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相比于古希腊罗马，中国古代的奴隶存在感那么低？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理解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点。确实，当我们提及古代奴隶制，很多人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古希腊罗马那些宏伟建筑背后挥汗如雨的奴隶身影，或者角斗场里殊死搏斗的奴隶。相较之下，中国古代似乎很少直接强调“奴隶”这个群体，或者说，他们的“存在感”不那么强烈。但这不代表中国古代就没有奴隶，而是奴隶制度在中国古代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与自由民界限模糊、并且在不同时期形态差异巨大的特点，这使得他们不像在希腊罗马那样成为一个极端鲜明的社会标签。
咱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细致聊聊：
一、 概念的界定与演变：自由民与“非自由民”的界限在中国更柔韧
首先，我们得明白，“奴隶”这个词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含义是动态的。在古希腊罗马，奴隶往往是被彻底剥夺了人身自由、财产甚至人格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与自由民的界限如同鸿沟。
而在中国古代，类似“奴隶”的群体，其称谓和地位随着时代变化而演变。
早期（如夏商周）： 存在大量的“囚徒”、“战俘”被转化为“奴隶”，他们是战败者的命运，地位最低。但即便如此，早期文献中对这些人的称谓也很多样，比如“众”、“臣”、“隶”、“罪人”等，并不总是直接用“奴隶”来概括。他们确实是被占有，但他们的“工具化”程度，以及社会对他们“人”的属性的承认，可能比希腊罗马的奴隶更微妙。
春秋战国至秦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完善，国家拥有大量直接控制的劳动力，包括修建工程、开垦土地的“徒隶”（可能是被征发的自由民，但地位接近奴隶），以及被没收财产的罪犯家属。同时，私人蓄养的“奴婢”也逐渐增多。这里的“奴婢”虽然也是私有财产，但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劳动内容与那些被编入国家公共工程的“徒隶”是相似的。更重要的是，“赎作”、“逃亡”等机制的存在，使得部分“奴婢”有理论上（尽管可能非常渺茫）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 门阀士族兴起，私人占有的大量“部曲”、“客”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来源。这些人与奴婢的区别在于，他们往往有更强的身份依附性和一定的依附性契约，有时甚至能够参与一定的军事活动，地位介于自由民与纯粹的奴隶之间。这种“半自由”或“依附性劳动力”的存在，进一步模糊了纯粹奴隶的界限。
宋明时期： 蓄奴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富裕家庭和大家族中，蓄养“家奴”、“婢女”是常态。但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城市中，雇佣劳动力的兴起，使得自由雇工成为一种更为主流的生产方式。 相比之下，纯粹的奴隶在经济生产中的比重似乎有所下降。
所以，中国的“奴隶”更多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与“非自由民”甚至“半自由民”相交叉的群体，他们不像希腊罗马那样被框定在一个僵化的、与自由民完全隔绝的身份里。
二、 经济结构与劳动力来源的多样性：奴隶不是唯一的“基石”
古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期，之所以对奴隶的需求如此巨大，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大规模的、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如拉丁园）和庞大的公共工程（如水道、圆形剧场）高度依赖于廉价且无法组织反抗的劳动力。 奴隶成为了其经济的“基石”之一。
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虽然也存在大规模的工程和农业，但存在一些显著差异：
小农经济的基础： 中国古代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尽管小农也面临贫困和被剥削，但他们是自由的（至少在名义上），他们自己耕作土地，也构成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国家更依赖于对自由民的税收和征发，而非对大规模奴隶的直接占有。
国家层面的“强制劳动”： 中国古代有非常发达的国家机器，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强制劳动”，例如修筑长城、大运河、兵役等。但这些劳动力的来源，除了战俘，更多的是“征发”的自由民（如徭役）。虽然被征发的自由民地位可能很低，劳动条件也很差，但他们不算是“私有财产”，他们的身份与奴隶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征发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对奴隶的集中使用。
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等级制度，但“士农工商”的划分，以及后期的“以农为本”的国策，使得农业成为根本，而农业劳动力主要由自由农民承担。奴隶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可能更多是辅助性的，或者集中在少数大家族、贵族手中，而非构成整个农业生产的绝对主体。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劳动力来源更加多样化，自由农民、租佃农民、雇佣工人、依附性劳动力以及少数奴隶共同构成劳动力供给。奴隶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可能没有希腊罗马那样突出。
三、 儒家思想的影响与“人伦”观念：强调“教化”而非“工具化”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对社会结构和人伦关系有深刻影响，这也间接塑造了奴隶的“存在感”。
“仁”与“礼”： 儒家强调“仁爱”，虽然“仁”主要用于君臣、父子、兄弟等关系，但“泛爱众”的观念也存在。同时，“礼”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即使是对奴仆，在“礼”的框架下，也需要有一定的对待方式，不能完全视为无生命的工具。这种对“人”的底线性承认，使得极端、公开的、系统性的奴隶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一定的张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观念虽然带有剥削性，但它将“治人”与“治于人”区分开来，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分工和管理关系，而非纯粹的占有关系。奴隶更多地属于“治于人”的范畴，但这种“治于人”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赤裸裸的奴役。
“教化”与“德治”： 儒家更倾向于通过“教化”来实现社会秩序，强调道德感化。虽然这更多是针对自由民，但这种思维模式也影响了统治者对底层民众的态度。与其把大量人口变成纯粹的奴隶，不如通过制度、法律和道德约束来管理他们。
相对而言，希腊罗马的哲学，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曾论证奴隶制的“自然性”，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为奴役而生的。这种哲学上的辩护，为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奴隶的“工具化”和“非人化”更加合理化。
四、 历史文献的侧重点：更关注“政治”、“经济”和“士大夫”
中国古代史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视角影响。
关注“庙堂”与“江湖”： 史书更侧重记载国家大事、政治斗争、改革变法、军事战争等，这些活动的主体是统治者、官员、士大夫、将领等。底层民众，尤其是处境最特殊的奴隶，其个体命运和生活状况，很难成为史书的重点。
“士农工商”的叙事框架： 传统的史书叙事往往沿着“士农工商”的框架展开，奴隶游离于这个框架之外，或者被归入“仆从”、“贱民”等类别，其独立的“群体存在”就没有被突出。
对“功业”的强调： 史书更倾向于记录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开疆拓土、文化繁荣等，这些背后可能都有奴隶的贡献，但史书的笔墨不会放在“奴隶的贡献”上。
五、 总结一下：
中国古代奴隶存在的“感低”并非是“不存在”，而是：
1. 概念模糊： 奴隶与雇工、佃户、逃户、罪犯、战俘等“非自由民”的界限在不同时期有重叠和模糊。
2. 经济地位非绝对： 奴隶并非中国古代经济的唯一支柱，小农经济和国家征发制是更重要的劳动力来源。
3. 意识形态的制约： 儒家思想对“仁”、“礼”、“教化”的强调，使得极端的奴隶制度在意识形态上难以完全站稳脚跟。
4. 史书的视角： 史书的重心在于政治、军事和精英阶层，底层劳动者（包括奴隶）的细节往往被忽略。
因此，相比于古希腊罗马那种制度化、群体化、法律化、并且具有哲学辩护色彩的、与自由民界限极其分明的奴隶制，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呈现出更加碎片化、与自由民界限更柔韧、在经济中比重非绝对、且意识形态上存在一定张力的特点，这使得他们不像希腊罗马奴隶那样，成为一个如此鲜明、如此有“存在感”的社会群体。他们更像是镶嵌在中国古代社会肌理中的一种“非自由”的劳动形式，不那么突出，但确实一直存在。
咱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细致聊聊：
一、 概念的界定与演变：自由民与“非自由民”的界限在中国更柔韧
首先，我们得明白，“奴隶”这个词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含义是动态的。在古希腊罗马，奴隶往往是被彻底剥夺了人身自由、财产甚至人格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与自由民的界限如同鸿沟。
而在中国古代，类似“奴隶”的群体，其称谓和地位随着时代变化而演变。
早期（如夏商周）： 存在大量的“囚徒”、“战俘”被转化为“奴隶”，他们是战败者的命运，地位最低。但即便如此，早期文献中对这些人的称谓也很多样，比如“众”、“臣”、“隶”、“罪人”等，并不总是直接用“奴隶”来概括。他们确实是被占有，但他们的“工具化”程度，以及社会对他们“人”的属性的承认，可能比希腊罗马的奴隶更微妙。
春秋战国至秦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完善，国家拥有大量直接控制的劳动力，包括修建工程、开垦土地的“徒隶”（可能是被征发的自由民，但地位接近奴隶），以及被没收财产的罪犯家属。同时，私人蓄养的“奴婢”也逐渐增多。这里的“奴婢”虽然也是私有财产，但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劳动内容与那些被编入国家公共工程的“徒隶”是相似的。更重要的是，“赎作”、“逃亡”等机制的存在，使得部分“奴婢”有理论上（尽管可能非常渺茫）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 门阀士族兴起，私人占有的大量“部曲”、“客”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来源。这些人与奴婢的区别在于，他们往往有更强的身份依附性和一定的依附性契约，有时甚至能够参与一定的军事活动，地位介于自由民与纯粹的奴隶之间。这种“半自由”或“依附性劳动力”的存在，进一步模糊了纯粹奴隶的界限。
宋明时期： 蓄奴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富裕家庭和大家族中，蓄养“家奴”、“婢女”是常态。但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城市中，雇佣劳动力的兴起，使得自由雇工成为一种更为主流的生产方式。 相比之下，纯粹的奴隶在经济生产中的比重似乎有所下降。
所以，中国的“奴隶”更多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与“非自由民”甚至“半自由民”相交叉的群体，他们不像希腊罗马那样被框定在一个僵化的、与自由民完全隔绝的身份里。
二、 经济结构与劳动力来源的多样性：奴隶不是唯一的“基石”
古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期，之所以对奴隶的需求如此巨大，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大规模的、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如拉丁园）和庞大的公共工程（如水道、圆形剧场）高度依赖于廉价且无法组织反抗的劳动力。 奴隶成为了其经济的“基石”之一。
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虽然也存在大规模的工程和农业，但存在一些显著差异：
小农经济的基础： 中国古代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尽管小农也面临贫困和被剥削，但他们是自由的（至少在名义上），他们自己耕作土地，也构成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国家更依赖于对自由民的税收和征发，而非对大规模奴隶的直接占有。
国家层面的“强制劳动”： 中国古代有非常发达的国家机器，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强制劳动”，例如修筑长城、大运河、兵役等。但这些劳动力的来源，除了战俘，更多的是“征发”的自由民（如徭役）。虽然被征发的自由民地位可能很低，劳动条件也很差，但他们不算是“私有财产”，他们的身份与奴隶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征发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对奴隶的集中使用。
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等级制度，但“士农工商”的划分，以及后期的“以农为本”的国策，使得农业成为根本，而农业劳动力主要由自由农民承担。奴隶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可能更多是辅助性的，或者集中在少数大家族、贵族手中，而非构成整个农业生产的绝对主体。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劳动力来源更加多样化，自由农民、租佃农民、雇佣工人、依附性劳动力以及少数奴隶共同构成劳动力供给。奴隶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可能没有希腊罗马那样突出。
三、 儒家思想的影响与“人伦”观念：强调“教化”而非“工具化”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对社会结构和人伦关系有深刻影响，这也间接塑造了奴隶的“存在感”。
“仁”与“礼”： 儒家强调“仁爱”，虽然“仁”主要用于君臣、父子、兄弟等关系，但“泛爱众”的观念也存在。同时，“礼”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即使是对奴仆，在“礼”的框架下，也需要有一定的对待方式，不能完全视为无生命的工具。这种对“人”的底线性承认，使得极端、公开的、系统性的奴隶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一定的张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观念虽然带有剥削性，但它将“治人”与“治于人”区分开来，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分工和管理关系，而非纯粹的占有关系。奴隶更多地属于“治于人”的范畴，但这种“治于人”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赤裸裸的奴役。
“教化”与“德治”： 儒家更倾向于通过“教化”来实现社会秩序，强调道德感化。虽然这更多是针对自由民，但这种思维模式也影响了统治者对底层民众的态度。与其把大量人口变成纯粹的奴隶，不如通过制度、法律和道德约束来管理他们。
相对而言，希腊罗马的哲学，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曾论证奴隶制的“自然性”，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为奴役而生的。这种哲学上的辩护，为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奴隶的“工具化”和“非人化”更加合理化。
四、 历史文献的侧重点：更关注“政治”、“经济”和“士大夫”
中国古代史书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视角影响。
关注“庙堂”与“江湖”： 史书更侧重记载国家大事、政治斗争、改革变法、军事战争等，这些活动的主体是统治者、官员、士大夫、将领等。底层民众，尤其是处境最特殊的奴隶，其个体命运和生活状况，很难成为史书的重点。
“士农工商”的叙事框架： 传统的史书叙事往往沿着“士农工商”的框架展开，奴隶游离于这个框架之外，或者被归入“仆从”、“贱民”等类别，其独立的“群体存在”就没有被突出。
对“功业”的强调： 史书更倾向于记录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开疆拓土、文化繁荣等，这些背后可能都有奴隶的贡献，但史书的笔墨不会放在“奴隶的贡献”上。
五、 总结一下：
中国古代奴隶存在的“感低”并非是“不存在”，而是：
1. 概念模糊： 奴隶与雇工、佃户、逃户、罪犯、战俘等“非自由民”的界限在不同时期有重叠和模糊。
2. 经济地位非绝对： 奴隶并非中国古代经济的唯一支柱，小农经济和国家征发制是更重要的劳动力来源。
3. 意识形态的制约： 儒家思想对“仁”、“礼”、“教化”的强调，使得极端的奴隶制度在意识形态上难以完全站稳脚跟。
4. 史书的视角： 史书的重心在于政治、军事和精英阶层，底层劳动者（包括奴隶）的细节往往被忽略。
因此，相比于古希腊罗马那种制度化、群体化、法律化、并且具有哲学辩护色彩的、与自由民界限极其分明的奴隶制，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呈现出更加碎片化、与自由民界限更柔韧、在经济中比重非绝对、且意识形态上存在一定张力的特点，这使得他们不像希腊罗马奴隶那样，成为一个如此鲜明、如此有“存在感”的社会群体。他们更像是镶嵌在中国古代社会肌理中的一种“非自由”的劳动形式，不那么突出，但确实一直存在。
网友意见
可自行百度“无奴学派”。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产生过成熟的奴隶社会。
@关毛的答案说这和周朝关系密切，但实际上商朝时我国也不是奴隶社会。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的存在是两个概念，商代的确是一个奴隶制盛行的时代，但绝非奴隶社会。这个事实很显然，因为商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是广大自由民而非奴隶，奴隶是用于祭祀的人牲。从殷墟发掘的情况看，奴隶被成批的杀死而非驱使其劳动，证明商统治主从未重视过奴隶的经济意义。奴隶未被广泛投入劳动生产，奴隶社会无从谈起。
但是题主说中国古代奴隶存在感低也并不严谨。比如甲骨卜辞中提到奴隶的次数很多，至少在商代奴隶的数量仍不算太少。不过到了周代，奴隶就真的没太多存在感了。一是由于周以后人殉逐渐减少直到废止，二是由于中国走上脱离奴隶制的道路。到秦代时官府役使的“隶臣妾“仍有很强的奴隶性质，不过汉代后刑徒的奴隶性质也就消失了。之后的两千年中奴隶制虽然还存在，但已经属于一个微弱现象了。
顺便吐槽一下
@吉利吉利的扯淡答案。
原文：从共和时期一直到帝国时期，罗马一直是自耕农经济，请反对的人去了解辛辛纳图的事，了解塞维乌斯改革、格拉古兄弟改革以及马略军事改革，说到罗马经济社会结构而无视这几个改革，那就是耍流氓；
恕我无知，从共和国到帝国时期，罗马一直是自耕农经济？看来他对共和国后期自耕农大量破产以及大土地所有制的建立没有概念。事实上，从前2世纪开始奴隶在农业当中的使用就开始增长，共和国末期已经超过自耕农经济。格拉古兄弟改革，马略军事改革和自耕农经济的关系是什么？我告诉你，是拯救已经濒临灭亡的自耕农经济。这样的事，平民派一直在做。然而这能用来证明自耕农经济在罗马农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才是怪事。它恰恰证明了自耕农模式的衰落，以及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生产的兴盛。（大庄园不仅出现在在埃及，西西里等行省，更分布在意大利本土！）
罗马从很早就开始使用奴隶，自公元前2世纪起数量开始大幅增加。其中一大部分是来自帝国各地的外邦人而非罗马人或希腊人。战争是奴隶的重要来源。到公元1世纪后家养奴隶的数量逐渐超过被奴役者。在奥古斯都和克劳狄治下，公元14年前后的意大利大约有500万自由居民以及二三百万奴隶人口。奴隶在帝国内从事技术性及非技术性工作，他们是采矿，工场和私人雇主的主要劳动力。市镇政府也拥有奴隶，他们从事公共设施的建设比如修理公路，疏通沟渠。在农业劳动中，大面积的农场几乎全部由奴隶耕作，小面积的农场才会由农民耕作或出租给佃户。除了服兵役之外，奴隶几乎什么都能做。直到公元4世纪时，在矿山和私人作坊中自由劳动力才开始代替奴隶。而在此之前奴隶毫无疑问是帝国的主要劳动力。如果这样还不能说罗马是一个奴隶社会（甚至可以并不使用似是而非的“奴隶制社会”一词），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算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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