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宝年间,全国的兵加在一起大概是88万;北宋最高峰时,国内士兵约120万;明朝实行卫所制度后,也有大约120~150万左右的军队。
以上所说的都是正规军。所以,在中国古代的主要王朝中,百万士兵基本上是标配,但一个国家能供养的士兵基本上也就是百万到头了。
之所以百万就是个极限,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养一个真正的兵还是相当费钱的。所以,养到百万就已经是极限了。而且,为了国家的治安考虑,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兵都从驻地抽调开,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百万大军”只是表面上的百万,他们不可能被投入到同一场战争中。
当然,中国古代倒也是真有百万大军作战的例子——比如隋炀帝征高句丽时就投入了120万大军。但是隋朝的这120万大军,并不是把全国的正规军凑到一起,而是在河北等地以隋朝的正规军为骨干,征发壮丁等组成一支120万的大军。这样既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组织作战,同时也避免了抽调其他地区的部队造成当地的防卫空虚。
再以长平之战为例,在战争的后半段,秦王在向河东地区的郡县发出动员的通知后,迅速有几十万的士兵加入到了秦军之中。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百姓本来就在这个地区生活,接到通知后迅速找到附近的部队归建,扩军速度自然也快。
这种做法是一个惯例。前几年中国在南海危机中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样的。当时很多退役的官兵和预备役士兵都已经接到了归建通知,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短时间内迅速扩充,这也成为了中国在南海对抗美国的底气。
而在乱世里,百万大军就毫不稀奇了。这是因为乱世的社会财富急剧减少,但因此而活不下去的穷人更多,这时候你只要能给他们一口饱饭吃,就能拉起一支队伍。虽然这队伍的战斗力不一定强,但名义上还算是你手下的“兵”。比如明朝末年农民战争中,三五十万的大军并不罕见,左良玉更是“拥兵百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军阀会给土匪等封官许愿,将他们的部队算进自己的队伍中,这样也可以有百万大军——比如在解放战争后,虽然国民党正规军已经基本被消灭殆尽,但是蒋介石给国内各地的土匪都封了少将司令之类的官,你把这些土匪凑到一起,几十万人也是有的。
如果你要问能不能在一场战役里投入百万大军,这个除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等少数几次外,基本上没人干过。以古代的生产力而言,百万大军除了吓唬人,一点卵用都没有。这是因为古代的运输能力有限,军队的人数一旦超过一个限度,人数越多越是累赘。在几十万大军的作战中,敌人根本不需要直接对军队发动打击,截断粮道、水道就能让对手不战自乱。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比如在官渡之战中,曹操烧了粮仓后,袁绍大军迅速崩溃;在土木堡之战中,蒙古人截断水道,五十万大军不战自溃。真正的名将,反而不会盲目追求士兵的数量,够用就行了。
从国家动员体制来说,古代拉出百万大军历朝历代都问题不大。但是数字上了数十万规模的一般都是对外番的战争,大军的主要工作不是作战,而是——殖民。
具体战例就不细说了,因为懒得翻史料。就拿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来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包括汉地十八省之一的广西,城市中的汉族一般占比非常高,祖先来源除了少数客家人外,大部分都是当地驻军。
换句话说,这样的对外征伐,对付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要么就是驻军为城,开始繁衍。要么就是屠城之后占城而居,一两代人之后原来的民族在城里连影子都没有了。然后这部分人再生育几代人继续推进。
至于中原地区所谓的百万大军,一般只是虚指,指的是一个军事集团的动员兵员的总数,战斗分散进行,基本各自为战。一次战斗几十万人那种,展开面要达到几十个县的规模,这个可以参考淮海战役。
当然能了,百万大军又不是拉到一块拼一波结束了,而是上百公里几个省规模的对峙、调动,拿楚汉争霸来说,刘邦割据在广武山上,依靠秦朝的粮仓屯兵,而项羽也被迫在旁边屯兵对峙,后面又有彭越等人在梁地和东楚闹腾,整场战争波及到的范围很大,西边的战线是荥阳,东方到了南京,北方到达幽燕,南方到达江西,一两百万平方公里的规模,数百座城池,上千上万的城堡需要去占据,这时候需要动员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
隋炀帝灭陈时出动了三四十万军队,这些军队大部分是过去控制局面的,上千个城镇需要驻兵,确认统治权。比如建康、徐州这类的重镇,哪个都要驻扎起码四五万人,作为军事枢纽,镇压周围几千平公的土地。
明太祖征服云南直接动员了30多个卫所,15万人搬家过去了。这些人水陆并进,也不会像电影里那样一堆一堆的走一条路,而是一股一股的带着大堆粮食,一过路,就是几个县的规模。
还原一下古代打仗,基本就是从各地征兵,比如从山东打北京,就现传檄山东各地,要求各镇兵马来济南周边汇合,聚集了主力以后,让青岛兵打天津,即墨兵打保定,曲阜兵打石家庄,一个省的规模十几万人从各路平推过去,元帅坐在衡水,天天派出使者跑几十公里来回,传令,问张三到哪了,李四到哪了。
北京这边肯定也是各地征兵,再各地派发,因为太多部队聚集在一个地方没有意义,浪费粮食转运的功夫,古代基本不聚太多兵,聚太多兵,超过这个地方能提供的粮食极限了,就需要破坏民生,需要抓丁去从别的地方运粮,是很蛋疼的。
古代东西方在理论上,都能拉出百万大军,但有一个充分条件之一,就是有足够的动员时间。
如果皇帝下诏书,命令打X势力,要出动50万军队,看上去的确没问题!但是,皇帝不可能今天命令动员50万军队,明天这50万军队就整装待发了。
毕竟集结军队要很长时间,那需要多长时间呢?两汉时期,全国动员集结30万军队,是“一年尚未集合”,也就是大约需要1年时间。
(注)汉书王莽传:莽将严尤谏曰......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
理论上,各项条件实现,都能拉出百万大军,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条件在古代,几乎很难全部实现。光动员时间长,就能让军队集中时间产生了多变性,以至于“兵先至者聚居暴露”。
还有其它条件,比如壮丁前往目的地时,沿途逃亡、疾病、饥饿,都会导致大量减员,以至于抵达目的地的实际兵力数字,与原先的计划数字相比,而大为缩小。
所以仅仅以动员时间长短来看,中国历史上,但凡匆忙开始,又两三个月匆忙就结束的战事,却记载数十万,乃至百万数量的军队,都可以认定存在巨大的兵力水分。
因此下面就从动员时间来切入,剖析彭城之战、昆阳之战、淝水之战的兵力数字水分。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彭城之战,刘邦有56万大军,似乎已成定论,殊不知刘邦出发时,才“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而这数字同样出自《史记黥布列传》。
(注)史记黥布列传:项籍死......上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於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
项羽死后,刘邦平定功劳时,嘲讽随何是腐儒,随何进行回击,当初4月彭城兵败,当月刘邦派随何带20人去策反英布,结果任务成功,完爆刘邦带领的步兵50000人,骑兵5000。
可见,刘邦动员时间才1个月,出发时才55000人,56万大军是号称,然后刘邦又在1个月里,从陕西出发,强行军1100多公里,到江苏彭城。
(注)汉书高帝纪:二月癸未(5号),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
前205年2月5号,刘邦设立汉社稷,并宣布在关中动员士兵。
(注)汉书高帝纪: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至脩武......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前205年3月,刘邦从陕西古临晋,渡过黄河,魏王豹投降;然后到河内,俘虏殷王卬;再到洛阳,为义帝发丧3日,并再次宣布动员,征调关中壮丁(雍、塞、翟为三秦),以及三河壮丁(河东、河南、河内)。
(注)汉书高帝纪:夏四月......羽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王拜越为魏相国,令定梁也。汉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羽闻之,令其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至萧、晨击汉军......汉王西过梁地,至虞......随何往说布,果使畔楚。
前205年4月,刘邦先到外黄,遇上彭越,并让他去梁地,然后抵达彭城,刘邦开庆功会,在齐地的项羽听说后,率领3万人,也强行军闪击彭城,刘邦惨败,逃亡虞地,派随何,即功劳完爆“步卒五万人,骑五千”的那位,去策反英布。
(注)汉书高帝纪: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
前205年5月,刘邦抵达荥阳,而刘邦在2月动员的关中(长安)士兵,经过1000多里路程姗姗来迟,在5月抵达荥阳,还大多数为老弱。捋一捋时间表:
可见刘邦动员时间,才约1个月时间,再1个多月强行军超1100公里,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即使沿途获得5国诸侯的军队,也只能是一小部分军队,当刘邦抵达彭城时,大量诸侯军队还落在后面。
刘邦军队真实数字大致就是,随何口中55000人+一小部分5国诸侯军队,56万大军不过是夸大10倍的号称。
刘秀的成名之战-昆阳之战,发生于公元23年,而王莽的兵力数字,历史爱好者耳熟能详的数字是42万人。其实捋一捋时间表,就知道水分很大,而且不少史料也明确记载了,王莽军队不到10万人。
(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三月,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莽闻阜、赐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几不得出。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
(注)汉书王莽传:四月,世祖与王常等别攻颍州,下昆阳、郾、定陵......遣大司空王邑驰伟至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六月(可能错误,疑为5月),邑与司徒寻发雒阳,欲室宛,道出颍川,过昆阳......严尤、陈茂与二公会,二公纵兵围昆阳。
结合《汉书》和《后汉书》,时间表整理如下:
昆阳(今叶县)距离洛阳不远,但时间表一列,就知道王莽出兵仓促。
全国范围内动员42万人,少说要花费1年时间,结果4月动员,5月从洛阳出发,路比较近,当月差不多在昆阳了,但这么急冲冲地出发,有考虑其它州郡的感受吗!
由于王莽军队才动员1个多月时间,其它州郡压根就没有到,就从洛阳出发了,所以昆阳城下有个屁的42万人,而《后汉书》直接记载“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最多10万人。
(注)东观汉记:诸将遽请上,上到,为陈相救之势。诸将素轻上,及迫急,上为画成败,皆从所言。二公兵已五六万到,遂环昆阳城作营,围之数重......
此外,《东观汉记》记载昆阳城下的王莽军队才“五六万”,说明实际兵力数字浮动很大。王莽军队5月抵达昆阳,6月初一就开始露出败像,9月王莽就被砍死了。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万大军,差不多有112万大军,可惜又是个动员仓促的军事行动,从开始动员到兵败淝水,最多110天。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秋,七月(7月),郭铨及冠军将军桓石虔败张崇于武当,掠二千户以归......秦王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八月,戊午(8月2日),坚遣阳平公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甲子(8月8日),坚发长安,戎卒六十馀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9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颍口......冬,十月(10月),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
(注)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八年春二月癸未(24日),黄雾四塞......八月,苻坚帅众渡淮,遣征讨都督谢石、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距之......冬十月,苻坚弟融陷寿春。乙亥(10月20日),诸将及苻坚战于肥水,大破之,俘斩数万计,获坚舆辇及云母车。十一月庚申,诏卫将军谢安劳旋师于金城。壬子(11月27日),立陈留王世子灵诞为陈留王。十二月庚午(12月15日),以寇难初平,大赦。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癸酉(10月18日),克之,执平虏将军徐元喜等。融以其参军河南郭褒为淮南太守......十一月(11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人趣洛涧......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丁亥(11月2日),谢石等归建康,得秦乐工,能习旧声......乙未(11月10日),以张天锡为散骑常侍,朱序为琅邪内史。秦王坚收集离散,比至洛阳,众十馀万,百官、仪物,军容粗备......十二月(12月),秦王坚至长安,哭阳平公融而后入,谥曰哀公。
112万大军是个诏书上的账面数字,而结合《晋书》和《资治通鉴》,时间表整理如下:
(备注1):《晋书》和《资治通鉴》的一些时间记载并不一致。《资治通鉴》记载苻融攻克寿春,是在10月18日,而《晋书》记载2天后的10月20日,谢玄便在淝水击败了苻坚。
(备注2):可同样在《资治通鉴》里,洛涧之战和淝水之战都发生在11月,而11月2日,谢玄就回归建康,显然说明《资治通鉴》的时间记载违反逻辑,所以问题多半出在《资治通鉴》上。
苻坚在7月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命令10丁抽1人,但前秦核心领土,包括幽州、冀州、凉州、益州等州,差不多200万平方公里,因此光诏令传达到各个地方,就要几个月时间。
在诏令传达后,地方郡县政府就要按照10丁抽1人的比例,挨家挨户地抽调壮丁。而与抽调壮丁同时进行的,还有征集粮草、准备衣物、辎重车辆等等,这些事情又需要几个月时间。
幽冀二州的先头部队从7月下诏,经过数十天时间动员行军,9月就抵达彭城。而最远的幽州距离彭城近2000里,说明幽州壮丁还没动员完毕,就仓促出发了,这人数是非常少了。其余凉州、巴蜀的情况也差不多。
而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人的前秦先锋25万人,从7月下诏,到8月2日就出发,肯定是让集结完毕的军队率先走水路出发,而后续军队还在集结中。
9月,苻融等人从水路抵达与淮河交汇的颍口。但调集先锋25万人所需要的约万艘船,需要大量时间,可以参考一下解放军27军在渡江战役,花费1个多月,征集数万军队所需800多艘船只的情况:
因此8月2日,所谓苻融25万先锋在出发时,不但是后续军队在集结,连船只也在征集中。此外,颖水也并不宽阔,这约万艘船要是在颖水上航行,其船队长度至少连绵几百公里。
所以前秦先锋25万军队的情况就是,当苻融的先头部队在10月围攻寿春时,中间部队还在淮河、颍口、颖水不断水路跟进,后续部队却还在等待上船。由于颖水狭窄,又很容易引发水路堵塞。
苻坚就尴尬了,9月他统率后续大军抵达项城时,引发水路堵塞,军队只能停滞不前。但这哥们在10月听闻苻融攻克寿春,就“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八千,兼道就融于寿阳”,把大军抛在项城,只率领8000轻骑兵,改走陆路,强行军600里,赶到寿春。
10月20日,前秦就兵败淝水,所以前秦112万大军的兵力水分,总结如下:
所以前秦在淝水主战场,寿春-淝水附近的军队+壮丁,估计总人数不会超过20万人。
其实诸如足够的动员时间等,一些客观条件要得到满足,理论上是能够拉出数十万,乃至百万大军的,但在历史上的残酷现实是,这些客观条件很难得到满足。
古代统治者往往等不及1年左右的时间,通常是这个月下诏动员,下个月或下下个月,军队就出发了,例如彭城之战,昆阳之战,淝水之战,都是这种匆忙出兵,匆忙结束的情况,这就导致实际兵力数字,与战前诏书上的计划数字相比,大为缩水。
再举一个生动的例子,五代十国的后唐末年,契丹南下,李从珂10月下诏北方全国动员,假定后唐约1000万人口,差不多210万户,按照7户出1兵的标准,就是30万军队。
(注)资治通鉴卷280:(936年)冬,十月,壬戌,诏大括天下将吏及民间马,又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陈州刺史郎万金教以战陈,用张延朗之谋也。凡得马二千馀匹,征夫五千人,实无益于用,而民间大扰。
可此时后唐已接近崩溃,到11月,1个多月时间才聚集5000人,马2000匹,不到李从珂计划数字的2%,还闹得“民间大扰”。
所以在不考虑政府执行力、士兵逃亡、疾病、饥饿的情况下,光动员时间就能分辨古代数十万大军,或百万大军是否存在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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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找到一个农夫。给你一根棍子。头上安一个铁尖。之后会往前戳。
你得到了一个枪兵。
对中国古代史上的军队人数,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辨析,如战国时期各国动辄出动几十万大军,这些兵力是同时包括了战兵和作为辅兵的壮丁,甚至是民夫。
如果用这种兵力计算法则,那么淮海战役时我军投入的兵力就并非只有野战军六十万了,而是必须把543万“支前民工”也就是战地民夫全算进去,那就是整整六百万大军,对面那众叛亲离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八十万敌军,又焉能不败呢?
春秋时期,各国交锋出动兵力尚且有限,吴军攻破楚都,兵力不过三万。秦国出兵援楚,也只用了兵车五百乘也就是37500兵马。而此后吴王夫差在艾陵之战大破十万齐军,竟基本摧毁了齐国这个百年强国的世袭贵族阶层,促成了“田氏代齐”。
到了战国时期,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长久分裂,货币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统治精英集团、形成了自己民族意识的真正国家,才能在相互兼并战争中,动辄出兵数十万(战兵+辅兵+民夫),将全国十分之一以上的成年人口投入一场战争,打出类似近代工业化国家的残酷总体战。
商鞅变法后,整个秦国就是一个只有耕战二字的战争机器,举国上下所有官民,群起一致的人生目标,就只有打仗、种地,而种地也是为了支援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战争。其余各国为了在这残酷的大争之世存活下来,同样各自进行了适应时代的变法,将自己国家体制转变为不同程度的古典军国主义体制。
古典军国主义体制是真正意义的“全民皆兵”。每个成丁男子(15岁-60岁)都要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并按国家征发命令,定期去服兵役,都是所谓的“预备役军人”,随时可以变为正规军战士,一旦进入战时状态,举国“三丁抽一”甚至“二丁抽一”组成大军,成年妇女和未成年儿童也立刻动员起来去接替国内生产。
战争时,战兵和辅兵更不像后世区别得那么严格,辅兵甚至民夫在战事紧急时,一样拿了武器就要作战。成年妇女也随时要动员起来,担运后勤甚至守城。当然,战国七雄的动员力看似强大,还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战役都是“内线作战”,而非后世王朝那种长途远征。
比如长平之战最关键时,秦昭襄王嬴稷直接就把河内郡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就地动员,直接就作为一只援军,去阻击赵国的援军,断其粮道了。
【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又比如李信蒙恬二十万大军攻楚,原为楚国公子的秦相昌平君起兵反秦,断绝秦军后路,致使秦军被楚将项燕杀得惨败。而就在几年之前,秦将桓齮领十万大军攻赵,被赵将李牧大败。
然而,经历了两场损失合计近三十万人的惨败后,秦王嬴政下令举国“空甲士”,又迅速动员一只六十万人的大军,由王翦率领,大破项燕的四十万楚军,攻灭楚国。
王翦伐楚这六十万大军,当然是战兵和辅兵的总和,但也是随时可以变成货真价实的六十万军队,只有所有成年男子常年接受正规军事训练的军国主义国家,才能随时化民为兵,这是后世那些搞募兵制的王朝,如宋朝和明朝后期所不可想象的。
同时,正因为战国七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绝非后世的袁绍袁术、王世充窦建德、陈友谅张士诚那种割据一时,连一次决战失败都扛不住的军阀政权可比。因此,指望和后世的内战那样,一方占优势、决战胜利则一鼓而下,一战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所以,战国时期打仗,首要目的还不在于攻城略地,而在于屠军,只要把一国的青壮年男丁都屠光了大半,自然该国的国力就削弱了大半,所以众多战国名将才会有动辄斩首几十万的辉煌战绩。
长平之战,赵军战死五万,被坑杀四十万,全军覆没,死的人肯定是正兵、辅兵和随军民夫也一起计算。白起堂堂“人屠”难道还会那么慈悲,只杀战兵不杀民夫?他的战争目的不在区区长平,就在于将赵国所有青壮年男子在内的潜力动员兵力,去尽可能削弱。
后世王朝也有类似的例子,以西夏北宋战争中著名的永乐城之战为例,西夏方面称,斩杀二十万宋军,大胜特胜,而宋朝方面则坚持,只损失了一万二千多士兵,小败而已。其实双方都不过是玩“辅兵和民夫算不算士兵”的文字游戏。
真实事实是什么情况呢,战前宋军有战兵+仆从蕃军7万,民夫16万人,战后按其主帅奏报「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
也就是说,城是丢给西夏人了,宋朝士兵战死了1.23万,伤者另计,至于宋朝丢下不管的那十多万筑城民夫,宋朝方面可以不把他们算自己军队的损失,西夏人当然老实不客气地要计入自己的歼敌斩获数里。
正因为后世封建王朝尤其是王朝后期的动员力组织力,完全没法和战国时这样的古典军国主义国家相比,因此后世许多文人,才会觉得战国时的兵力数据匪夷所思,便简单认为是司马迁在《史记》夸大其词。
当然,如赤壁之战,曹操军号称“八十万”,就纯粹是曹操在书信里用来恫吓孙权的话,并非其实际兵力,而只是所谓宣传用的“号称兵力”。司马迁同时亦写明了鸿门宴时,刘邦军实际兵力十万,号称二十万;项羽所率诸侯联军实际兵力四十万,号称一百万,这些数据自然不会有大的误差。
明初开国时,持续的几十年战乱许多地方杀成白地,需要朱元璋去强制跨省移民大迁徙,和鼓励人口生产,总人口数量远远不及明末。
可那时候明帝国政权如旭日初生,组织动员力强大,所以朱元璋、徐达、冯胜、傅友德、朱棣们,谁不是统带几十万大军挥斥方遒?
而到了明末,国家体制病入膏肓,动员力组织力已经十分低下了,所以举倾国之力也只能在萨尔浒之战动员不足十万战兵,松锦大战也只有十三万人马。
再看看对面的敌手满清,根据现代史家发现的满清档案,萨尔浒之战时,以满洲八旗为主的八旗总男丁只有七万左右(后金天命六年数据,6.9万人),其丁口和大明比不过百分之一 。
到了山海关一片石大战时,因为持续几十年战争的损失,真满洲男丁只剩5万,加不足3万编入八旗的蒙古男丁,剩下26万多,都是历次战争中陆续俘虏、征服、归顺的汉八旗男丁。其八旗总男丁才区区34万。
然而,因为刚兴起时的满清政权,采取的正是类似于战国七雄的“全民举族皆兵”的古典军国体制,组织力和动员力异常强大。因此当萨尔浒大战和松锦大战,他们举族极限动员,和同样倾举国之力动用精锐的大明朝比,兵力上居然可以不落下风。
萨尔浒之战,面对8.7万明军精锐、以及朝鲜军1.3万、叶赫军1万,总计十一万大军的联合征剿,在亡国灭族边缘下,后金举国总动员。因此总共还不到七万男丁的满洲八旗,竟能让努尔哈赤极限动员出超过5万的军队和2万随军民夫,妇女老人小孩无不上阵支援后勤,最后成功歼灭四路明军中的三路,取得一场斩俘明军四万多人的奇迹大胜。
当然,后金政权能做到这个地步,也是因为他们是纯内线作战,动员到投入战斗的时间相对较短。
松锦大战时,皇太极通过“三丁抽一”,维持一只十万人左右的常备军队,和洪承畴部13万明军持久抗衡,终于再获一场歼灭明军过半的大胜。
一片石大战,总共才34万男丁的满清,由多尔衮“三丁抽一”组织了十万多大军,大破李自成的闯军,更入关分路突进,一年时间就平李闯,克南京,征服占领了近亿人口的明朝大半疆土。
而满清这些兵力数据,都是距离今天很近,各种史料互证,无数专家学者考证,挤掉水分的。所以,看了满清这种距今不过三百年的现成例子,还有人还会对两千多年前战国七雄的动员力和兵力有疑问么?
这个问题谁来邀请一下泪痕大湿?
为什么每次遇见这种技术性的问题他就缩起来了?
说正经的。
西方不是只有几千几万人的,你难道连古罗马都忘记了么?
古希腊动员力要差一些,这是因为人口和动员体制的原因。
但古罗马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你太低估了。
至于我国,以前咱家答过一个:
如果你说百万军队呢,特别是一场战争里发动一百万军队,恐怕就算在我国的文献中,是不太多见的。
但是,如果说是动员了百万人,或者接近百万这个数量级的话,其实现成有一个:
元丰四年(1081)的五路伐夏
这次作战分为三个作战方向,五条作战线,发动了百万级的人力,会攻兴、灵二州,将双方的战线全面前推,意图夺取西夏在黄河以南的立足点。
我们看看这五路的动员情况:
第一路麟府路
主将:王中正
出动人力:兵六万人+民夫六万人(实际动员十一万)
第二路鄜延路
主将:种谔
出动人力:鄜延路兵五万四千+畿内七将兵三万九千=九万三千
第三路泾原路
主将:刘昌祚
出动人力:泾原路兵五万人
第四路环庆路
主将:高遵裕
出动人力:番汉步骑八万七千+民夫九万五千
第五路熙河路
主将:李宪
出动人力:熙秦七将兵+吐蕃番兵三万=十万
合计:6+11+9.3+5+8.7+9.5+10=59.5万人
这只是直接上战场的人力,还有大量没有上战场的人力资源没有统计在内,青唐吐蕃动员了十三万人也参与了这次作战,也没有全部计算在内。
因此,说这次作战动员了百万级的人力资源是不算太夸张的。
当然,在古典时代,发动如此规模的人力资源,最后的结局,一定会因为后勤问题而导致军事灾难的。
这是肯定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二更:
有同志问作战的具体结果,那就大致按记得的过程简要描述下,没有翻文献,有错的话请大家提出来。
第一路
麟府路王中正
王公公缺乏远征经验,准备的口粮只有四十天,自渡过无定河到达夏州之后,一直受口粮匮乏困扰,他抵达夏州之前,民夫两天左右就逃亡了两千人。最后不得不回军就粮,退出战斗。
这一路根本没有任何谈得上的作战,就是一路吃过去,又一路吃回来。由于口粮匮乏,还发生了吃人的现象。
第二路
鄜延路种谔
种以九万三千人自绥德出米脂,破西夏军主力八万人,后收复石州、银州。由于缺乏口粮,后勤不继,又前进八日抵达盐州旧城。此时遭遇大雪,口粮断绝,畿内七将兵中军官带队南逃,引发军队骚乱,最终不得不退兵。由于遭遇冻饿,军队损失很重,入塞者只有三万多人。
第三路
泾原路刘昌祚
见下路
第四路
环庆路高遵裕
高部发动了十八万两千多人,并节制泾原路刘昌祚的五万人。他从庆州出发,他经白马川进至西夏清远军。在这里得到情报,西夏军主力已调去葫芦河和夏州方向,与宋军主力第一路与第二路(合计约三十万人)对抗,横山和灵州都非常空虚。有人献计,以轻兵疾进,大军后继,闪击灵州。但高没有听这个意见,还是大致按原定作战计划行动。
高部出兵后,环庆路刘昌祚也出兵。由于这次出动声势很大,西夏方面对宋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他们发动了黄河以南的兵力,前往葫芦河和夏州方向抵御宋军进攻。刘昌祚在葫芦河击败了西夏军主力一部,之后飞奔至灵州,甚至比高部还快。但他们所带的口粮已经消耗完毕,是靠沿路捡西夏军烧弃的口粮和仓库中的存粮,才勉强支持的。
在灵州外,高刘二人发生矛盾,高欲夺刘之功,刘屡次避让,高都不依不饶。宋军围城十八日,缺乏攻城器械,无法登城。西夏军掘开黄河堤坝水淹宋军营地,在外围切断了后勤线,迫使宋军放弃围困撤军。
撤退行动中,由于降雪、缺乏口粮,这两路冻饿战死者,约十万人。
第五路
熙河路李宪
李公公率十万番汉兵马,在西使新城击败西夏军两万余人,在汝遮谷又败西夏军数万人,一路凯歌进兵至天都山,败西夏名将星多哩鼎,烧了西夏行宫和内府库。但还不待进一步发展攻势,就得到环庆泾原两军从灵州溃退的消息,于是退兵回兰州。这一路损失最小,战果最大。
总体来看,这次作战的战略构想很庞大,战役组织极度复杂,因为诸路要渡过数百里沙漠,对后勤组织工作的挑战也非常大。最终压垮整个攻势的,不是作战,而是后勤无法保障。
虽然战前做了一些估计,也有一定的准备,但从战争发展局势来看,所做的准备是很不充足的。
这是北宋最重要的后勤灾难,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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