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设立大病治疗个人承担上限，超出部分由医保覆盖」，你认为可行吗？
一、 建议的核心内容及目的
这项建议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封顶线”或“封顶报销比例”。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年），个人在治疗大病时自付的医疗费用达到某个预设的上限后，超出这部分费用将由医保基金全额或大部分覆盖。
其主要目的显而易见：
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悲剧发生，让患者能够安心治疗，而不是被高额医疗费用压垮。
提高医保公平性： 确保所有参保人，无论患病程度如何，都能享受到相对公平的医疗保障，避免因为运气不好而遭遇毁灭性经济损失。
促进社会稳定： 大病是家庭突发性风险的重要来源，有效化解这一风险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稳定感和幸福感。
二、 可行性分析
要评估这项建议的可行性，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考量：
（一） 经济可行性：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与筹资能力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设立大病治疗个人承担上限，意味着医保基金需要承担更多超出部分的费用。
1. 现有医保基金的压力：
收支结构： 目前我国医保基金的收支规模庞大，但同时也要覆盖数亿参保人的日常医疗需求以及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如果大幅提高大病报销比例或取消个人自付上限，基金的支出将显著增加。
大病患者的集中效应： 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往往非常高昂，且集中发生在特定时期。如果大量的大病患者集中出现，且都达到个人承担上限，医保基金的压力会非常大。
“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如果个人承担上限过高或报销比例过低，可能导致部分人对医保的依赖性降低。反之，如果上限设置得不合理，可能会诱发过度医疗，或者导致高风险人群更倾向于参保（尤其是在一些非强制性或低缴费的医保中），形成“逆选择”，加大基金风险。
2. 筹资能力的提升：
提高缴费率： 适度提高用人单位和个人的医保缴费率是直接的筹资方式。但这需要考虑对企业成本和个人收入的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
增加财政补贴： 政府加大对医保基金的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于基本医保，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增强基金的抗风险能力。
优化基金投资管理： 提高医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通过稳健的投资来增加基金收益。
调整医保结构（如发展商业健康险）： 鼓励和引导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作为基本医保的补充，承担部分大病风险。这可以分担基本医保的压力。
3. 技术性测算： 设立上限的可行性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精密的精算和模型分析。例如：
确定合理上限： 如何科学地设定“大病治疗个人承担上限”？是绝对金额还是与收入挂钩？这个上限需要既能有效减轻患者负担，又不会压垮医保基金。
预测支出变化： 需要基于历史数据、疾病发生率、医疗技术发展等因素，预测实施新政策后医保基金的支出增量。
测算缴费调整幅度： 根据预测的支出增量，反推出需要增加多少筹资才能维持基金的收支平衡或可持续性。
（二） 制度设计与可操作性
1. “大病”的界定与目录管理：
“大病”的定义： 什么算作“大病”？是否会有一个明确的疾病清单？或者以治疗费用为标准？这需要清晰界定，避免模糊地带。
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 医保覆盖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是决定费用的关键。如果新政策鼓励使用高价但疗效显著的新药，医保基金的压力会更大。需要有动态调整的目录和价格谈判机制。
2. 上限的计算方式：
年度累计与终身累计： 上限是按年计算还是按终身计算？年度累计更容易操作，但终身累计对患者保障更全面。
计算范围： 哪些医疗费用可以计入个人承担上限？是所有医保目录内的费用，还是仅限于大病治疗相关费用？是否包括医保报销前的自费部分？
3. 管理与监督：
信息系统建设： 需要强大的信息系统来准确记录和统计每个参保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并能自动识别和计算达到上限的情况。
防止欺诈与滥用： 确保制度的公平性，需要有有效的监管机制，防止医疗机构和个人通过虚假申报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
（三） 社会影响与公众接受度
1. 患者的获得感： 如果政策能够有效实施，将极大地提升患者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赢得广泛的社会赞誉。
2. 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这种政策调整往往伴随着筹资的增加或现有保障的调整，需要充分的社会沟通和解释，让公众理解政策的必要性和公平性，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3. 对医疗服务行为的影响： 可能会促使医疗机构更关注效率和成本，但也可能引发一些关于医疗服务供给和质量的讨论。
三、 建议的潜在挑战与风险
基金可持续性风险： 如果精算不准或应对不力，可能导致医保基金入不敷出，影响医保体系的整体稳定。
公平性问题： 如果上限设置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引发新的不公平问题。例如，如果上限过高，低收入群体可能仍然难以承受；如果上限过低，高收入群体可能感觉自己贡献更多但受益相对较少（当然，这是风险共担的逻辑）。
“大病”界定争议： 对于“大病”的界定可能引发争议，尤其是在疾病的界限模糊或治疗方案多样的情况下。
医疗费用的“冲高”可能： 在某些情况下，医保支付的意愿和能力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
四、 可行的路径与配套措施
如果要在我国推行这项建议，可能需要以下步骤和配套措施：
1. 深入研究和精算： 组织权威机构进行全面的可行性研究、风险评估和精算，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 试点先行： 可以选择部分地区或针对特定大病病种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3.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夯实基本医保： 确保基本医保在解决大病问题上的基础性作用，适时提高筹资水平和报销比例。
发展补充医保： 大力发展和完善大病保险制度，这是目前“大病治疗个人承担上限”的直接体现。可以进一步提高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降低报销门槛和提高封顶线。
鼓励商业健康险： 鼓励商业健康保险公司设计针对大病风险的保险产品，作为基本医保和补充医保的补充，形成多层次的保障体系。
4. 加强价格和药品管理： 建立有效的药品和诊疗项目价格谈判、控费机制，从源头上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上涨。
5. 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提升医保基金的监管能力和效率，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6. 完善信息系统： 建设和优化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为政策的精准执行和有效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7. 加强宣传和沟通： 做好政策解读和公众沟通，争取社会共识和支持。
五、 结论
从理论和目标上看，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具有极强的民生导向和社会价值，是解决大病患者后顾之忧的重要方向。
从可行性上看，并非完全不可行，但其落地需要非常审慎和周密的顶层设计与配套措施。 关键在于能否在保障患者权益和维护医保基金可持续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这涉及到复杂的经济测算、制度设计、管理能力以及社会共识的建立。
直接照搬某些发达国家的模式可能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结合中国的医保体系现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特点来创新和优化。如果能够通过科学的精算、有力的筹资保障、精细的制度设计以及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协同运作，这项建议是有可能逐步实现的，但其过程将是渐进的、动态的，并伴随持续的改革和优化。
网友意见
我坚定地认为“应该”“必须”“一定”“完全”“彻底”“全面”。
但是你问“可行”，哎呀这事我说不好。
可行是可行，就是难度有点大。
我国医保现在的规模是2万多亿人民币，我估计翻三倍，到6万亿人民币，应该是够覆盖了。
如果想短期实现。就只有跟美国开战了。只有敲烂美国狗头，夺取世界霸主的位置，取得政治、经济和科技霸权，让GDP翻3番，这个计划就可以实现了。
当然现在这个星球总GDP也就是600来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诞生一个300万亿+人民币GDP的国家，确实有点困难，除了霸权和奴役我是想不到有任何可能。
当然这个计划很容易翻车，大概率会捡瓶盖。
如果是长期计划，估计要继续埋头苦干，就算每年能干到8%，差不多还要15年。当然体量大了，每年8%很难，如果按照4-5%算，2050年问题不大。
当然，这玩意是渐进式的，在这10几20几年的过程里，可以不断完善这个体系。慢慢扩大覆盖范围，慢慢提高标准。
其实这才是她的目的。有方向，有目标，慢慢建立体系，一步一步来。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能做人大代表的原因。
很多提案看起来不切实际，其实只是代表着一种探索。从提案到落地，还有无数的路要走。中间需要不停的调整和博弈，就算落地了也还要不断的修正。
人是要活很久的。看高一点，看远一点。
我觉着吧，大家要不先看一下21年医保基金收支情况再发表高论，包括这位代表。
再看看，城镇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基数。
江苏的医惠保，上海的沪惠保不就是这种吗？政府补贴的大病医疗保险。每年交一百多，自费两三万后，其他医疗费用可以报一百万的。
这不就是日本吗？
16岁以下儿童免费，70岁以上老人自费20%，其余人自费30%。
如果自费金额超过某一上限(根据个人收入计算，约为个人收入的¼)的话，则超过部分全额报销。
这个制度肯定好，为了治病倾家荡产卖房卖车的新闻在日本几乎没有。但是基础是什么？基础是全民医保。不仅是全民享受医保，也是全民负担医保。
对于有工作的公司职员来说，健康保险的比例是10.92%，个人和公司各负担一半。而个体户的保费需要全额自己负担，计算方式也不同，总体来看更高一些。
回头看看国内，且不说人数庞大的滴滴司机外卖小哥这些非正式员工，就算是正式员工，公司给缴交社保的又有多少？
而且另一方面，在同等比例下，每个人的保险负担就都一样吗？我看未必。月收1万交1000的保费，和月收1000交100的保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后者的生活都要出问题了。
所以，又没有日本的制度基础，又没有日本的收入水平，偏要提案这种空中楼阁的事情，只能说这位代表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心中依旧存着一个美好愿景吧。
泪目。
人大代表体谅人民疾苦，我非常欣慰。
但能不能让代表们稍微考虑考虑，看看这方面的论文和他国情况再提案？
这个“大病治疗个人承担上限”隔壁日本就有，某些大病，用药也不在医保范围内，可以申请。骂这个制度是日本亡国制度的人很多。
而日本有国民健康医疗保险，这个是全民保险强制加入，免70%的普通医疗费。
日本人自己的商业健康保险世界第一，有80%的国民另外再买一份商业健康保险，大病的时候可以用特效药，可以有住院补助，意外去世偿还贷款，至少不会给家人添麻烦。
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这个“大病治疗个人承担上限”的制度。要没有全民保险和商业保险，那多少钱都不够花的。（就这样骂的人也很多）
而中国呢？这几年全民保险算是很大成就。但只有8%的人购买额外的健康医疗保险，保费也很低。
这种情况下你让中国实行“大病治疗个人承担上限”？别说国家负担有多大了，保险公司第一个不干了，那更没有人去买商业保险了。
所以，还不如提议，让贷款人在买房时必须购买商业生命保险，这样至少万一死了家里其他人生活压力能小一些。逐步提高中国人的保险意识，在规范保险行业条例，规定重病险赔付的简便。
或者，你让阿里巴巴把互助宝再恢复起来，我倒是觉得互助宝能这么短的时间拉到8千万人的加入者，证明这个市场确实存在（但我一直认为是动了保险公司的蛋糕才被搞下去的）。
这些都比这个提议要实际的多。
大量医疗资源都耗费的治不好的”大病“上面。
中外都一样，这个比例可以达到80%，临死之前插一堆管子推进ICU，一天几万几十万，然后还是一个死。
没有意义。
国人有一种错觉，认为花钱就能治好任何疾病，很多人死了是因为没钱。其实很多疾病有钱也治不好。比如乔布斯，富可敌国，花钱千万，也救不活。
公共医疗资源应该重点投入在普通医疗上，提高全体公民的健康和寿命。而不是徒劳的抢救‘大病'上面。
说说容易，这个成本谁来负担？
这个意见肯定就是扯淡。
首先，如果这样搞，肯定基础逻辑是人人平等，同一个标准，不然你怎么设定？？那么些人高些？那些人低些？？
其次，如果是同一个标准，那么整个上限，对每个人的承受力肯定不一样的。那么自然就会变成对富人的一种社会性福利。简单的说就是罚贫奖富。最后的结果就是，有钱人，体验到最高的，最好的社会医疗福利。而没钱人，依然是就医难，而且针对医保的支持自然就会拔高很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富人，平时富人平时在病房可能就是双人病室，如果实施这个政策，那么实际上，这个就会开VIP病房，所有的都用最好的。整个支持成本自然很快就会达到花费的标准，那么花费额定的支持，体验最好的医疗服务。对一般相对富裕的人，肯定舍得。但是对穷人呢？自然依旧是能省就省，毕竟即使这个标准来看，估计穷人也是一大笔钱。如果按照标准走，肯定整个花费，对个人资产支出很大。而同样的这次是可能对有钱人不值一起。其实核心在于，这个提案，没有意识到全国各地的贫富差异性有多大。整个提案的实施，没有合理的标准性和维持公正性基本的参考标准，就会造成公平性缺失，从而造成失去其提案的本来的愿景。
最后，就是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实行差异化，或者申请制度。也就是说，即使有有效可行的办法，但是这个必然产生更多的一些利益关系，而为了更好的达到一种公平平衡整个行政成本必然上升。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超出的医保部分的经费和多额的行政支出，经费从哪里来？？
人的本性就是趋利，不能打着为了穷人的口号，实际却为富人牟利。这个背离了服务人民的基本国策。
我需要再补充一点：其实看病的问题的核心在于药物的价格高，还有检查费用高，而最近国家实行有些医疗用品集中采购，其实已经从另一个侧面在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以前一个血管支架，几万元， 现在实行统一采购后一个只需几百元，而整个开销花费可以针对道心血管科的病人。这个是政策和开销能够用到刀刃上，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解决看病难和因病返贫的问题。让有些穷人也有活下来的勇气。
我个人只是觉得好点方法可以真的救人，并且服务大众。
12岁以下的孩子生了大病，超过一定额度，余下的治疗费由国家全包，我没意见，并且愿意多交一些税以支持这项政策。（为什么没有人大代表提这样的议案啊）
如果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要花几十万、上百万去救治，这就没必要了。实际上，美国的数据表明，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医疗费用花在了人生的最后一年。这就是过度医疗，中国也有类似现象。
并不是说老人的命不是命，而是说人终究是要死的，临终阶段用大量医疗资源去抢救，其实是一种折磨。只有特殊的利益群体（比如药商、赢利型医院），才会要求消除价格的衡量作用，在病人身上不计成本地投入。
医疗这东西，有多少钱都能花完。只要你愿意，一千万都不够。如果人人都这样要求，社会的全部财富都用来看病吧。
不愧是妇联的人提出来的意见，一股子小仙女不食人间烟火却绝对政治正确的歪屁股坑穷人味道。
可行个锤子，真是戏精
看似绝对政治正确，但是……
就是屁股歪了，不跟人民一边了。
举个例子
假如肝癌晚期的个人上限是三十万
河南周口扶沟周小河沟村老六得了原发性肝癌中晚期，他最大的活命机会就是排半个月队，住进宇宙最大的郑大一附院续命，就算是最牛逼一附院主任医师给他治了，无限砸钱活五年的机会很难超过三成，到他死他都没机会花国家二百万。
河南郑州的某能力人士，年龄比老六大了三岁，也是原发性肝癌晚期，先是在郑大一附院直接住院治疗，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能力人士可以花五百万，然后有机会转到帝都顶级三甲续命，继续花掉河南医保五百万。
至于河南濮阳的赵老大，驻马店的周老二连住院的机会都不会有，即使住院了，因为那两位把资金池搞完了，也是只能等死。
懂吗？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嘛？
提出这种提案的人肯定不蠢，就是单纯的坏，坏到骨子里。
不解决养老金双轨制和医保双轨制，社保永远会缺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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