为依据被采用，就好比不能用《穆桂英挂帅》去考证宋辽战史；就好比不能用《三国演义》去否定《三国志》。这和它是啥时候出版的没关系。
又有声音质问我：赵景深的文章是经过杨瑞符审校的，这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说是杨与赵串通起来作假吗？
这个问题，你去问你的大学语文老师，他会告诉你审校文学作品与审校作战日志有怎样的不同。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的话。
我丝毫没有否定赵景深及所创作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等文艺作品的意思。八百壮士身绑手榴弹跳入敌群是虚构，但虚构有错吗？没错。小说、话剧、诗歌、鼓词、电影等艺术载体，从唤起民众，鼓舞斗志的意愿出发，适当虚构与夸张，只要切合剧情，塑造出陈树生或张树生或李树生这样的英雄形象，没毛病。杨瑞符等孤军官兵认可这样的创作，人民群众需要这样的艺术形象。
但艺术与历史必须要分开来说才行，不能因为在艺术作品中允许这样表现，就把它当成信史，这是两码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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