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奴隶被释放后怎样成为主人？

古罗马的奴隶解放后，并非就能一蹴而就地成为“主人”，尤其不是传统意义上拥有土地、财富和政治权力的罗马公民主人。他们的身份转变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充满挑战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种因素：原主人的意愿、奴隶自身的能力、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法律框架的允许。

首先，我们要理解罗马奴隶解放的几种主要途径，这为他们日后成为“主人”奠定了不同的基础。

1. 遗嘱解放 (Manumissio Testamento):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解放方式。富裕的罗马人常常会在遗嘱中解放一部分或全部奴隶。这通常是为了表示仁慈，或是对忠诚奴隶的奖励。被解放的奴隶往往能获得一些遗产，这可能是金钱、小块土地、工具，甚至是一小部分生意。然而，这笔遗产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主人的慷慨程度和财力。

2. 自由授与 (Manumissio Vindicta): 这种方式相对正式，需要通过一个象征性的仪式。通常，一位自由人（通常是奴隶本人或其亲友）会与奴隶的主人进行一场象征性的“诉讼”。在法庭上，一位“辩护人”（adsertor libertatis）会宣称奴隶是自由人，然后主人会“放弃”对奴隶的权利。这种解放方式的特点是，被解放的奴隶通常会被赋予与普通自由公民相同的权利，包括投票权和结婚权，这为他们进一步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障。

3. 假定解放 (Manumissio Inter Amicos/Per Epistolam): 这两种方式相对不那么正式，解放的法律效力也可能略有不同。
自由授与于朋友之间 (Manumissio Inter Amicos): 主人可以通过向几个朋友宣告奴隶获得自由来解放奴隶。这种方式在法律上的地位可能不如前两种，但实践中也很普遍。
书面解放 (Per Epistolam): 主人写信给奴隶，或者通过其他书面形式宣告奴隶获得自由。

解放后的身份：自由人 (Libertus/Liberta)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解放，奴隶一旦获得自由，就成为了“自由人”（Libertus是男性，Liberta是女性）。自由人的身份并非与生俱来的公民，而是介于奴隶和自由公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

法律上的限制： 成为自由人，并不意味着立即享有与生来就为自由的公民（ingenui）完全相同的权利。例如，他们可能在政治参与、担任某些公职以及继承某些财产方面受到限制。婚姻方面，与生来自由的公民结婚可能需要双方同意或有特定的法律规定。
对前主人的义务： 许多解放的奴隶，即使获得了自由，也仍然需要对他们原有的主人履行一定的义务。这种义务被称为“恩惠”（officia）。这可能包括提供劳动、提供金钱、在主人晚年照顾他们，或者在主人参加战争时提供支持。主人也可能保留对自由人某些财产的控制权。这种联系意味着，解放后的自由人并非完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而是以一种新的、法律认可的关系继续与前主人联系。

如何从自由人一步步走向“主人”？

真正意义上的“主人”——拥有可观财产、能影响他人命运的罗马公民——对于大多数解放奴隶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并非不可能。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机遇和运气：

1. 积累财富：

继承遗产： 如果原主人在遗嘱中留下了足够的财富，解放奴隶可能直接获得一笔可观的资金，这可以作为他们创业的启动资金。
利用技能： 许多奴隶在被解放前已经掌握了某种技能，例如工匠（铁匠、鞋匠、木匠）、厨师、教师、医生、书记员等。解放后，他们可以继续运用这些技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在罗马城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中，熟练的工匠和商人总是受欢迎的。
经商： 有些解放奴隶非常有商业头脑，他们会利用手中仅有的积蓄，进行商品贸易。罗马帝国的贸易网络非常发达，从埃及运来的谷物、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都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他们可能会从经营一个小摊位开始，逐步扩大规模，成为成功的商人。
受人资助： 有些解放奴隶可能会得到前主人或其他富裕自由人的资助，帮助他们开展生意或购买一些生产资料。

2. 社会网络的运用：

前主人的帮助： 有些原主人会继续支持他们解放的奴隶，为他们提供客户资源、商业信息，甚至直接投资。这种“赞助人客户”关系在罗马社会中非常重要。
与其他自由人建立联系： 解放奴隶需要积极融入自由人群体，与其他自由人建立良好关系，寻求合作机会。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节日庆典，都能增加认识新朋友的机会。
行业行会 (Collegia): 解放奴隶经常会加入各种行业的行会。这些行会不仅能提供职业培训和互助，还能为会员提供社交平台，甚至集体向政府请愿。行会内部的联系，对于一个刚刚获得自由的人来说至关重要。

3. 法律地位的提升：

公民权的获得： 虽然自由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但与生来自由的公民相比仍有差距。他们可以通过为国家服务、在军队中服役、或者在特定条件下获得完全的公民权。一旦获得完全公民权，他们就能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获得更大的空间。
职业发展： 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声望的提高，一些解放奴隶有机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可能通过承包工程、担任财务官等方式，为罗马政府服务，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4.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的标志：

拥有财产： 当解放奴隶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够购买土地、房屋，并雇佣其他奴隶或自由人为自己工作时，他们就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主人”。他们拥有了财富，并且能够支配他人的劳动。
雇佣奴隶： 很多成功的解放奴隶，反过来也会购买奴隶来经营他们的生意或管理他们的财产。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罗马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缩影。当一个曾经是奴隶的人，现在能够合法地拥有和支配其他奴隶时，他已经真正地踏入了“主人”的行列。
社会声望和影响力： 财富是基础，但真正的“主人”还意味着一定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如果一个解放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能够影响政治决策（即使是通过支持某个候选人），或者在某个领域成为权威人物，那么他们就已经超越了仅仅是经济上的“主人”，而是具有社会地位的主人。

举例说明：

想象一下一个名叫卢修斯（Lucius）的奴隶。他原是罗马一位富商的家庭奴隶，在商人家中学习了账目和贸易知识。主人在遗嘱中解放了他，并留给他一笔钱和一些商贸的启动资金。

卢修斯并没有挥霍这笔钱，而是用它在罗马城郊区购买了一些原材料，开始了一个小型的陶器作坊。他雇佣了几名年轻的自由人，并用他的专业知识指导他们生产。他自己则负责销售和与客户打交道。

几年后，卢修斯的陶器因为质量好、价格合理而声名远扬。他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能够购买更多的土地和奴隶来扩大生产规模。他开始与其他商人合作，甚至参与了罗马城大型建筑项目的陶瓦供应。

随着财富的增加，卢修斯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他通过参加各种行会，结识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并逐步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还利用自己的财富，支持了一些政治候选人，并逐渐获得了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权利。最终，卢修斯不仅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拥有自己的房产和奴隶，还能够影响一些当地的公共事务。虽然他永远不能像凯撒那样成为元老院议员，但他无疑已经成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经济独立的罗马社会成员，一个真正的“主人”。

总结来说， 古罗马被释放的奴隶要成为主人，是一段从被支配到支配，从贫穷到富裕，从被法律限制到争取更多权利的艰辛旅程。这需要他们拥有非凡的才能、坚韧不拔的毅力、对机遇的敏锐把握，以及能够巧妙运用罗马社会规则和人际关系的能力。最终，能够真正成为拥有财富、能够支配他人劳动，并在社会中拥有一定地位的“主人”，是少数幸运儿和杰出者的成就，但其存在的可能性，也展现了罗马社会那复杂而又充满活力的流动性。

网友意见

很多现代作品的选择性滤镜让读者误认为罗马奴隶的生活是“文明”的，是可以接受的，是温和且善良的，这无疑是对存世的大量文学作品和考古实证（至少对于晚期古典来说）的漠视。事实上，奴隶成为奴隶主这一现象非常罕见，仅发生于被释放的管理型奴隶中。我们要区分被释放的两种奴隶：普通奴隶，和管理型奴隶。普通奴隶是为贵族，富农乃至小农耕种，在城市家庭充当织女、佣人、性奴，在角斗场、妓院工作，或在矿井、建筑场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管理型奴隶则是大田产上的procuratores（收租），actores（日常经营），vilici（监督耕种）；商人在其他省份的代理人；贵族家庭中的私人教师（pedagogue），医生等等。无论是哪一种奴隶，他们都是“四脚动物”（tetrapoda），“动物”（alogos），他们的一切都属于奴隶主，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甚至他们的生命也属于主人。鞭笞，殴打在任何一种奴隶中都很常见，在晚期古典史料中，我们经常能看到: actores被主人殴打，随后殴打他管理的奴隶；孩子学业不善，私人教师被鞭打；厨师由于饭不好吃被鞭打；商业代理人由于亏损被殴打等等。Palladius的《农业事务》（Opus agriculturae）写道：如果一个奴隶勤快，说明他包藏祸心；如果一个奴隶散漫，这则是他的天性。无论如何，奴隶都需要鞭打进行管理。无论是什么奴隶都活在“主人的阴影里”，鞭打奴隶是一种“慈善”（philanthropia），如奥古斯丁所言：打你们的奴隶吧！上帝允许你们鞭打奴隶。如果你们不打，上帝才会愤怒。（fiat hoc, fiat: admittit deus, immo reprehendit, si non fiat）去打你们的奴隶吧，不过要用爱心去鞭笞。公元319年，君士坦丁大帝立法，规定主人通过鞭打，拷打，而不是绳索，刀斧等手段致奴隶死亡是合法的（CT 9.12.1），此后一条法令更规定主人无需对奴隶被鞭打导致的死亡承担责任(CT 9.12.2)。

在理解了这些后，我们知道奴隶的一切，从人身到劳动到剩余价值，都归主人所有，那么释奴便是主人彻彻底底的恩泽。我们还是先来看相关法律：释奴分为会赋予全部公民权（即包括财产继承和支配权）的释奴，与只赋予部分公民权，不包括财产继承与支配权的释奴。无论哪种释奴，被释放的奴隶全部财产都来自于主人赋予，因为罗马法律彻底否认奴隶对财产由任何所有或支配权力。如若赋予全部公民权，需要：

a. manumissio in magistribus，在公堂由公证人作证，写好文书释奴，这种释奴条件非常苛刻，会赋予全部公民权；

b. manumissio in testamento，在遗嘱中释奴，这种释奴最为常见，但奴隶需要一直为主人服务直至主人去世，并且在主人去世后对主人的继承人尽两项义务：尊重（obsequiuum）与体力服务（operae）。在主人的直系后代去世前，被释放的奴隶对主人赋予其的财产只拥有用益物权，而没有所有权。在主人直系后代去世前，主人的后代，或主人财产的继承人可以随时控告被释放的奴隶“不感恩”（ingratus），君士坦丁立法（CJ 6.7.2）规定，奴隶如若被控告“不感恩”，不具有在法庭的任何辩护权，不可为自我开脱，他的全部财产会立刻被主人的继承人没收，他将重新成为奴隶，接受主人严酷的惩罚。主人的后代通过ingratus将被释放的奴隶重新收为奴非常常见，在晚古典时代多有遗嘱告诫后代不要控告释放的奴隶“不感恩”。一直到查士丁尼法典中，主人的后代仍可以随时以此剥夺被释放的奴隶的财产，将其重新收为奴隶。

被释放的奴隶不具有全部公民权的情况包括：

c. manumission inter amicos，“在朋友间释奴”，即没有持证的公证人公证，由友人公证的释奴。这种释奴后，按尤尼亚法（lex Junia）被释放的奴隶生命权受到尊重，但不具有财产继承权。主人赋予其的财产其只具有用益物权与租赁权，他的财产相当于租借，在被释放的奴隶去世后，他的全部财产都将回归主人或主人的后代名下。这种释奴即使到帝国灭亡前也非常常见。

d. manumissio in vivo, 主人在世时的各类释奴，这样的释奴都不会给予全部公民权。很多时候，主人在世时的释奴会要求奴隶及奴隶的后代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终身服役，这种约束叫'paramone’，如尼萨的圣格列高利的遗嘱中大部分奴隶都被in vivo释放，所以对其和其财产继承人，其妹妹都需要服终身paramone。如奴隶的服务令主人不满意，主人可以随时撤销释奴。

君士坦丁大帝赋予了第五种选择：

e. manumission in ecclesia，在教堂释奴。这种释奴会给予全部公民权，但奴隶同样可以被控告'ingratus'。五世纪后教会为了自身尊严多次试图更改法律，不允许在教堂中释奴的奴隶主再依靠'ingratus'重新召回被释放的奴隶，直到瓦伦提尼安三世修改法律，规定如果奴隶主在牧师公证下释奴，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再重新奴役被释放的奴隶。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释放的普通奴隶都要么只拥有对今世财产的用益物权，他被释放后的一切所得在他去世后都将归于主人；要么只被主人在遗嘱中给予几个金币的财产，并且需要时刻担心会被主人的后代或继承人重新奴役。往往被释放的奴隶都会为主人的后代终身服役，直到去世。对于极少数管理层奴隶，罗马法规定主人可以赋予奴隶一个'peculium'（法律意义的“牧群”），即赋予奴隶对个人财产的限时支配权，自负自己财产的盈亏，但主人可以随时收回这种权力，并且‘peculium’不可以被转让，让渡或租予他人。peculium经常被给予一些从商的奴隶，让他们去其他省份为主人赚钱，或给予高级农业管理者，让他们在远方省份为主人管理田产、购买新地产，自负盈亏。地产极广的奴隶主有时为了激励高级管理者多多创收，会立下契约，在遗嘱中给予他对经营的peculium的一部分的继承权。有的元老级奴隶主在整个西半部有20-30个大庄园，他们的procurator可能在一个peculium中就有一整个庄园（包括7-8个大农场，多个村舍和无数片小农地），以及这个庄园上上百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元老去世后，该奴隶即使只能继承到peculium的一部分，在当时的社会也是一笔巨额财富，并且这笔peculium中也必然包括该田庄上的奴隶，这名前管理级奴隶因此也就会成为新的奴隶主。但他仍然需要为去世的元老的后代服役终身，直到他去世，并将他的义务转予他的孩子，否则这笔peculium仍很可能被元老的后代控告‘不感恩’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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