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刘裕称帝导致了关中的丢失？
首先，我们得明确，刘裕称帝是南北朝时期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东晋内部权力结构的彻底改变，也深深影响了北伐的战略方向和执行力度。
一、 称帝的政治动机与战略分歧
刘裕这个人，从一个布衣一步步走到权力的顶峰，他的野心和能力毋庸置疑。北伐收复中原，对当时腐朽不堪的东晋朝廷而言，是恢复汉族统治和荣耀的重大举措，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然而，当他坐上皇帝宝座，建立刘宋王朝时，他的重心开始转移。
“寄奴”到“皇帝”的心理转变： 刘裕虽然是杰出的军事家，但他的政治根基并不牢固。他通过军事手段压倒了士族，但在重建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他仍然需要平衡各种势力，尤其是那些曾依附于王谢等士族的旧势力。称帝，一方面是对自己功业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让他背负了更多维护王朝稳定的责任。
南方的统治压力与北伐的牵制： 坐拥江南富庶之地，但江南的政治基础相对薄弱，也容易受到南方的反抗势力（比如一些起兵的宗室或者被压制的旧士族）以及北方的威胁。当刘裕称帝后，他必然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巩固他在南方的统治，建立一套新的统治体系。这无形中就分散了他用于北伐的力量和注意力。
战略方向的摇摆： 尽管收复了长安，但刘裕的北伐战略并非一以贯之。在北伐过程中，他曾数次因为后方（南方）的动荡而被迫撤军，比如他第一次北伐时，就因京口（今镇江）发生叛乱而不得不回师平定。当他称帝后，这种对后方稳定性的顾虑只会加剧。收复关中固然重要，但如何守住才是更现实的问题。
二、 军事上的疏忽与人才的损耗
刘裕北伐时，虽然兵强马壮，也收复了北方重镇，但他在战略和人员的部署上，并非没有隐患。
关中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关中，尤其是长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同时也面临着交通不便、粮草供给困难的天然劣势。东晋时期，关中就屡次成为北方政权南下的跳板，也一直是南方王朝难以有效控制的区域。刘裕在收复长安后，并没有像历史上一些能够稳定关中的君主那样，投入足够的资源去建设和巩固。
军事人才的不足与梯队建设的滞后： 刘裕虽然麾下有许多精锐将领，但这些将领大多是和他一同打拼出来的老部下。当他称帝后，他需要新的能够独当一面，并且能长期驻守北方前线的将领。然而，东晋后期人才凋零是普遍现象，刘裕本人又过于强调个人能力，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持续输出优秀将领的体制。在收复长安后，他对当地的统治交给了一批在他看来还算可靠的将领，但这些人是否具备长期镇守、抵御北方新兴政权（如北魏）的能力，他似乎没有做充分的评估。
对北魏崛起的误判： 刘裕北伐时，北魏的拓跋氏政权还在发展壮大之中。他成功击败了北魏前期的分裂政权，但对北魏统一北方的潜力和军事实力，可能存在低估。在他称帝后，他将重心放在稳定南方，对北方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给了北魏喘息和积蓄力量的机会。
三、 称帝与刘宋政权的内在稳定性问题
刘裕称帝，建立了刘宋政权。但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些内在的稳定性问题，这间接影响了关中的防御能力。
权力继承的隐患： 刘裕的儿子们之间存在着权力斗争。他在世时，就对儿子的能力有所疑虑。当他去世后，刘宋王朝的内斗加剧，这严重削弱了政权的整体实力和对外防御能力。这种内部的动荡，使得朝廷难以集中力量去应对北方的威胁。
经济基础的脆弱： 尽管江南富庶，但整个刘宋王朝的经济基础仍然依赖于南方的农业和部分手工业。北伐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对北方的经济造成了破坏。在未能完全恢复北方经济的情况下，维持大规模的驻军和边境防御，对刘宋王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具体到关中丢失的直接原因：
在刘裕去世后，北方的局势迅速变化。北魏在拓跋焘的领导下，走向统一和强大。当刘宋王朝的皇帝们忙于内斗，或者因为后方不稳而无法全力经营北方时，北魏抓住机会对关中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北魏的军事压力： 北魏军队的战斗力在统一北方后迅速提升，他们志在统一中国。关中作为战略要地，自然成为北魏的重点攻击目标。
刘宋在关中的防御薄弱： 由于前面提到的种种原因，刘宋在关中的驻军数量、装备、士气以及将领的指挥能力，都难以与北魏抗衡。而且，由于北方局势的不确定性，刘宋政府也无法提供持续有效的支援。
长安的易攻难守： 关中地区虽然险要，但一旦被大军围困，后勤补给就会成为大问题。而且，刘宋在关中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当地的民心也不一定完全归附。
总结来说，刘裕称帝导致关中丢失，并非是称帝这个动作本身直接导致了城池的陷落，而是这一行为及其前后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和战略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1. 称帝转移了刘裕的战略重心： 从纯粹的收复北方，变成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新的王朝。
2. 削弱了北伐的持续性和决心： 在“帝业”的光环下，对北方的投入和风险承担能力可能有所下降。
3. 导致了人才和资源的进一步损耗： 维持新王朝的建立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也可能导致一些北伐时期的优秀将领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继续为国效力。
4. 为北方的强大政权（北魏）提供了发展和反击的机会： 当刘宋忙于内政时，北魏的力量却在迅速壮大。
5. 刘宋王朝自身稳定的问题： 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政权无法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
因此，刘裕的称帝，虽然完成了他的人生目标，也为刘宋王朝奠定了基础，但却在无形中为关中地区的最终失守埋下了伏笔。他未能像某些成功的统一者那样，在收复北方重镇后，能够将其牢牢掌控，并建立起能够抵御北方强大反扑的稳固防线。他的北伐虽然雄壮，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持久的执行力，而称帝之后，这种不足就暴露得更为明显。
网友意见
关中丢失和刘裕称帝，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在于当时根深蒂固的南北方地域矛盾。
一直以来，很多人以为，因为坐镇江南的重要谋主刘穆之去世，刘裕为了稳固掌控朝堂，篡夺东晋皇位，才放弃了北伐良机，导致关中惨败，使自己一生事业功败垂成，其实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
众所周知，刘裕是汉朝远支宗室，其先祖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 当他北伐关中，收复长安后，当地三秦父老纷纷进言：关中自古帝王乡，何不移镇当地，以为帝王基业。「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
刘裕亦颇有经略关中，西征秦、凉，占据关陇地区之意。然而，此刻，他麾下诸将征战日久，皆有东归之意，
刘裕北伐时，其实早已经稳固控制了东晋政权，心腹党羽遍布朝野内外，扬州、荆州、江州、益州等南方重镇尽在指掌。坐镇都城建康的刘穆之的去世，并不足以当真让朝野动荡。
所以刘裕离开长安后，接受宋王封爵，以淮南北十郡为封国，先坐镇淮北彭城，后来移镇淮南寿春，以进可攻、退可守的两淮之地为驻地，同时策应南北，足见他无需返回建康，也自信能稳固控制江南局势，而北伐之雄心从未熄灭。
刘裕东归后，将刚打下的关中地区，交给了自己的次子刘义真坐镇，封其为“安西将军、行都督雍、凉、秦三州及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正是为了安关中当地士民之心，自己绝不会再弃他们于胡尘的一种政治表态。
当然，此时年仅十二岁的孺子刘义真，仅仅是名义上成为关中地区军政的最高负责人。刘裕特意安排了王修、王镇恶这一文一武两大英才去辅佐他。他们都是南渡投奔东晋的关中本地人士，以此安抚当地人心。
王修，京兆灞城人，此刻是刘裕太尉府的谘议参军，被刘裕委以重任，担任雍州长史一职，即行政负责人。临行前，刘裕和王修行互相托付儿子之古礼，「自执义真手以授王修，令修执其子孝孙手以授高祖」，以示君臣一心。
雍州长史：王修
王镇恶，京兆长安人，是以长安为都城，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帝国缔造者王猛的孙子，刘裕初次见他就称赞“将门有将”，在刘裕攻灭政敌刘毅、司马休之的战争中，接连立下大功，此次攻灭后秦，王镇恶以艨艟战舰，逆流溯渭水有进无退，直取长安，更立下灭国首功。
安西将军司马：王镇恶
刘裕东归后，以王镇恶为征虏将军，安西将军司马，并领冯翊太守，即关中留守军团的军事负责人。另外几名将领，始平太守沈田子、河东太守毛德祖为中兵参军。傅弘之为雍州治中从事。也就是说，名义主帅刘义真，王修主政，王镇恶主军，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为辅佐。
然而，此时的时代大背景，是从东汉末年起，除掉中间西晋的短暂30年统一，神州大地已经经过数百年的长期分裂，当时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彼此严重缺乏信任度。
刘裕自己，连同其部将大多数都是南方人，却要他们听从王修和王镇恶这两个北方人的调派，这些人自然潜藏深刻不满。
而王镇恶本身，可能是基于自身品质和境遇，“穷怕了”，（毕竟王猛一生清贫，他的儿子就曾因为故相之子，贫困落魄，竟在前秦政权还如日中天时，就曾参与谋反，令苻坚也大为沮丧），也可能是作为外人，有意“自污”，行军打仗时，一直以贪婪好财货著称。
攻下长安后，王镇恶抢得后秦皇帝姚泓的步辇，就曾被南人将领密告欲谋反。事实真相，是他把上面装饰的金银玩物全部剔除，步辇本身扔弃不管，令刘裕哭笑不得。
刘裕临行之前，沈田子及傅弘之等人就不断向刘裕进言，认为王镇恶绝不可信，一旦刘裕离开，王镇恶肯定要占据长安，自立为王。
沈田子：
刘裕对沈田子等人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给你们南方将领留下了上万精兵，如果王镇恶真要造反，是自取灭亡，所以，你们不要再多言此事了)。
刘裕当然希望守住关中，已经尽己所能，去努力弥合南人北人之间的矛盾，然而，占军队多数的南方将领们，还是觉得觉得王镇恶绝不可信。
因为以当时情势，东晋自淝水之战后的数十年里，连番大规模的内战，令益州、荆州、扬州这些主要经济区，全都十分残破了。当刘裕北伐关中时，相邻益州和荆州居然只能出动数千策应兵马。
所以，假使王镇恶当真起了异心，能迅速将几万后秦降兵掌控在手，然后剿灭关中的上万晋军，尽杀留守南人晋将，而后自立为王。那么刘裕还真一时拿他无可奈何，除非是再筹措粮草，动员主力大军，重新打一次潼关……
毕竟此前短短几十年前，一度臣从东晋的氐人苻氏，羌人姚氏，就都曾如此这般，先蹈光养晦，再据地自反，最终先后建立了以关中为中心的前秦、后秦政权。谁又能保证王镇恶这样一个在关中有民心有祖荫，本人才干过人却又人品作风不佳的外来人，竟对会刘裕当真有誓死相从的忠诚度？
另一方面，对南方的晋人有忌惮情绪的关中当地民众，其实也隐隐期待着王镇恶当真有此野心，自立为王。这种根深蒂固的南北对立、敌视情绪，早已一触即发。
此刻对关中虎视眈眈的，就是正北方匈奴人赫连勃勃的胡夏政权。赫连勃勃早年被北魏拓跋氏打得国破家亡，全靠了后秦姚兴养虎为患，才得以占据朔方河套之地，营建统万坚城。其马匪军团惯用游击战术，来去如风，一直令后秦束手无策。
胡夏皇帝：赫连勃勃
他所忌惮的唯有刘裕，等刘裕一走，便针对关中晋军的南北矛盾，在其谋主王买德的策划下，大造「王镇恶欲尽杀诸南人，以数千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叛」的流言。
王买德：
当赫连勃勃的马匪军团趁机来攻，王镇恶率诸将北上迎敌，将胡夏军击退后，沈田子及傅弘之等人，竟私下密议，先假称刘裕密令，杀死王镇恶，打败赫连勃勃，安定关中，之后再南下请罪。此后，沈田子邀请王镇恶到傅弘之营中计事，让自己的心腹力士沈敬仁将其杀死。之后，沈田子带着几十名亲信，回长安向刘义真请罪。
王镇恶既死，同为北人的王修在大惊之下，又因兔死狐悲心理，将沈田子收捕，并斩杀于长安稿仓门外。然而，此举非但没有平息事端，反而令矛盾进一步激化。
刘义真身边的亲信左右，本就因为王修严格执法，约束他们的行为，裁撤他们的待遇，而对王修怀着深切怨气，此刻更纷纷进言：「王镇恶欲谋反，才被沈田子杀死。王修杀沈田子，证明他也想谋反！」王修一届文士参佐，已经因为王镇恶之死，丢失了军中最大支持者，顶头上司又是年少懵懂的刘义真，就这样也被冤杀。
王镇恶和王修这对军政首脑，相继以谋反罪名被杀，不止是关中军团乱作一团，更令晋军丧尽关中民心，所谓“人情离骇，无相统一”，丢失这片土地也就是必然了。
关中诸将内讧，一直盘踞朔方，对关中虎视眈眈的胡夏皇帝赫连勃勃，趁机大举南侵。
刘裕得讯，一边急令刘义真速回，改以朱龄石为“持节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镇守长安。朱龄石是此前平定巴蜀地区的主帅，在刘道规去世后，已经是刘裕部将中最能独当一面的人才。
右将军：朱龄石
傅弘之更率步骑五千，于池阳之战大破胡夏太子赫连璝的三万大军。然而当赫连勃勃举倾国之力，20万胡骑大军大举南下，寡不敌众的晋军终于在青泥大战惨败。
此刻，赫连勃勃的胡夏军南断青泥，东扼潼关，以关门打狗之势，誓要将晋军全歼于关中。
朱龄石焚烧长安宫殿，举兵东归，岂料刘义真和随行将士大掠财宝美女，车载南还，行程迟缓，为胡夏军追及于潼关附近。
胡夏军切断晋军水源，令其口渴难战，攻破晋军主营曹公垒，朱龄石、傅弘之、王敬先等将，以及后一波奉命接应他们的蒯恩、朱超石等将领，都被赫连勃勃俘虏并杀害，只有刘义真这个废物孺子侥幸逃脱了。
长安一败，真正的刘裕嫡系军队损失并不算多，一万南军加上后续接应兵马，也就两万人左右，剩下数万人都是原后秦降兵。然而军事将领方面的损失，可谓伤筋动骨：王镇恶轻舟袭江陵，渭水取长安；朱龄石督师平巴蜀；朱超石却月阵破北魏；傅弘之以寡击众破赫连；蒯恩百战陷阵，勇猛无当……
这些之前跟随刘裕金戈铁马，灭国无数，颇令殊功的优秀人才，相继枉死于内讧、或敌寇之手，何其惨烈，几乎相当于曹操的张辽、张郃、徐晃、乐进、于禁等“五子良将”一战尽没了。
因此，当朱超石、朱龄石兄弟率偏师增援，却相继兵败身死后，刘裕纵然再不甘心，也只能在彭城城头迎风唏嘘，洒下英雄泪。驱逐五胡、一统天下的雄心，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传奇，划上了一个遗憾的休止符。
这场关中诸将内讧，相互攻杀，被敌人趁虚夺占长安，刘裕集团损精兵折良将的历史悲剧，并非刘裕的一念之差、或安排不妥导致，归根结底，还在于神州大地长期分裂，南北双方根深蒂固的地域矛盾，造成的人心不齐。——人力有尽，徒唤奈何！
本文部分观点，参照了笔者好友【长乐夜未央】的相关著述，此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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