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法律问题？
一、 劳动者权益保障：
疫情爆发以来，很多单位面临经营困难，停工停产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工资支付： 很多人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工资了。如果公司因为疫情原因，比如政府要求停工、原材料供应中断等，导致生产经营困难，不能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怎么办？
关于停工停产期间的工资： 法律上有一个说法叫“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停工”，这种情况，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但这里有一个“困难”的标准。如果用人单位确实经营困难，可以与工会或者职工协商一致后，可以暂时的降低工资标准，但这个幅度是有限制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更关键的是，这通常是“暂时的”，不能无限期地低工资。
疫情期间的津贴和补助： 有些一线防疫人员，或者在特殊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会得到一些津贴或补助。这些钱法律上是肯定要按时发放的，不能以任何理由克扣。
未复工的工资： 如果是公司主动要求员工居家办公或待岗，但员工是愿意工作的，公司仍然应当支付工资。即使是强制隔离，如果不是因为劳动者本人原因（比如违反防疫规定），公司也应该支付工资。
解除劳动合同： 疫情期间，如果公司因为疫情导致经营困难，能不能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法定情形：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情形，比如“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并且经过法定程序（协商一致或提前通知并支付经济补偿）。但“重大变化”的判断标准比较严格，不是简单的经营困难就能满足的。
经济补偿： 如果公司符合法定条件解除劳动合同，那么需要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通常是“ N个月工资” (N为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
关于“不能支付”的说法： 有些公司可能会以“支付不起经济补偿金”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但这一点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该给的补偿还是要给，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强制隔离与工作： 如果你因为接触了疑似或确诊病例而被强制隔离，单位有什么义务？
工作安排： 这种隔离是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必要措施，你不能因此被单位视为旷工。如果单位有能力让你居家办公，就应该安排你居家办公，并照常支付工资。
隔离期间的工资： 即使不能居家办公，按照法律规定，由于非因本人原因导致不能工作，用人单位仍应支付工资。
二、 公共卫生与个人自由的边界：
疫情期间，为了控制病毒传播，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封锁、隔离、强制检测、行程码、健康码等等。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涉及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平衡。
强制措施的合法性： 政府采取的这些强制性措施，比如限制出行、强制隔离、强制检测，在法律上通常是基于《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但任何强制措施都应该有其合法性基础，并遵守必要的程序，不能随意扩大范围或滥用权力。
个人信息保护： 健康码、行程码等收集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包括出行轨迹、健康状况等。这些信息的收集、使用和管理，必须符合《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信息收集的必要性与范围： 收集信息应限于为防控疫情所必需的范围，不能过度收集。
信息的使用与保管： 收集到的信息只能用于疫情防控目的，并且要妥善保管，防止泄露。
个人拒绝的权利：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享有知情权和决定权，尽管在疫情特殊时期，一些信息共享是必要的，但这也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定。
对经营场所的限制： 酒吧、KTV、电影院等场所的关闭或限流，以及复工的审批，也是一种行政干预。
行政许可与行政命令： 这些措施通常是基于政府的行政许可或行政命令。如果因为政府的这些措施导致企业遭受损失，是否能获得补偿？这涉及到行政补偿的法律问题，比较复杂，通常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政策支持。
三、 合同履行与免责：
疫情期间，很多合同的履行受到了影响，比如无法如期交货、无法如期支付租金、无法如期完成演出等等。
不可抗力： 很多人会想到“不可抗力”这个法律概念。如果因为疫情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能否以不可抗力为免责？
“不可抗力”的认定： 法律上对不可抗力的认定是有严格标准的，它指的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疫情本身，比如政府的封锁政策，往往可以被认定为不可抗力。
通知义务： 如果一方认为疫情构成不可抗力，需要及时通知对方，否则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
部分免责： 即使构成不可抗力，也可能只承担部分责任，比如延迟履行，而不是完全不履行。
租金减免： 很多商户因为疫情生意不好，希望房东能减免租金。
合同约定： 最关键的是看租赁合同里是否有关于因不可抗力导致生意受损时租金的处理条款。
协商： 如果合同没有规定，那么就只能通过与房东协商来解决了。虽然法律上不直接强制房东减免租金，但实践中，很多地方政府也出台了鼓励房东减免租金的政策。
旅游、教育等合同： 旅游合同、演出合同、培训合同等，因为疫情导致无法履行，退款、改期等问题也很普遍。
退改政策： 通常要看合同的具体约定，以及是否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行业规定。
公平原则： 即使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也可能需要考虑公平原则，尤其是政府强制性取消活动的情况。
四、 消费者权益：
疫情期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哄抬物价： 比如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涨价。
价格违法行为： 依据《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等，哄抬物价是价格违法行为，价格主管部门可以依法进行处罚。
消费者维权： 消费者如果遇到价格违法行为，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虚假宣传： 一些商家可能利用疫情进行虚假宣传，比如“包治百病”的“神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有权获得真实信息，经营者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广告法： 广告也要真实合法，不能含有虚假内容。
无理由退货： 疫情期间，很多人购买的商品因为疫情封锁等原因无法正常使用或退货，但商家可能坚持“不退不换”。
适用范围： “七日无理由退货”通常是有适用范围的，比如不适合退货的商品（如定制商品、鲜活易腐商品等）。
特殊情况： 但对于因为疫情导致消费者无法正常使用的商品，消费者可以尝试与商家协商，争取退换货。如果商家拒绝，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五、 刑事责任：
一些行为在疫情期间可能触犯刑法。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比如故意隐瞒行程、伪造核酸检测结果、拒绝隔离等，可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寻衅滋事罪： 比如扰乱隔离秩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也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
诈骗罪： 比如利用疫情诈骗财物，属于诈骗行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明知自己是传染源，故意传播，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说到底，疫情期间的法律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在保障公共利益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之间寻找平衡。 法律的宗旨是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普通人，了解这些法律问题，不仅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更好地配合国家防控疫情的需要，共同度过难关。
这些问题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希望这些梳理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让我们在面对这些情况时，能心中有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能更理性地看待和处理问题。
网友意见
刑法方面有几个实务问题值得讨论。
一、隐瞒进入疫区、患病等情况而导致周围人群被传染的行为定性
2003年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在当前，全国各地亦分别出现了数起隐瞒自身进入或接触疫区、疑似患病而不如实上报，拒不接受检疫、隔离或治疗，导致周围人群被传染患病的情况，相关人员亦被警方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
尽管人民群众对此类人员恨之入骨，一致为敢作敢为的司法机关叫好，但我们也要严谨地认识到，对于此类行为，还是不要轻易认定为故意犯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会更加准确。
故意与过失的根本区别有二，一是行为人能否认识到隐瞒行为可能导致疫情扩散的后果，二是行为人对该后果持何种态度。
如果无法认识，或者对后果持否定态度，那都只能是过失，而不是故意。不要以为当前的舆论宣传环境下，所有人都“足以认识”疫情的严重，从普遍现象来说，大多数人对于疫情仅仅有概括的认识，但并不具备实际防范的意识，而且，在疫情并不算特别严重的地区，很多人的隐瞒，都是出于心怀侥幸，这只能说“蠢”，但还不是“坏”。
这样的心态，尚不足以证明行为人是为了危害社会而“故意传播”，只能是过失。
二、假口罩涉及多个罪名
本来想详细写，但是已经有人专门写过了《王勇：当前疫情下“假口罩”类案件常见问题解析》，不再细述。
早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时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出台了《关于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等产品分类问题的通知》规定，自2003年5月15日起，将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手术口罩划为第二类医疗器械进行管理。
因此，生产销售假口罩的行为，涉及的多个罪名包括：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冒注册商标罪以及非法经营罪都要求有犯罪数额（5万元入罪），在打早打小的情况下，往往反而无法认定这几个罪名。
但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没有量化的入罪门槛，仅仅要求“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是个可以自由裁量的情节。在当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只要是成规模地生产没有实际防卫能力（未达国标）的医用口罩，都足以成立本罪。
关于生产销售没有实际防卫功能的口罩是否成立诈骗罪，在学术与实务中都存在争议。肯定的观点认为，虚构口罩有防卫功能的事实骗取财物，这是售假与诈骗的竞合，应当同时触犯诈骗罪，以各罪名中处罚最重的罪名认定；否定的观点认为，售假行为不仅侵犯公民的财产，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公共利益，这一法益是诈骗罪无法保护的，而且诈骗罪的法条明确表述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所以售假行为在有专门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名打击的情况下，不应再成立诈骗罪。
亦有人提出，生产销售假口罩的行为是否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然2003年的两高司法解释认为明知患病、疑似患病而传播或妨碍防治的行为足以危及公共安全，那生产销售不具有实际防护能力的假口罩当然也足以危害公共安全。
但是要注意到，口罩不具有防护能力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这一损害结果同样包含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加重情节之内（后果特别严重），因此，作为特殊罪名的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足以完全概括该行为的危害（既危害市场秩序又危及公共安全），不需要再因其危及公共安全而单独评价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不少文章都提及，在当前拒不配合防治、预防措施而导致传染病传播，还可能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理由是：虽然刑法330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限制在“甲类传染病”，但最高检、公安部在2008年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将本罪扩大为“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而本次疫情就是“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符合本罪构成。
但是我们亦反对这一说法，因为刑法条文明确规定“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而在这一范围之内，甲类传染病仍然只有鼠疫和霍乱，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哪怕疫情严重，也仍然有其他处罚更重的罪名可以打击（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需要亦不应当将刑法中的“甲类传染病”扩大解释为“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补充：在刚刚发布的《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据此，尽管我个人反对这种扩大解释，但既然已有生效法律文件，那还是应当尊重并执行。
四、非法经营罪
尽管2003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已经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可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也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明确量化标准。比如，物价高到原市场价的几倍，才能入罪？
由于哄抬物价的行为本身亦有行政法可以规范，而且近日来也有不少地区的工商部门对哄抬物价行为开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处罚，从刑法谦抑的角度来说，我们亦认为在行政手段足以规范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动用刑事手段。所以，至少被哄抬的物价要达到原市场价或指导价的10倍以上，才能考虑动用非法经营罪。
五、什么时候开始属于“疫情期间”？
现在肯定已经是“突发传染病的疫情期间”，但是从法律上说，这个“期间”必须要有明确的开始与结束。那么，哪一天开始属于“疫情期间”呢？
应该是卫健委在2020年1月20日，发布1号公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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