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大盛的谶纬如何影响政治？何时步向衰落？
东汉大盛时，谶纬之学盛行，对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谶纬如何影响政治？
1. 政治合法性的支撑与危机：
早期： 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乐于借助谶纬来巩固政权。刘邦时期，就曾出现“王者必出”的谶语，为自己称王提供合法性。汉朝建立后，更是通过“白石出，黄石现”等谶纬，将自己的统治与“五德终始”学说联系起来，强调汉朝是火德，取代了金德的秦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正统性。这种“符命”思想，使得皇帝的权力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成为统治的坚实基础。
中期（大盛时期）： 到了东汉，尤其是在光武帝时期，谶纬的运用达到了顶峰。光武帝本人就曾依靠“吕氏家符”等谶纬，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混乱中脱颖而出，建立东汉。他对谶纬的重视，使得许多官员和士人也积极钻研和运用谶纬来表达政治观点，揣摩上意。这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受命于天”的论证，也为臣子进谏、劝诫皇帝提供了“天意”的依据。例如，当出现灾异时，官员可以通过解读谶纬，将其与朝政联系起来，向皇帝提出建议，例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这种话，虽然有其道理，但对皇帝来说，更容易被视为“逆鳞”，从而引发政治斗争。
晚期： 随着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专权，谶纬反而成为某些派别攻击政敌、争夺权力的工具。例如，一些宦官或外戚集团会利用某些谶纬来证明自己一方的合法性，或者贬低对方。而另一些士大夫则可能通过谶纬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甚至暗示某种变革的到来。这种“假借天意”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的动荡。
2. 政治决策的参照与干扰：
政策制定： 许多政策的出台，都会受到谶纬的“启示”。例如，一些年号的更改、封禅仪式的举行、对外政策的判断，有时都会参照谶纬的解释。这使得政治决策变得扑朔迷离，常常难以区分是基于现实考量，还是受制于某些虚无缥缈的“天意”。
人事任免： 官员的任免，有时也会受到谶纬的影响。一旦某个官员被认为“有异兆”，或者与某种不祥的谶纬联系起来，就可能面临被排挤或罢黜的风险。反之，若能与某种吉祥的谶纬“匹配”，则可能得到重用。这种对“天意”的过度解读，极大地扭曲了正常的选官制度。
3. 社会动员与思想控制：
愚民政策： 统治者乐于利用谶纬来笼络人心，稳定社会秩序。通过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思想，一方面让普通民众对皇帝产生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也能够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例如灾荒、瘟疫等，将其归咎于“天意”或“德行”不足，而非政治失误，从而减轻社会矛盾。
知识分子的归属： 谶纬之学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学说，需要一定的学识才能解读。因此，钻研谶纬成为许多士大夫重要的学术活动。能够熟练运用谶纬，也成为他们获得政治声望和影响力的途径。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到“谶纬政治”的体系之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受到其影响。
4. 政治斗争的工具：
党争的温床： 谶纬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使得其成为政治斗争的绝佳工具。不同的政治派别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同一谶纬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攻击对手，为自己辩护。这种“阴谋论”式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加剧了朝堂的倾轧。
揭露与批判： 尽管常被用于政治斗争，但有时谶纬也能被用来揭露和批判朝廷的腐败。例如，一些正直的官员可能通过解读某些关于“奸臣当道”的谶纬，来含蓄地表达对朝政的不满，并引发对某些官员的弹劾。
二、何时步向衰落？
东汉末年，尤其是随着外戚和宦官政治的恶化，谶纬之学逐渐步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政治斗争的滥用与失信：
“假传万卷书”： 随着谶纬被越来越频繁地用于政治斗争，其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庞杂、矛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肆意编造、篡改谶纬，使得谶纬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当人们发现“天意”可以随心所欲地被解读和利用时，对谶纬的信任度自然就会降低。
失灵的预言： 许多谶纬的预言并没有应验，或者被后来的历史事实所推翻。例如，一些关于“圣人出世”、“大一统”的谶纬，在实际的政治动荡中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稳定。这种“失灵”的预言，削弱了人们对谶纬的信仰。
2. 学术思潮的转变：
经学的发展： 随着东汉后期经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本身的深入解读，以及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谶纬的虚浮，对更具理性、逻辑的学术思想的需求逐渐增长。
理性主义的兴起： 尽管东汉时期整体上是谶纬盛行，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如郑玄等，虽然也研究谶纬，但更注重对儒家经典的严谨考据和义理阐释。他们的学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学术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佛教的传入： 佛教在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其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观念，与中国传统的谶纬思想有着一定的区别，但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原有的思想格局产生了冲击。
3. 社会现实的残酷：
黄巾起义与天下大乱：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社会陷入大乱。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靠谶纬来预测吉凶、指导政治显得苍白无力。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乱世中生存，而不是去解读那些虚无缥缈的“天意”。
军阀割据： 随着中央权威的崩溃，天下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各路诸侯更多依靠的是军事实力和政治手段来争夺权力，谶纬已经无法再左右他们的决策。
4. 士人集团的自省与转向：
对伪饰的厌倦： 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一些有良知的士人对朝廷的虚伪、对政治的操弄感到厌倦。他们开始反思谶纬在政治中的负面作用，希望能够回归到更务实、更注重实际效果的政治哲学。
对清谈的批判：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兴起，虽然也涉及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但相比于东汉末年直接干预政治的谶纬，其形式和影响有所不同。而且，清谈的出现，也一定程度上是对东汉末年政治的某种反拨，认为传统的“君权神授”和“政治谶纬”已经失去了效力。
总而言之， 东汉大盛时期，谶纬作为一种连接“天意”与“人世”的工具，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的合法性确立、决策制定、社会动员和政治斗争。它既是政治的润滑剂，又是政治的腐蚀剂。然而，当政治斗争的滥用、学术思潮的演变以及社会现实的残酷叠加在一起时，谶纬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权威性逐渐丧失，最终走向衰落，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新的空间。
一、谶纬如何影响政治？
1. 政治合法性的支撑与危机：
早期： 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乐于借助谶纬来巩固政权。刘邦时期，就曾出现“王者必出”的谶语，为自己称王提供合法性。汉朝建立后，更是通过“白石出，黄石现”等谶纬，将自己的统治与“五德终始”学说联系起来，强调汉朝是火德，取代了金德的秦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正统性。这种“符命”思想，使得皇帝的权力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成为统治的坚实基础。
中期（大盛时期）： 到了东汉，尤其是在光武帝时期，谶纬的运用达到了顶峰。光武帝本人就曾依靠“吕氏家符”等谶纬，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混乱中脱颖而出，建立东汉。他对谶纬的重视，使得许多官员和士人也积极钻研和运用谶纬来表达政治观点，揣摩上意。这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受命于天”的论证，也为臣子进谏、劝诫皇帝提供了“天意”的依据。例如，当出现灾异时，官员可以通过解读谶纬，将其与朝政联系起来，向皇帝提出建议，例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这种话，虽然有其道理，但对皇帝来说，更容易被视为“逆鳞”，从而引发政治斗争。
晚期： 随着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专权，谶纬反而成为某些派别攻击政敌、争夺权力的工具。例如，一些宦官或外戚集团会利用某些谶纬来证明自己一方的合法性，或者贬低对方。而另一些士大夫则可能通过谶纬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甚至暗示某种变革的到来。这种“假借天意”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的动荡。
2. 政治决策的参照与干扰：
政策制定： 许多政策的出台，都会受到谶纬的“启示”。例如，一些年号的更改、封禅仪式的举行、对外政策的判断，有时都会参照谶纬的解释。这使得政治决策变得扑朔迷离，常常难以区分是基于现实考量，还是受制于某些虚无缥缈的“天意”。
人事任免： 官员的任免，有时也会受到谶纬的影响。一旦某个官员被认为“有异兆”，或者与某种不祥的谶纬联系起来，就可能面临被排挤或罢黜的风险。反之，若能与某种吉祥的谶纬“匹配”，则可能得到重用。这种对“天意”的过度解读，极大地扭曲了正常的选官制度。
3. 社会动员与思想控制：
愚民政策： 统治者乐于利用谶纬来笼络人心，稳定社会秩序。通过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思想，一方面让普通民众对皇帝产生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也能够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例如灾荒、瘟疫等，将其归咎于“天意”或“德行”不足，而非政治失误，从而减轻社会矛盾。
知识分子的归属： 谶纬之学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学说，需要一定的学识才能解读。因此，钻研谶纬成为许多士大夫重要的学术活动。能够熟练运用谶纬，也成为他们获得政治声望和影响力的途径。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到“谶纬政治”的体系之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受到其影响。
4. 政治斗争的工具：
党争的温床： 谶纬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使得其成为政治斗争的绝佳工具。不同的政治派别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同一谶纬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攻击对手，为自己辩护。这种“阴谋论”式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加剧了朝堂的倾轧。
揭露与批判： 尽管常被用于政治斗争，但有时谶纬也能被用来揭露和批判朝廷的腐败。例如，一些正直的官员可能通过解读某些关于“奸臣当道”的谶纬，来含蓄地表达对朝政的不满，并引发对某些官员的弹劾。
二、何时步向衰落？
东汉末年，尤其是随着外戚和宦官政治的恶化，谶纬之学逐渐步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政治斗争的滥用与失信：
“假传万卷书”： 随着谶纬被越来越频繁地用于政治斗争，其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庞杂、矛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肆意编造、篡改谶纬，使得谶纬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当人们发现“天意”可以随心所欲地被解读和利用时，对谶纬的信任度自然就会降低。
失灵的预言： 许多谶纬的预言并没有应验，或者被后来的历史事实所推翻。例如，一些关于“圣人出世”、“大一统”的谶纬，在实际的政治动荡中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稳定。这种“失灵”的预言，削弱了人们对谶纬的信仰。
2. 学术思潮的转变：
经学的发展： 随着东汉后期经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本身的深入解读，以及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谶纬的虚浮，对更具理性、逻辑的学术思想的需求逐渐增长。
理性主义的兴起： 尽管东汉时期整体上是谶纬盛行，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如郑玄等，虽然也研究谶纬，但更注重对儒家经典的严谨考据和义理阐释。他们的学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学术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佛教的传入： 佛教在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其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观念，与中国传统的谶纬思想有着一定的区别，但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原有的思想格局产生了冲击。
3. 社会现实的残酷：
黄巾起义与天下大乱：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社会陷入大乱。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靠谶纬来预测吉凶、指导政治显得苍白无力。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乱世中生存，而不是去解读那些虚无缥缈的“天意”。
军阀割据： 随着中央权威的崩溃，天下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各路诸侯更多依靠的是军事实力和政治手段来争夺权力，谶纬已经无法再左右他们的决策。
4. 士人集团的自省与转向：
对伪饰的厌倦： 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一些有良知的士人对朝廷的虚伪、对政治的操弄感到厌倦。他们开始反思谶纬在政治中的负面作用，希望能够回归到更务实、更注重实际效果的政治哲学。
对清谈的批判：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兴起，虽然也涉及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但相比于东汉末年直接干预政治的谶纬，其形式和影响有所不同。而且，清谈的出现，也一定程度上是对东汉末年政治的某种反拨，认为传统的“君权神授”和“政治谶纬”已经失去了效力。
总而言之， 东汉大盛时期，谶纬作为一种连接“天意”与“人世”的工具，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的合法性确立、决策制定、社会动员和政治斗争。它既是政治的润滑剂，又是政治的腐蚀剂。然而，当政治斗争的滥用、学术思潮的演变以及社会现实的残酷叠加在一起时，谶纬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权威性逐渐丧失，最终走向衰落，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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