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如杞兵溃和袁崇焕瞎指挥是否有关系？
耿如杞兵溃和袁崇焕瞎指挥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了明末辽东战局的一个关键节点，也牵扯到两位关键人物的战略和用人。要说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种关系非常微妙且复杂，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能概括的。
要理解这一点，咱们得先把时间线拉回到明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看看当时辽东是个什么情况。
耿如杞的兵溃：一次惨痛的教训
耿如杞这个人，是明熹宗时期的一员将领。在辽东战场上，他算是比较早期的将领之一。不过，他的运气和能力似乎都不太对，留给后人的印象更多的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
耿如杞的兵溃，最主要的战场是在萨尔浒之战之前。当时后金（也就是后来大清）的努尔哈赤正在崛起，对明朝在辽东的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明朝为了应对后金的攻势，也一直在进行各种军事部署和反击。
耿如杞的军队曾经奉命驻守在辽东的一些重要城池，比如抚顺。然而，在一次关键的战役中，耿如杞的部队遭到了后金军队的猛烈攻击。具体的原因有很多说法，但核心在于他的指挥失误和部队的准备不足。
情报的缺失与误判： 在战前，对于后金军队的动向和兵力，耿如杞方面的情报可能出现了严重偏差。战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是军事行动中最致命的弱点之一。
战术的僵化与低效： 面对后金军队灵活机动的战术，耿如杞的部队可能采取了比较传统的、缺乏应变能力的战术。比如，在不利地形被包围，或者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下强行作战。
军队的士气和训练： 明末的军队，由于长期欠饷、军纪败坏等问题，战斗力普遍不高。即使是精锐部队，在缺乏有效激励和严格训练的情况下，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而言之，耿如杞的兵溃，更像是一次由于多方面因素叠加导致的指挥官个人能力不足、情报失误、战术失当以及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综合性失败。这场失败让明朝在辽东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也暴露了当时明朝军事体系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
袁崇焕的崛起与他的“胡萝卜加大棒”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袁崇焕。袁崇焕真正的威名大振，是在他接手辽东防务之后。他以其强硬的姿态和独特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明朝在辽东的颓势，尤其是他提出的“五年复辽”的口号，曾一度振奋人心。
袁崇焕与耿如杞的时代，虽然有重叠，但更多的是后者失败的背景衬托了前者的崛起。袁崇焕是在经历了前线将领的频繁失败之后，被寄予厚望的。他吸取了许多前任的教训，并且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那么，袁崇焕的“瞎指挥”之说从何而来？这其实是历史评价中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主要集中在他后期的一些决策上。
宁远大捷的辉煌： 袁崇焕最出名的战绩是宁远大捷。在那场战役中，他凭借坚守城池、利用火器、加上当时后金军队的轻敌和指挥失误，成功击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这无疑是他军事才能的证明。
后来的战略调整： 然而，在宁远大捷之后，随着皇太极接替努尔哈赤，后金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水平都在不断提升。袁崇焕后来的战略，比如他主张主动出击、利用火器优势，在一些人看来是正确的，但也有人认为他过于冒进，或者在某些关键时刻没有采取最稳妥的策略。
“十年磨一剑”的争议： 有一种观点认为，袁崇焕在策略上倾向于保守和防御，希望“十年磨一剑”，积蓄力量。但也有人认为，他应该更积极主动地去消灭后金的有生力量。这种关于“守”与“攻”的辩论，贯穿了他的整个军事生涯。
关键时刻的判断失误： 比如在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中，后金绕过山海关，从蒙古草原进攻北京。袁崇焕奉命回师救援，但在某些环节的指挥上，确实有其争议之处，比如未能及时击溃围困北京的后金部队，以及对一些战机的把握不够精准。
耿如杞兵溃和袁崇焕瞎指挥的关系：
现在回到核心问题：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
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但有深刻的“背景关联”和“经验借鉴”关系。
1. 背景关联： 耿如杞的失败是明朝辽东战局早期糟糕状况的一个缩影。他的兵溃，以及之前其他将领的失败，共同构成了一个“前车之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失败，像袁崇焕这样的将领才有机会被推到前台，并被寄予厚望去改变局面。袁崇焕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前人失败的废墟之上的。
2. 经验借鉴： 理论上，袁崇焕作为一名指挥官，肯定会了解和学习之前战役的经验教训。他能否从耿如杞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是评价他能力的重要方面。比如，他吸取了那些指挥失误、情报缺失的教训，在自己的战略中尽量规避。
3. “瞎指挥”的评价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袁崇焕的“瞎指挥”之说，很多是事后诸葛亮的评价，而且很多评价还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比如他最后被崇祯皇帝冤杀）。将袁崇焕的某些争议性决策直接等同于耿如杞那种明显能力不足、准备不周的兵溃，是有些不公平的。袁崇焕的许多决策，即使在当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在复杂的战场形势下，或者受到政治干扰，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更详细地分析：
时间点不同： 耿如杞的失败发生在他活跃的年代，而袁崇焕真正成为辽东的擎天柱是在稍晚的时期。虽然他们都在辽东战场上活动过，但耿如杞兵溃的直接原因很难说是由袁崇焕的“指挥”造成的，因为那时袁崇焕还没有达到那种能影响整个辽东战局的地位。
性质不同： 耿如杞的兵溃，更多的是 “低水平的失误”，是由于缺乏应有的军事素质和准备。而对袁崇焕“瞎指挥”的指责，更多的是对他在“高水平博弈中的某些战略判断和战术执行”的质疑。比如，崇祯皇帝认为他拥兵自重、救援北京不力，导致京畿失陷，这就是一种“指挥不力”的指责，但其性质与耿如杞的兵溃是不同的。
历史评价的演变：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对袁崇焕的评价也越来越趋于客观。许多学者认为，袁崇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策略，如坚守宁远、收复锦州、招抚降将等，都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取得的成就。而对他“瞎指挥”的批评，更多地集中在一些他与崇祯皇帝的沟通不畅、以及在关键时刻的战术执行上。
总结一下：
耿如杞的兵溃，是一个发生在袁崇焕崛起之前的，明朝辽东战场上低水平指挥失误的典型案例。它的发生，表明了明朝军事体制和部分将领的不足。
而对袁崇焕的“瞎指挥”的评价，则更多地出现在他成为辽东主导者之后，是对其高难度战略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点的讨论，其中很多评价与政治因素纠缠不清。
所以，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导致性的关系。耿如杞兵溃的原因是其自身指挥能力和军队状况，而不是袁崇焕的“瞎指挥”。但是，耿如杞的失败为袁崇焕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背景和教训，让人们更加渴望出现一个能扭转乾坤的领导者，而袁崇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寄予厚望并试图吸取前人的教训来施展自己的抱负的。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耿如杞就像是学校里的一个差生，他的失败是由于学习方法不对、基础不牢。而袁崇焕则是一位努力学习的优等生，尽管他在某些难题上可能也有解题思路不完美的时候，但他的整体水平和努力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失败，更多地暴露了教育体系的某些问题，而后者则是在这个体系下努力探索出路的代表。
要理解这一点，咱们得先把时间线拉回到明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看看当时辽东是个什么情况。
耿如杞的兵溃：一次惨痛的教训
耿如杞这个人，是明熹宗时期的一员将领。在辽东战场上，他算是比较早期的将领之一。不过，他的运气和能力似乎都不太对，留给后人的印象更多的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
耿如杞的兵溃，最主要的战场是在萨尔浒之战之前。当时后金（也就是后来大清）的努尔哈赤正在崛起，对明朝在辽东的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明朝为了应对后金的攻势，也一直在进行各种军事部署和反击。
耿如杞的军队曾经奉命驻守在辽东的一些重要城池，比如抚顺。然而，在一次关键的战役中，耿如杞的部队遭到了后金军队的猛烈攻击。具体的原因有很多说法，但核心在于他的指挥失误和部队的准备不足。
情报的缺失与误判： 在战前，对于后金军队的动向和兵力，耿如杞方面的情报可能出现了严重偏差。战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是军事行动中最致命的弱点之一。
战术的僵化与低效： 面对后金军队灵活机动的战术，耿如杞的部队可能采取了比较传统的、缺乏应变能力的战术。比如，在不利地形被包围，或者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下强行作战。
军队的士气和训练： 明末的军队，由于长期欠饷、军纪败坏等问题，战斗力普遍不高。即使是精锐部队，在缺乏有效激励和严格训练的情况下，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而言之，耿如杞的兵溃，更像是一次由于多方面因素叠加导致的指挥官个人能力不足、情报失误、战术失当以及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综合性失败。这场失败让明朝在辽东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也暴露了当时明朝军事体系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
袁崇焕的崛起与他的“胡萝卜加大棒”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袁崇焕。袁崇焕真正的威名大振，是在他接手辽东防务之后。他以其强硬的姿态和独特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明朝在辽东的颓势，尤其是他提出的“五年复辽”的口号，曾一度振奋人心。
袁崇焕与耿如杞的时代，虽然有重叠，但更多的是后者失败的背景衬托了前者的崛起。袁崇焕是在经历了前线将领的频繁失败之后，被寄予厚望的。他吸取了许多前任的教训，并且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那么，袁崇焕的“瞎指挥”之说从何而来？这其实是历史评价中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主要集中在他后期的一些决策上。
宁远大捷的辉煌： 袁崇焕最出名的战绩是宁远大捷。在那场战役中，他凭借坚守城池、利用火器、加上当时后金军队的轻敌和指挥失误，成功击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这无疑是他军事才能的证明。
后来的战略调整： 然而，在宁远大捷之后，随着皇太极接替努尔哈赤，后金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水平都在不断提升。袁崇焕后来的战略，比如他主张主动出击、利用火器优势，在一些人看来是正确的，但也有人认为他过于冒进，或者在某些关键时刻没有采取最稳妥的策略。
“十年磨一剑”的争议： 有一种观点认为，袁崇焕在策略上倾向于保守和防御，希望“十年磨一剑”，积蓄力量。但也有人认为，他应该更积极主动地去消灭后金的有生力量。这种关于“守”与“攻”的辩论，贯穿了他的整个军事生涯。
关键时刻的判断失误： 比如在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中，后金绕过山海关，从蒙古草原进攻北京。袁崇焕奉命回师救援，但在某些环节的指挥上，确实有其争议之处，比如未能及时击溃围困北京的后金部队，以及对一些战机的把握不够精准。
耿如杞兵溃和袁崇焕瞎指挥的关系：
现在回到核心问题：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
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但有深刻的“背景关联”和“经验借鉴”关系。
1. 背景关联： 耿如杞的失败是明朝辽东战局早期糟糕状况的一个缩影。他的兵溃，以及之前其他将领的失败，共同构成了一个“前车之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失败，像袁崇焕这样的将领才有机会被推到前台，并被寄予厚望去改变局面。袁崇焕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前人失败的废墟之上的。
2. 经验借鉴： 理论上，袁崇焕作为一名指挥官，肯定会了解和学习之前战役的经验教训。他能否从耿如杞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是评价他能力的重要方面。比如，他吸取了那些指挥失误、情报缺失的教训，在自己的战略中尽量规避。
3. “瞎指挥”的评价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袁崇焕的“瞎指挥”之说，很多是事后诸葛亮的评价，而且很多评价还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比如他最后被崇祯皇帝冤杀）。将袁崇焕的某些争议性决策直接等同于耿如杞那种明显能力不足、准备不周的兵溃，是有些不公平的。袁崇焕的许多决策，即使在当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在复杂的战场形势下，或者受到政治干扰，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更详细地分析：
时间点不同： 耿如杞的失败发生在他活跃的年代，而袁崇焕真正成为辽东的擎天柱是在稍晚的时期。虽然他们都在辽东战场上活动过，但耿如杞兵溃的直接原因很难说是由袁崇焕的“指挥”造成的，因为那时袁崇焕还没有达到那种能影响整个辽东战局的地位。
性质不同： 耿如杞的兵溃，更多的是 “低水平的失误”，是由于缺乏应有的军事素质和准备。而对袁崇焕“瞎指挥”的指责，更多的是对他在“高水平博弈中的某些战略判断和战术执行”的质疑。比如，崇祯皇帝认为他拥兵自重、救援北京不力，导致京畿失陷，这就是一种“指挥不力”的指责，但其性质与耿如杞的兵溃是不同的。
历史评价的演变：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对袁崇焕的评价也越来越趋于客观。许多学者认为，袁崇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策略，如坚守宁远、收复锦州、招抚降将等，都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取得的成就。而对他“瞎指挥”的批评，更多地集中在一些他与崇祯皇帝的沟通不畅、以及在关键时刻的战术执行上。
总结一下：
耿如杞的兵溃，是一个发生在袁崇焕崛起之前的，明朝辽东战场上低水平指挥失误的典型案例。它的发生，表明了明朝军事体制和部分将领的不足。
而对袁崇焕的“瞎指挥”的评价，则更多地出现在他成为辽东主导者之后，是对其高难度战略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点的讨论，其中很多评价与政治因素纠缠不清。
所以，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导致性的关系。耿如杞兵溃的原因是其自身指挥能力和军队状况，而不是袁崇焕的“瞎指挥”。但是，耿如杞的失败为袁崇焕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背景和教训，让人们更加渴望出现一个能扭转乾坤的领导者，而袁崇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寄予厚望并试图吸取前人的教训来施展自己的抱负的。
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耿如杞就像是学校里的一个差生，他的失败是由于学习方法不对、基础不牢。而袁崇焕则是一位努力学习的优等生，尽管他在某些难题上可能也有解题思路不完美的时候，但他的整体水平和努力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失败，更多地暴露了教育体系的某些问题，而后者则是在这个体系下努力探索出路的代表。
网友意见
这个事情，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还真不好说跟袁崇焕没有关系……
首先，山西总兵张鸿功和山西巡抚耿如杞所带的是两批人，所以十二月那些都不用看。按兵部十一月初一的调令（明档472号），对宣府、大同、山西三个总兵是同时发出勤王令的，宣府总兵是侯世禄，大同总兵是满桂，这两人在十一月十二日之前就到了蓟镇，山西镇虽然稍远，也绝没有迟到十二月的道理。按《明档》476号，兵部在十一月初十即已表示“山西宣大援兵已将到蓟”。又按《后督师纪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大同五千以战亡……侯世禄五千……溃无一人……张鸿功五千劫良乡，鸟兽散。”可见山西兵马在十一月底前就溃散了。另外也可以参考《明档》501号，兵部十二月初六责成侯世禄戴罪立功的行稿中也提到“张鸿功业已削职戴罪”，说明张鸿功兵溃肯定是十一月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兵部非要把山西兵先调通州，明日又调昌平，后日又调良乡？这三个地方离得不是一般地远，兵部脑子有病吗？还真不是，这个显然是跟袁崇焕把蓟州的援兵一一调回来有关。本来按兵部的意思，满桂、侯世禄、尤世威全都是调到蓟州防御的，结果袁崇焕说辽兵足够守蓟州，让侯世禄去通州防御，这是十一月十一日或者十二日左右的事（参见明档478号，600号。当然，后来因为通州也不开城门，所以侯世禄不得不跑到了顺义，跟满桂合兵一处去了）。那么，既然有了侯世禄守通州，张鸿功就不用再去了，所以兵部临时决定把山西兵改调昌平。
然而，到了十二日晚上，袁崇焕又给北京发了一封塘报，这封塘报虽然不见正文，但《长编》记载了崇祯对此的回复，所以很容易判断其内容。显然，袁崇焕决定把刘策派回密云，把尤世威派回昌平，把满桂派回北京。这样一来，昌平也有人守了，张鸿功又不用去了，所以兵部又临时决定把他转派良乡（同时决定把满桂派到顺义）。这大概就是十三号的事情，就在这天，后金“潜越蓟州”，大大打乱了明军的部属，整个北方一片混乱。袁崇焕不敢迎敌，绕着圈子向南跑到河西务去“绕出敌前”，满桂和侯世禄莫名其妙地同时跑到顺义，不久又接到兵部指示去北京防守，而同时又遇到后金一支分部的突击，一片溃乱。张鸿功部三日三调，沿途抢掠，最终溃散良乡。事情的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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